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智康弘义王一维博士：转化医学助力创新，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2023-11-23

临床2期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报道在生物医药领域，创新药物的研发正在助推人类健康事业不断进步。2023年以来，中国创新药研发新秀——智康弘义在低调耕耘多年后，逐渐积累实力，迎来多项重要突破。该公司针对肿瘤、肾病的研发管线迅速推进，已全面迈入临床阶段；同时，该公司最近还与阿斯利康（AstraZeneca）达成了合作关系，共同针对晚期肝癌进行抗TIM-3单抗与抗PD-L1单抗联合研究。智康弘义成立于2017年底，由企业家贾祥波先生与科学家王一维博士联合创建。自成立以来，智康弘义一直致力于在肿瘤、肾病等领域开发高度差异化的“best-in-class/first-in-class”创新药物，以更好地满足全球病患的临床需求。凭借丰富的研发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出色的企业管理和商业理念，智康弘义在肿瘤靶点及通路、疾病机制等领域的研究应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肿瘤领域，该公司的研发管线涵盖了多个前沿靶点，为更加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肾病领域，该公司研发的全新ETA受体小分子拮抗剂已经进入2期临床研究阶段。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公司创始人、管理团队以及专业科研团队的共同付出和努力。今天，我们邀请到智康弘义联合创始人、执行副总裁王一维博士，请她分享公司如何通过转化医学开发创新药并造福病患。自2017年共同发起创办智康弘义以来，王一维博士一直领导该公司产品立项、临床前研究和转化医学研究。图片来源：智康弘义提供，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制作嘉宾简介：王一维博士具有深厚的“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复合背景，长期专注于肿瘤靶点及通路、疾病机制领域研究。王博士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在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获得了遗传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1]临床病理系工作多年，从事转化医学研究工作，主要致力于消化道肿瘤的疾病发生机制、肿瘤免疫及微环境等研究。她主持过多项美国自然基金，并发表了多篇前沿研究论文[2]，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成果阐述了肠炎导致结直肠癌的免疫发病机制，发表在《胃肠道学》（Gastroenterology）[3]上。药明康德内容团队：请您简单介绍下智康弘义的创立背景？王一维博士：在创立智康弘义之前，我在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临床病理系从事转化医学研究工作。虽然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充满了乐趣和挑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无法亲身参与新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试验，并最终造福患者的完整过程。此外，我发现很多有潜力的候选药物分子受限于种种因素，无法得到开发。这让我对创业并开发创新产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关注到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正发生巨大变化，通过行业资深科学家的介绍，我也有幸结识了贾祥波先生。彼时正值 “中国创新药元年”，我们坚信中国的创新药研发将在近年内实现飞速成长，参与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开始了创业历程，希望通过我们专业优势和商业经验的结合，致力于在中国研发创新药，造福全球病患。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智康弘义为何优先选择肿瘤、慢性肾脏病等领域作为研发重点？在这些领域，当前治疗方式还面临哪些关键挑战？智康弘义是如何通过创新药物研发和疗法改进，为病患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王一维博士：从我们自身的背景和经验来说，我的学术背景在肿瘤领域，而贾祥波先生则在肾病产品领域拥有相关的产业经验。而且，这两个领域都存在巨大的未竟临床需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以后，美国FDA对于肾病新药开发的指导原则发生改变，使开发难度大大降低，这也激发了行业对于肾病新药研发的热情。之后，很多肾病在研新药也在临床上取得积极结果。智康弘义的ETA受体小分子拮抗剂SC0062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开发的，该产品针对IgA肾病和糖尿病肾脏病的开发已进入2期临床阶段。在肿瘤治疗领域，耐药问题一直是一个关键的瓶颈。智康弘义自立项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挑战，通过防止、延缓耐药和克服耐药两大思路，开发下一代抗肿瘤疗法。针对抗PD-1抗体 PD-1抗体和靶向药的耐药问题，患者通常存在现有疗法无法解决的新的基因突变，我们的思路是延缓患者耐药的速度，同时提供耐药之后的新疗法。因此，智康弘义管线中布局了一系列创新药物，包括对EGFR-TKI EGFR-TKI等临床耐药的CD3/EGFR双抗在研产品、针对肿瘤免疫治疗靶点TIM-3的单抗在研产品、针对DNA损伤修复机制的小分子在研产品等等。此外，抗体偶联药物（ADC）能更加针对性杀伤肿瘤细胞，是克服化疗引起耐药问题的较好的解决方法。综合以上多种创新机制的抗肿瘤疗法，我们能够实现“鸡尾酒疗法”的思维治疗肿瘤，最终实现“治愈”肿瘤或使患者能够带瘤生存的愿景。肾病治疗的一大难点在于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这是一大类疾病的综合征。而针对该疾病的药物治疗方式也仍以缓解症状为主，比如延迟终末期肾病和主要并发症等。我认为，该领域的新药研发方向应聚焦于进一步研究疾病生物学机制，以便更准确地识别治疗目标，并开发出更有效的药物。同时，通过研究不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机制互补，尝试不同的组合疗法，多管齐下，则有望改善疾病治疗效果。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我们注意到，最近智康弘义与阿斯利康就抗TIM-3单抗联合治疗达成了研究合作。请问智康弘义的这款抗TIM-3单抗有何独特优势？王一维博士：今年9月，智康弘义与阿斯利康就抗TIM-3单抗BC3402联合抗PD-L1单抗度伐利尤单抗 PD-L1单抗度伐利尤单抗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签署合作协议，将开展该联合疗法的1b/2期临床研究。我们认为，BC3402是一款具有 “best-in-class”潜力的抗TIM-3单抗。它在临床前药效研究中显示能够与抗PD-L1单抗等形成良好的协同作用。我们期待这项联合疗法能进一步延长HCC患者的生存时间，并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事实上，在BC3402立项之初，全球范围内其实已经有7~8个同靶点产品进入临床，临床表现参差不齐，但也有个别的取得了不错的数据。然而，我们注意到已有的产品大多聚焦在抗体结合的亲和力方面，而没有在结合表位上进行深入探索。我们通过优选蛋白结合表位和免疫分型，成功使BC3402在低浓度下就能阻断CEACAM1与TIM-3蛋白的结合，从而较好地恢复T细胞功能。该产品也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数据，对我们前期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验证。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在创新药领域，开发“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新药很难，挑战很多。能否分享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及举例说明智康弘义是如何应对挑战的？王一维博士：在我看来，开发“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新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新路径，这往往取决于公司整体定位、自身能力和资源等。对于“first-in-class”新药，关键在于一家公司是否有能力针对一个全新靶点进行概念验证。在这方面，智康弘义会通过运用转化医学的思维，并结合前人的研发经验来完成这一过程。以我们正在开发的潜在“first-in-class”新一代靶向CDH3的ADC产品为例，我早先已经对CDH3靶点家族有深入的研究，同时海外大型医药公司也有针对该靶点的研究数据，但彼时尚无产品成功进入临床。随着偶联技术和有效载荷的研究创新，我意识到针对该靶点的立项时机到了，于是在2019年进行了立项，随后开展了一系列深度研究。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在中国和美国获批进入临床阶段。相比之下，开发“best-in-class”新药需要考虑不同的成败因素，就难度而言并不会降低。尽管已经有大量前期研究数据可以参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尤其对于未获full approval的靶点而言，公司仍然需要具备靶点验证、分子设计以及将其转化为临床数据优势的能力。同时开发过程中仍然存在风险，例如开发进度滞后、临床验证失败等。无论是开发“first-in-class”还是“best-in-class”新药，都需要公司具备相应的核心能力和资源，同时也需要团队拥有勇气、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我们坚持追求正确的目标。我们相信，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和坚持，才可以在挑战中找到机会，真正为造福病患创造价值。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在转化医学方面，您觉得有哪些新方法或新技术有望破解“魔咒”，为患者带去更多希望？王一维博士：在美国的医院、研究机构的病理系工作期间，我就开始了转化医学研究。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肿瘤患者的组织样本，通过研究发现一些潜在的靶点，并进一步通过基础研究来确认能否将这些靶点开发成新药分子或诊断产品，完成靶点确证性研究。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转化医学，即从临床问题出发，通过基础研究和多学科手段来进一步深入了解，从而确定该靶点能否开发为候选药物分子。在我看来，转化医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领域，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涵盖了结构学、生物学、药理学、蛋白工程学等跨学科的概念和技术。事实上，我们在这些领域已经有了一系列新技术，但为何转化医学仍然被视为新药开发的“魔咒”，我认为在于这些新的技术尚未完全融入在新药开发中。而这其实是阶段性和暂时性的，随着中国创新药研发越来越成为常态，必然会推动新药研发工作者去寻找更多的新方法和新技术。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您如何看待合作在新药研发中的作用？我们需要怎样的合作，以加速创新疗法问世？王一维博士：在我看来，合作无疑是加快创新疗法问世的必经之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抗肿瘤还是肾病治疗领域，联合疗法都已成为大势所趋。由于一家Biotech公司无法开发所有的靶点，因此合作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良好的合作应当是互惠互利的，我们应寻找在科学机制上能够互相契合的产品，并携手进行临床开发。这种合作对于加快双方的创新疗法问世都将大有助益。从新药研发的产业链分工角度来看，合作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举例而言，智康弘义作为一家初创公司，无法覆盖新药研发的所有流程和环节。而药明康德独特的“CRDMO”和“CTDMO”业务模式则能够快速补足我们在资源上的短板，极大降低了新药开发的门槛。我们与药明康德的紧密合作已经持续了6年，这种合作关系被我们视为是提高新药研发效率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我们合作的产品中，从PCC确立到推进临床，最快能控制在一年半之内，帮助我们大幅缩短了新药开发时间。如果没有药明康德这样的合作伙伴的紧密支持，我们一定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合作对于加快创新疗法问世具有重要意义。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您如何看待当前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趋势？创新机会在哪里？您对未来几年的预判是怎样的？王一维博士：近几年，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在创新方面已经取得了质的飞跃，并通过新产品开发填补了诸多临床需求。未来几年，我认为创新的门槛会进一步提高，新的入局者一定是带着更好的产品，或者此前未被攻坚的技术而来。创新无疑是一种冒险，同时它也是受科学驱动且有迹可循的事情。我想我们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而要去做一些真正有确切需求的“正确”的创新，并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前提下，顺应正确的创新趋势前行。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展望即将到来2024年，能否用一句话来描述下您的期待？王一维博士：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五年的中国医药行业，那就是“百花齐放”。在这个阶段，各种创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展示了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展望2024年及以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独树一帜”的产品诞生。这些产品不仅能深入满足中国广大患者的需求，更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为人类健康事业带来福音。附录：1：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始建于1921年，是世界最著名医疗机构之一，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整个医院系统拥有医生3000人，全院职工43000人。根据美国《新闻周刊》发布的“2020年世界最佳医院”（The World’s Best Hospitals 2020）榜单，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在全美综合医院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梅奥诊所，心内/心外科美国排名第一。2：王一维博士发表SCI学术论文10余篇，并在AACR, ASH, ASCO等国际顶尖专业学术会议上发布研究20余次。此外，2018年~2020年王博士曾担任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负责人，目前项目已结题。3：Gastroenterology. 2017 Jan;152(1):193-205.e10. doi: 10.1053/j.gastro.2016.09.004. Epub 2016 Sep 14.如果您对新分子类型药物研发进展感兴趣，扫描下方二维码，您将有机会获得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整理出品的《“迅猛新分子”白皮书》。白皮书内容囊括了新分子药物的全球研发趋势，以及全球超过50位新锐CEO的独家洞见。本文来自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欢迎个人转发至朋友圈，谢绝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以任何形式转载至其他平台。转载授权请在「医药观澜」微信公众号留言联系我们。其他合作需求，请联系wuxi_media@wuxiapptec.com。免责声明：药明康德内容团队专注介绍全球生物医药健康研究进展。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