Talazoparib Tosylate

编者按：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分会（ASCO GU 2025）年会于当地时间2月13日~1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展示了该领域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诊疗策略。其中，南京鼓楼医院郭宏骞教授团队多项临床研究成果入选，涉及nccRCC、肾脏小肿瘤、mHSPC、UTUC、膀胱癌等领域。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特邀南京鼓楼医院邱雪峰教授、张顺教授、刘光香教授、孙逸凡教授和郑曦博士分享相关内容。 01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本次大会公布了多项研究进展，您最感兴趣的是哪些？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在2025年ASCO GU大会的首日议程中，公布了多项前列腺癌领域的重要临床研究进展。我的亚专科方向是前列腺癌，也特别注意到TALAPRO-2研究最新公布的总生存（OS）数据。尽管既往的PROpel研究、MAGNITUDE研究已经表明联合治疗可为HRR突变的mCRPC患者带来获益，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而TALAPRO-2研究不仅延续了PARP抑制剂联合方案的PFS优势，更在OS这一金标准终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对于未来PARP抑制剂应用于mCRPC的一线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也会与同道共同学习，并进行相关探索。 刘光香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在旧金山举行的ASCO GU年会。本次大会的日程丰富多彩，就肾癌领域的研究成果而言，虽未出现全新的突破性进展，但两项重要研究的最终结果已正式公布。其一为COSMIC-313研究，该研究采用卡博替尼、纳武利尤单抗以及伊匹木单抗联合用药的方案，随访三年数据同样巩固了其在晚期肾癌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另一项是CheckMate-9ER研究，最终结果显示，60个月PFS率为13.6%（对照组为3.6%），中位OS达到46.5个月（对照组为35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卡博替尼与纳武利尤单抗联合用药的疗效更为明显，且未发现新的不良反应。 孙逸凡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我此次参与ASCO GU会议，主要聚焦于泌尿肿瘤微创治疗领域。我的投稿内容也与肾肿瘤的射频消融相关。多项研究表明，对于肾脏小肿瘤及高危、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或高龄患者而言，射频消融能够带来获益，且不增加手术风险。 在前列腺癌的微创治疗方面，我亦颇为关注，涵盖腹腔镜手术、冷冻消融、射频消融及激光治疗等多种手段。我认为，对于高龄及基础状况欠佳的患者，这些微创治疗方法已成为治疗趋势之一，能为其带来更多获益。 郑曦 博士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此次参与ASCO GU盛会，我怀揣着学习态度，期待与诸位共同深入探讨泌尿肿瘤的最新进展。本次会议呈现了诸多重磅研究成果，鉴于我尚未确定具体的亚专科方向，因此对前列腺癌、膀胱癌、肾癌三大瘤种均抱有浓厚兴趣。在大会首日的前列腺癌研究中，我尤为关注PSMA（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诊断还是治疗领域，PSMA已成为当前临床试验的热点，我深信它将成为未来前列腺癌诊疗的一片蓝海。此外，大会第二日的膀胱癌研究与第三日的肾癌研究，同样发布了引人注目的大型研究成果。我将持续深入学习这些内容，并期待与各位同道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02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我们南京鼓楼医院研究团队的多项研究也入选大会进行展示。首先，请问邱雪峰教授，对于伴HRR突变的mHSPC患者，临床过程中应如何选择治疗方案？能否请您分享下PROact研究的背景及进展？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在PROact研究设计之初，我们充分考虑了PARP抑制剂的应用背景，当时他拉唑帕利等PARP抑制剂生存数据尚未公布。而今天，ASCO GU大会公布了TALAPRO-2研究最新OS数据，引发了我们对该问题更深入的思考。 我想从两个方面回应上述问题。其一，关于mHSPC的应用方案。PARP抑制剂在mHSPC领域无疑有着广阔的前景，但目前PROact研究作为一项单臂、前瞻性、2期临床试验，仍属初步探索阶段。该研究主要针对初诊伴有至少一个HRR基因突变的mHSPC患者，给予阿比特龙联合奥拉帕利治疗，剂量与单药治疗保持一致。从当前结果来看，患者的耐受性良好，且13位患者可监测病灶的客观缓解率（ORR）达84%，总体效果令人满意。然而，这仅是初步成果，并非对照及三期研究。未来，奥拉帕利在mHSPC中的应用潜力还需对照、3期的大型研究进一步验证。 其二，关于mCRPC的应用方案。PARP抑制剂真正融入前列腺癌精准医疗始于五年之前，自2020年PROfound研究揭示PARP抑制剂可改善伴HRR突变mHSPC、mCRPC患者获益以来，前列腺癌的靶向精准治疗时代正式开启。这项研究也引发了我们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思考与探索，末线治疗能否推进至前线？为此，近年来开展了三项大型研究——PROpel、TALAPRO-2和MAGNITUDE研究，旨在探讨PARP抑制剂联合方案前线治疗mCRPC患者的获益情况。随着TALAPRO-2研究最终OS数据的公布，综合三项研究结果发现伴有HRR突变的患者是主要获益人群，而无HRR突变的患者获益相对有限。因此，预计在未来，伴有HRR突变、尤其是BRCA突变的mCRPC患者将从PARP抑制剂一线治疗中获益更多。 综上所述，无论是mHSPC还是mCRPC领域，PARP抑制剂都展现出巨大的治疗潜力。特别是在伴有HRR突变的患者中，其疗效尤为显著。这为我们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和策略。 03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请问张顺教授，目前UTUC的治疗困境是什么？您在大会中分享的靶免联合治疗方案能够为患者带来怎么的疗效？ 张顺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众所周知，尿路上皮癌分为上尿路和下尿路两部分，其中下尿路主要指膀胱癌，而上尿路则包括肾盂癌和输尿管癌（简称UTUC）。尽管UTUC与膀胱癌同属尿路上皮癌范畴，但两者在分子水平、解剖结构及临床治疗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目前，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术是UTUC的标准手术治疗方案，然而对于高危UTUC患者而言，仅依靠手术往往难以实现肿瘤的彻底控制，术后两年内复发概率高达约40%。 在术后辅助治疗方面，既往的一项3期临床研究探讨了铂类化疗在T2-T4 N0-N3 UTUC高危患者中的疗效。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主动监测，术后使用铂类化疗能够显著提高患者DFS，3年DFS和5年DFS分别提高了21%和17%，且化疗组的远端转移和死亡风险更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并未观察到OS的统计学差异。此外，由于部分UTUC患者需切除肾脏病灶，肾功能常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许多患者因肾功能问题错失了术后使用铂类化疗的机会。 另一方面，CheckMate 274研究评估了纳武利尤单抗对比安慰剂在根治术后高复发风险MIBC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纳武利尤单抗在DFS和OS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改善。本届ASCO GU年会也报道了相关OS分析数据，包括全体人群及亚组分析结果。基于其疗效表现，纳武利尤单抗已获得我国及欧美多个国家的适应症批准。 然而，对于UTUC患者而言，我们发现免疫治疗相较于安慰剂并未表现出显著优势。鉴于UTUC术后辅助治疗面临的困境，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思考与探索。自2021年6月维迪西妥单抗在中国上市以来，它成为了首款获批用于尿路上皮癌适应症的国产ADC。在本次会议中，我们团队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探讨了维迪西妥单抗联合特瑞普利单抗在UTUC术后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初期研究正值维迪西妥单抗获批，因而主要集中在晚期病例；随着药物价格的下降以及RC48-C014研究的开展，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因此，我们团队考虑将这一组合用于高危且HER2高表达人群的术后辅助治疗。在与患者充分沟通并取得共识后，我们采用8个周期维迪西妥单抗联合26个周期免疫治疗的方案。从2022年至2024年，我们共收集了12名接受该方案治疗的患者数据。同时，24位高危高表达患者因各种原因未接受任何辅助治疗。通过一年的随访观察，我们发现使用靶免联合治疗组的12个月DFS高达91%，而单纯随访组仅62.5%。这一结果初步表明，维迪西妥单抗联合特瑞普利单抗在UTUC术后辅助治疗中前景广阔。关于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总体而言，3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相对较低，且相关毒性均在预期范围内，未出现新的不良反应。 通过这一小型回顾性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维迪西妥单抗在HER2高表达的UTUC患者中的短期疗效明显，但仍需进一步的长期随访；其二，该治疗方案的安全性可接受，为更广泛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未来，我们期待能够联合更多中心或与厂家合作，开展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研究（RCT），以进一步证实该靶免组合在UTUC术后辅助治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04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请刘光香教授分享下团队在肾癌领域，如nccRCC的研究进展？ 刘光香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本届ASCO GU大会共展示了229篇关于肾癌的研究摘要。其中，非透明细胞肾细胞癌（nccRCC）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18项研究入选，我们团队的研究也有幸被纳入其中。之所以选择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主要是源于nccRCC的恶性程度较高、异质性较大、预后普遍较差等特点；特别是对于高危患者而言，术后复发和转移的风险更为显著。 当前，大多数肾癌研究集中于透明细胞肾细胞癌（ccRCC）上，而nccRCC的治疗策略往往借鉴自ccRCC的研究成果，其具体疗效尚处于探索阶段。由郭宏骞教授牵头的这项研究，探索了nccRCC术后辅助治疗的疗效，通过靶免联合治疗对于高危患者的疗效。 目前，ccRCC的一线治疗主要以靶向和免疫治疗为主，而辅助治疗的阳性结果相对有限，KEYNOTE 564研究是少数显示免疫单药治疗阳性效果的研究。在nccRCC领域，有研究表明晚期患者可能从联合免疫治疗中获益更多。我们也期望将晚期治疗方案前移至术后辅助阶段，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从目前的数据分析来看，这一治疗策略已经取得一定疗效，并且未发现复发与转移现象。 05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请问孙逸凡教授，临床实践中肾脏小肿瘤的处理方式多样，您如何看待其中的射频消融的价值？在该领域，您及团队取得了哪些进展？ 孙逸凡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肾脏小肿瘤的微创治疗方式涵盖传统肾部分切除、射频消融、冷冻消融等。目前而言，肾部分切除仍为最常用的手术方法。然而，对于高龄或伴有严重基础疾病、并发症，以及难以耐受全麻插管风险的患者，射频消融在一定条件下或可提供良好预后。 我们团队在郭宏骞教授指导下，率先开展了国内的射频消融工作。自2008年起，我们从肾肿瘤单极射频消融针入手，逐步革新技术，并与影像科、病理科医生紧密合作。至2019年，我们采用了双极射频消融治疗，并采用B超与CT双定位模式，相较于传统B超单定位，增强了病灶精准定位能力，使3 cm内的肾小肿瘤在10~15分钟内即可实现完全消融毁损；经过3~5年随访，发现这些患者的预后与传统肾脏部分切除术相比，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此外，我们现已逐渐采用局部麻醉进行射频消融，发现既往无法接受射频消融的患者在此状态下亦能耐受。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无法接受全身麻醉的特殊患者，尤其是高龄患者，射频消融在肾小肿瘤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 06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请问郑曦博士，您及团队在膀胱癌领域取得了进展？基于这些成果，未来可对哪些方向进行进一步探索？ 郑曦 博士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关于我们团队在尿路上皮癌领域的临床研究，此前张顺教授已有所介绍。本次投稿内容聚焦于膀胱肿瘤发生与发展的基础机制研究。膀胱肿瘤在中国男性中的发病率较高，且复发率与恶性程度均较高。通常将膀胱癌分为NMIBC与MIBC；而对于不同分期分级、不同遗传背景下的膀胱癌而言，目前并无有效的生物标志物（相对而言，前列腺癌可借助PSA等指标来指导诊疗与监测）。 在郭宏骞主任的带领下，南京鼓楼医院团队与德国沃尔姆斯应用技术大学团队携手合作，旨在通过CRISPR-cas9文库与软琼脂克隆形成实验，深入探索不同遗传背景下膀胱肿瘤发生的关键基因。我们的研究努力已获得ASCO GU的认可，这不仅肯定了我们的研究价值，也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动力。 未来，我们计划进一步拓展研究，通过鼠膀胱构建的动物器官体外培养模型进行分析，并在动物体内筛选不同遗传背景下的分级分期肿瘤的关键基因。通过深入探索这些基因的作用机制，我们期望能够建立一套类似于PSA用于前列腺癌的、对膀胱癌具有临床意义的生物标志物评价与筛选体系，从而为膀胱癌的精准诊疗提供有力的支持。 邱雪峰教授总结 感谢大会及肿瘤瞭望的邀请，使我们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研究成果。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团队具有其独特性，尽管身为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团队，但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无论是临床工作还是科研，均集中在泌尿肿瘤领域。我专注于前列腺癌的研究，刘光香主任则专攻肾癌与肾移植方向，张顺主任则致力于前列腺癌与尿路上皮癌的探索。两位年轻医师虽尚未明确亚专科方向，但未来必将各自精专。 这种以肿瘤亚专科为主导的方向，既契合三级医院的诊疗要求，又便于我们深入开展各类临床科研工作。参与ASCO GU等国际会议，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还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学习。多年来，我从单纯参会听取报告，到如今我们团队的多项研究入选，甚至与国际医生展开交流合作，这一过程彰显了我们的国际视野与学术影响力。 我个人及我们团队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与目标：未来，我们期望能够开展足以改写国际指南的研究，并站在国际学术的巅峰舞台，展示源自中国和中国人群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对我们团队长期努力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泌尿外科学术贡献的国际肯定。 郭宏骞 教授 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行政主任 南京大学泌尿外科学研究所所长 主任医师、南京大学教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 擅长：复杂泌尿生殖系统肿瘤、肾移植、微创泌尿外科的诊治，尤其是泌尿系统肿瘤的精准微创手术治疗，带领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完成机器人手术总量高达13000例余，年手术量稳居全国第一，个人手术量连续五年全球第一。以通讯作者身份在Mol Cell、Nat Commun、J Hematol Oncol、Cancer Res、J Urol、J Nucl Med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篇论著。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获省市级医学奖项10项。 担任：江苏省泌尿外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江苏省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泌尿外科疾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机器人外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委员等。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南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医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 美国UCSF及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后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南京市青年人才工程培养对象 江苏省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工作秘书 张顺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转化协作组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青年委员 擅长泌尿系统肿瘤化疗、免疫、靶向治疗及全程规范化管理 负责泌尿外科40余项临床试验研究 熟悉各类国际前沿新药最新进展 刘光香 教授 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医疗组长 主要方向：肾肿瘤、肾移植 江苏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肾移植委员 江苏省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移植免疫学组委员 机器人外科学杂志、泌尿外科杂志（电子版）编委 发表论文25篇，其中SCI论文15篇，主持与参与多项国家及省市级课题项目 孙逸凡 教授 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 郑曦 博士 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 （来源：《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编辑部）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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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分会（ASCO GU 2025）年会已经于美国旧金山举行，这场全球瞩目的学术盛会汇聚了顶尖肿瘤学者，共同探索泌尿肿瘤领域的前沿突破与未来方向。在ASCO GU大会现场，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特邀邱雪峰教授和Darren Poon教授就转移性前列腺癌的精准治疗进展展开了精彩讨论，包括PARP抑制剂及其联合治疗的疗效，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ARPI）经治后的选择，以及放射配体治疗等方面。 01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目前，中国有超过一半的新诊断前列腺癌患者已处于晚期阶段。基于您的临床经验，您认为当前最紧迫的诊断和治疗挑战是什么？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如您提到的，在中国，新确诊的前列腺癌患者中，有超过50%已经发展到局部晚期或晚期。这一比例相较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要高得多，主要原因是中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PSA筛查计划。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是如何向老年男性推荐PSA检测，尤其是那些已经出现明显症状的患者，由于缺乏筛查意识，许多人并未接受常规检查。其次，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如上海和北京，PSA筛查的推广仍处于探索阶段。如果能在这些城市进一步评估筛查的有效性，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将有助于提高前列腺癌的早期发现率和干预效果。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s you mentioned, more than 50% of newly diagnosed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 present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advanced disease. This is actually quite high compared to Wester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the lack of a nationwide PSA screening program in China. In clinical practice, we face two major challenges. The first is recommending PSA testing for older men who exhibit significant symptoms, as many are not routinely screened. The second challenge is implementing PSA screening programs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ities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 where we can assess its effectiveness. Expanding such initiatives could help improve early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上下滑动查看 02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在前列腺癌治疗领域，精准医学已逐步得到应用。基于相关数据和您的临床经验，您如何为中国的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患者制定精准治疗方案？ Darren Poon 教授 中国香港养和医院综合肿瘤中心 我认为精准医学在前列腺癌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已经了解到，部分患者携带可靶向治疗的突变，例如BRCA1、BRCA2等HRR基因突变，这使得他们有机会从PARP抑制剂治疗中获益。此外，尽管比例较低（<5%），仍有部分患者表现出微卫星不稳定性（MSI），这可能使他们受益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在香港，我们开展了组织活检和液体活检研究，数据显示约36%的患者携带HRR突变，其中9.9%的患者携带BRCA1或BRCA2突变。我们已在东亚地区发表相关研究，并证明这一亚型患者可从PARP抑制剂治疗中获得显著获益。 此外，基因检测不仅影响治疗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家族遗传学意义。部分患者不仅存在体细胞突变，还可能携带胚系突变，这对其家属的癌症风险评估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在临床上会向这些患者提供遗传咨询，以帮助其家人进行癌症风险评估，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Thank you. I appreciate your questions. I believe precision medicin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managing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We now understand tha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patients may harbor actionable mutations, such as BRCA1, BRCA2, or HRR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mutations, which can make them eligible for PARP inhibitors. Additionally, although they represent a smaller subset—likely less than 5% of cases—some patients exhibit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 which may allow them to benefit from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From our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we have conducted biopsy and liquid biopsy studies, revealing that approximately 36% of patients harbor HRR mutations, with 9.9% of them carrying BRCA1 or BRCA2 mutations. We have published and presented our data across East Asia, demonstrating that this subgroup of patients experienc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reatment decisions and benefits from the use of PARP inhibitors. Beyond the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one aspect that is often overlooked is the familial impact of these genetic findings. Some patients not only exhibit somatic mutations but may also have germline mutations, which carry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ir families. Identifying germline mutations allows us to offer genetic counseling, which is crucial, as it helps assess potential cancer risks among their offspring and relatives. This highlights the second key implication of genetic analysis: the importance of genetic counseling for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ensuring appropriate risk assessment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 上下滑动查看 03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邱教授，您在今年的ASCO GU大会上发布了PROACT研究，该研究对携带HRR突变的mHSPC患者有何临床启示？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PROact研究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我们入组了携带HRR突变的mHSPC患者，并采用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联合AR通路抑制剂阿比特龙进行治疗，以评估其安全性和疗效。 目前，我们的初步数据（基于30例患者）显示，客观缓解率（ORR）约为84%。然而，要全面评估其长期临床获益，仍需要更长期的随访数据。此外，该研究为单臂II期临床试验，尚未与单药治疗（如阿比特龙或恩扎卢胺）进行对照。因此，未来仍需开展III期临床试验，以确定该联合方案是否能显著优于单药治疗。 Thank you for this question. The PROact study is indeed a very interesting trial. We enrolled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hormone-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 (mHSPC) who had HRR mutations and treated them with a combination of the PARP inhibitor olaparib and the androgen receptor (AR) pathway inhibitor abirateron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is combination therapy. Our current data, based on 30 patients, indicate an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 of approximately 84%.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e still need to wait for long-term oncological outcome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benefits of this approach. Another key point to highlight is that this is a single-arm Phase II clinical trial, meaning that we do not yet have comparative data against monotherapies such as abiraterone or enzalutamide. Moving forward,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s will b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whether the combination offer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standard monotherapies in treating mHSPC patients with HRR mutations.  上下滑动查看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昨天的TALAPRO-2试验公布了最终的总生存期（OS）数据，其结果似乎与PROpel试验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基于这些数据，您认为HRR阴性的mCRPC患者是否能从PARP抑制剂+恩扎卢胺的联合治疗中获益？ I have a question for Dr. Poon. In yesterday's presentation, the TALAPRO-2 trial released its final overall survival (OS) data, which appears to differ from the OS data in the PROpel trial.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do you think patients without HRR mutations in the mCRPC population could benefit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PARP inhibitors and enzalutamide? Darren Poon 教授 中国香港养和医院综合肿瘤中心 是的，TALAPRO-2试验在ASCO GU大会上公布了最新数据，显示在意向治疗（ITT）人群中观察到一定的OS获益。然而，我仍然认为ARPI+PARP抑制剂联合治疗主要适用于HRR或BRCA1/2突变患者。 具体来看，HRR突变亚组的OS获益更显著，而在整体人群（ITT）中，该联合方案的获益较小。此外，该试验中40%的患者出现3级贫血，部分患者需要输血，这显著影响了生活质量。因此，在决定是否使用联合治疗时，我们需要仔细权衡疗效与不良反应。 对于存在BRCA1、BRCA2或HRR突变时，联合方案治疗mCRPC的获益更加明显，使这些患者成为联合治疗方案的优选人群。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推荐mCRPC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如果他们的HRR或BRCA1/2突变检测呈阳性，我会与他们讨论联合治疗的潜在获益，以指导最佳治疗决策。 Yes, the TALAPRO-2 study, which was presented on Day 1 of ASCO GU, provided updated data showing an overall survival (OS) benefit in the all-comer population. However, I still consider the combination of AR pathway inhibitors (ARPIs) with PARP inhibitors primarily for patients with HRR or BRCA1/2 mutations. If we look at the subgroup analysis, the OS benefit was significantly more pronounced in patients with BRCA1, BRCA2, or HRR mutations, whereas the benefit in the all-comer or intention-to-treat (ITT) population was less substantial. This i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cause combination therapy, particularly in the TALAPRO-2 trial, was associated with grade 3 anemia in some patients, requiring blood transfusion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act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we need to carefully balance the risks and benefits when considering combination therapy, especially in the overall ITT population. If the OS benefit is not highly significant, but the patients experience severe side effects, then the trade-off must be weighed carefully. For patients with BRCA1, BRCA2, or HRR mutations, the benefit of combination treatment in the mCRPC setting is much clearer, making them the ideal candidates for this approach. This is why I would always conduct genetic testing for my mCRPC patients. If they test positive for HRR or BRCA1/2 mutations, I would discuss with them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combination therapy to guide the best treatment decision. 上下滑动查看 04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 Darren Poon教授，对于进展至mCRPC的患者，NHA疗法有哪些临床价值？您在实践中如何平衡患者生存期与生活质量？ Darren Poon 教授 中国香港养和医院综合肿瘤中心 新一代雄激素受体抑制剂，如阿比特龙和恩扎卢胺，已成为mCRPC的标准治疗方案。然而，随着这些ARPI疗法逐步前移至mHSPC阶段，许多mCRPC患者在疾病早期已接受过这些药物。因此，我们需要针对不同患者群体采取个性化策略。 近年来，联合治疗策略逐渐受到关注。今年ASCO-GU会议上，至少两项随机对照试验探讨了联合治疗的优势：TALAPRO-2研究评估了恩扎卢胺联合他拉唑帕利的获益情况，而ENZA-p研究则探索了177Lu-PSMA联合恩扎卢胺的疗效。这两项研究均表明，联合治疗较单药治疗具有OS优势，但副作用（如贫血）需慎重考虑。因此，在选择治疗方案时，我们应综合考量疗效、毒性及患者生活质量，为mCRPC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治疗。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Next-generation hormonal agents, such as abiraterone and enzalutamide, have been the standard of care for mCRPC patient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Over time, these AR pathway inhibitors (ARPI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sed earlier in the treatment pathway, particularly in the mHSPC setting. As a result, many mCRPC patients have already been exposed to or have experience with these agents. However, there remains a subset of mCRPC patients who have not received prior ARPI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received upfront chemotherapy instead. In such cases, my approach is to introduce an ARPI at some point in their disease course, whether in the mHSPC or mCRPC setting. In the mCRPC setting, both abiraterone and enzalutamide have long been established as key treatment options. However, we are now witnessing a growing shift towar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t ASCO-GU this year, at least two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presented that evaluated combination approaches. The TALAPRO-2 study assessed the combination of enzalutamide and talazoparib, while the ENZA-p trial investigated the combination of lutetium-177 PSMA with enzalutamide. Both studies demonstrated overall survival benefits compared to enzalutamide monotherapy alone, highlighting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ombination strategies not only in mHSPC but also in mCRPC treatment paradigms. That said, we must carefully balance efficacy with toxicity and quality of life considerations. As previously discussed, in the TALAPRO-2 trial, the combination of talazoparib and enzalutamide resulted in 40% of patients requiring blood transfusion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air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we need to carefully weigh the benefits of combination therapy against the potential risks. When comparing different combin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those in the PROpel trial, we observe that the rate of anemia with olaparib plus abiraterone appears lower compared to talazoparib plus enzalutamide. This suggests that treatment selection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efficacy but also toxicity profiles to optimize both survival outcomes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mCRPC patients. 上下滑动查看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于在mHSPC阶段已经接受过阿比特龙或恩扎卢胺治疗的mCRPC患者，当他们进展到mCRPC时，您会推荐哪种治疗方案？ For mCRPC patients who have previously been treated with abiraterone or enzalutamide in the mHSPC setting, what treatment approach would you recommend when they progress to mCRPC? Darren Poon 教授 中国香港养和医院综合肿瘤中心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知道，阿比特龙、恩扎卢胺以及其他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ARPIs）如今已广泛应用于mHSPC阶段。当这些患者进展为mCRPC时，继续使用相同的ARPI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因此我通常会考虑其他替代方案。 首先需要检查基因突变情况。如果患者携带BRCA1、BRCA2或HRR突变等可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我会优先推荐PARP抑制剂，如奥拉帕利。如果未发现可靶向的突变，则需要考虑其他治疗策略。 一种主要的选择是化疗，如多西他赛（Docetaxel）或卡巴他赛（Cabazitaxel），它们仍然是mCRP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另一种重要的方法是进行PSMA PET-CT扫描，以评估患者是否适合177Lu PSMA放射配体治疗。根据VISION试验数据，相较于单纯更换ARPI，177Lu PSMA治疗可带来更好的生存获益。此外，PSMAfore试验的最新数据显示，对于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177Lu治疗可进一步改善生存结局。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我认为177Lu PSMA治疗正在成为mCRPC患者的重要选择，尤其是对于已经用尽ARPI治疗方案、寻求有效替代方案的患者。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s we know, abiraterone, enzalutamide, and other AR pathway inhibitors (ARPIs) are now commonly used earlier in the mHSPC setting. When these patients progress to mCRPC, continuing the same ARPIs may not be the best frontline option, so I usually consider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he first step is to check for genomic alterations. If the patient has actionable mutations, such as BRCA1, BRCA2, or HRR mutations,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PARP inhibitors like olaparib. If there are no actionable mutations, other treatment options need to be considered. One of the primary options is chemotherapy, such as docetaxel or cabazitaxel, which remains a standard treatment choice for mCRPC patients. Another important approach is to perform a PSMA PET-CT scan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patient is eligible for lutetium-177 PSMA radioligand therapy. Based on the VISION trial, we know that lutetium-177 PSMA therapy provides a survival benefit compared to simply switching to another ARPI. Additionally, recent data from the PSMAfore trial have shown that lutetium-177 treatment leads to better surviv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ho have not received prior chemotherapy. Given these findings, I believe that lutetium-177 PSMA therapy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reatment option for mCRPC patient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have exhausted ARPIs and are looking for effective alternatives. 上下滑动查看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我还有一个关于同一类患者的问题。如果基因检测发现患者携带HRR突变，如BRCA突变，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PARP抑制剂单药治疗，还是联合AR通路抑制剂的联合方案会更有益？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regarding the same patient group. If we conduct genetic testing and find that they have an HRR mutation, such as a BRCA mutation, should we offer them PARP inhibitor monotherapy, or would it be more beneficial to combine it with an AR pathway inhibitor? Darren Poon 教授 中国香港养和医院综合肿瘤中心 这主要取决于患者是否在mHSPC阶段已接受过ARPI治疗。 如果他们在mHSPC阶段已接受ARPI，情况就变得复杂了。目前针对mCRPC阶段PARP抑制剂联合ARPI的三项主要随机对照试验——PROpel、TALAPRO-2和MAGNITUDE，都开展于ARPI尚未广泛用于mHSPC阶段的时期。例如，在TALAPRO-2试验中，仅有约10%的患者在mHSPC阶段使用过ARPI。这就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对于已在mHSPC阶段接受ARPI治疗的mCRPC患者，PARP抑制剂联合ARPI是否仍然能够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目前我们尚无确切证据。 挑战在于，对于ARPI耐药的患者，如果换用另一种ARPI，ORR或PSA缓解比例仅约5%~10%，这表明如果患者已对ARPI耐药，简单更换另一种ARPI可能无效。真正的问题是：添加PARP抑制剂是否能增强ARPI在已耐药患者中的疗效？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没有确凿的数据支持这种治疗策略。因此，如果患者已经对ARPI进展，我不会推荐PARP抑制剂联合ARPI的治疗方案。 此外，疾病进展的时间点也至关重要。如果患者在ARPI治疗后短期内即进展，我绝对不会推荐PARP抑制剂联合ARPI治疗，因为获益的可能性极低。 It really depends on whether the patient has previously received ARPIs in the mHSPC setting. If they have already been treated with an ARPI during the mHSPC stage, the situation becomes more complex. The three majo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hat assessed PARP inhibitor combinations in mCRPC—PROpel, TALAPRO-2, and MAGNITUDE—were conducted in earlier years when most patients had not yet received ARPIs in the mHSPC setting. In TALAPRO-2, for instance, only around 10% of patients had prior exposure to an ARPI in the mHSPC stage. This raises a key uncertainty. We still do not have definitive evidence on whether combining a PARP inhibitor with an ARPI in mCRPC patients who have previously received ARPIs in mHSPC truly provides a meaningful survival benefit. The challenge is that when ARPI-refractory patients are switched to another ARPI, the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 or PSA response rate is only around 5-10%. This suggests that if a patient has already failed ARPI therapy, switching to another ARPI may not be helpful.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adding a PARP inhibitor could enhance ARPI response in patients who have already progressed on a prior ARPI. Unfortunately, we do not have conclusive data to support this approach. Personally, if a patient has already progressed on an ARPI, I would not offer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a PARP inhibitor. Additionally, the timing of disease progression matters. If the patient progresses very soon after the last ARPI exposure, I would definitely not recommend combining an ARPI with a PARP inhibitor, as the likelihood of benefit is low. 上下滑动查看 总结 邱雪峰教授和Darren Poon教授就转移性前列腺癌的精准医学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强调了PSA筛查、HRR和BRCA基因检测在精准治疗中的重要性，并探讨了联合治疗的潜在价值。尽管靶向治疗正在不断发展，但在优化患者预后时，疗效与毒性之间的平衡仍然至关重要。感谢两位专家的宝贵时间和专业见解，并期待未来关于前列腺癌治疗的进一步讨论和进展。 邱雪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南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医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 美国UCSF及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后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南京市青年人才工程培养对象 江苏省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工作秘书 Darren Poon (潘明骏) 教授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名誉临床副教授 中国香港养和医院和中国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临床肿瘤学名誉顾问 中国香港大学名誉临床副教授 中国香港养和医院综合肿瘤中心副主任 中国香港泌尿肿瘤学会（HKSUO）副会长 主要临床兴趣是泌尿生殖系统（GU）肿瘤。他是中国香港首位使用SBRT治疗前列腺癌的医生，也是亚太地区MRI引导前列腺癌放射治疗的领军人物。 他是2019年至今的晚期前列腺癌共识会议（APCCC）和2020年至今的亚太晚期前列腺癌共识会议（APAC-APCCC）专家小组成员之一。 他还是2024年和2025年ESMO ASIA大会GU分会科学委员会成员。 （来源：《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