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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写意20周年大会：中国医药创新未来之路！“意”同创新，穿越周期，赢取未来。7月中旬，苏州金鸡湖畔，让我们与“新药写意人”一起为中国医药创新“同写意”！ 屋漏逢夜雨，失败往往接二连三。 日前，在2024年欧洲血液学协会（EHA）会议上，吉利德公布的III期研究ENHANCE数据显示，Magrolimab的有效性不仅未被证明，而且可能对未经治疗的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带来不利影响。这也意味着，Magrolimab的研发之路或以失败告终。 吉利德和Magrolimab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20年3月。彼时，吉利德宣布将以49亿美元现金收购Forty Seven，重点将Forty Seven的拳头候选产品Magrolimab纳入麾下，以此加强自身免疫肿瘤学研发组合。 Magrolimab的初期表现不凡。 交易同年9月，FDA根据正在进行的Ib期研究的积极结果，授予Magrolimab突破性疗法资格。在2020年EHA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接受Magrolimab联合阿扎胞苷治疗的可评估患者中，有91%（n=33）达到客观缓解，其中42%达到完全缓解（CR）。 谁承想，让人叫苦不迭的反转总是戏剧性上演，吉利德成了漩涡中心的主角。 这已不是吉利得第一次豪赌失败，遭遇了一连串的霉运，它在过去五年花了400多亿美元，但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 大手笔的吉利德，似乎在用实际行动证明，钱果然不是万能的。 1 “黄金时代” 成立不过35年的时间，吉利德已经成为全球药企中最善于投资并购的公司之一。 110亿美元收购Pharmasset，119亿美元收购Kite Pharma，210亿美元收购Immunomedics，当吉利德有所看重，美元仅仅就是一个数字。 如此钟情于投资并购，这与公司创始人迈克尔·奥丹关系极大。 迈克尔·奥丹 奥丹虽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拥有化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但其在医药领域却并没有太多天赋。 读完博士，奥丹选择去哈佛读MBA，并在毕业后入职一家风投公司，干起了金融生意。在嗅到基因泰克刮起的Biotech东风后，奥丹果断地从风投公司辞职，并创立了一家只有6个人的小型实验室，这就是后来的吉利德。 创立初期的吉利德止不住地亏损，成立8年也没有一款产品上市，仅有一些合同研究项目获得收入，完全依靠奥丹的资本运作才能够获得运营资金。 创业之初，虽然吉利德是一家医药公司，奥丹却没有把精力投入到对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上，而是像一个CRO那样，每天专注于通过外包项目来获得收益。 幸运的是，在完成合同研究项目的过程中，吉利德积攒了一定的研发经验，并在1996年推出其第一款产品Vistide。然而，Vistide并未改变吉利德亏损的局面，各项支出依然远远大于营收。 好在，吉利德有一个善于资本运作的老板。1999年，吉利德以5.5亿美元的价格吞并NeXstar Pharmaceuticals，获得了AmBisome和DaunoXome两个脂质体产品。 当时，NeXstar Pharmaceuticals的营收是吉利德的三倍，而且5.5亿的价格也已经超过吉利德资产的一半以上，这堪称是一次“蛇吞象”的豪赌。 最终它成功了。收购第二年，吉利德的营收就达到1.69亿元美元，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通过这次并购，吉利德首次在医药市场站住了脚跟，也开启了“all in 病毒”的发展计划。 此后，吉利德很快在HIV领域取得突破。2001年，吉利德首个抗艾滋病药物替诺福韦酯获得FDA批准。而就在一年后，吉利德再次耗资4.64亿美元收购Triangle制药，并获得抑制剂药物emtricitabine。 以后来者眼光看，正是对于emtricitabine的收购，让吉利德在HIV领域迅速成为龙头企业。在2021年年报中，吉利德依然有60%的收入来自于HIV领域。 如果以时间段来划分吉利德的发展，那么可以清晰地将其分为4个部分：1987-1999年的碌碌无为、2000-2011年的专注病毒学、2012-2016年的HIV和HCV双主线发展、2017年至今的“拿捏”癌症。 吉利德切入HCV领域的契机，同样是来自于并购。2012年，吉利德耗资110亿美元收购Pharmasset，当时后者仅有82名员工，粗略地算，这相当于吉利德在每名员工身上花费了1.4亿美元。 尽管价格不菲，但吉利德收购Pharmasset这笔交易绝对是超值的。Pharmasset的核心产品是丙肝药物Sovaldi，在2014年上市后的前3个月，Sovaldi就创造了23亿美元的惊人数据，创下当时美国新药上市的销售纪录。 2020年初，吉利德发布年报，报告期内共盈利224.4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尤其是2019年第四季度净利润27亿美元，同比暴增900倍。这些成绩，Sovaldi都功不可没。 但由于效果太好，Sovaldi直接将丙肝患者治愈，患者数量持续减少，吉利德后续丙肝业务的收入反而不断下降。 即使如此，吉利德也凭借“丙肝神药”Sovaldi的成功，实现市值上的飞跃，由2012年初约207亿美元飙升至2015年底的1025亿美元，成为华尔街炙手可热的医药公司。 连续的并购成功让吉利德信心大增，为了进一步发展，吉利德在2017年高举高打多元化战略，开始重新进入之前所放弃的肿瘤业务，而入局的方式同样是其最擅长的“买买买”。 2017年，吉利德耗资119亿美元收购CAR-T巨头Kite，2020年耗资210亿美元拿下Immunomedics，仅这两项并购就高达329亿美元。 尽管Kite和Immunomedics分别是时下最热门的CAR-T疗法和ADC疗法的明星公司之一，但行业中依然存在着对吉利德收购溢价过高的质疑。不过，对吉利德而言，其通过并购这两家公司进入肿瘤赛道，确实一跃成为肿瘤明星企业。 2 再见，好运 药物研发本身就是漫漫长路，从最初寻求一种药治百病（吉利德曾寻求多功能的抗病毒药物），到现在发现每个基因族群都有其特性，药物设计必须更有针对性，透过基因定序寻找最恰当的病人。 药物研发的每个环节都有它的不可预测性，即使研发前端看起来数据亮眼，也不能保证能通过最后关卡，唯有实作才能给予最终答案。 药物发现是一项有风险的业务，在MNC寻求下一个重磅疗法的过程中，吉利德的收购开始经历不可避免地失败。它过去五年花了400多亿美元，但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管理层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发现癌症领域的重磅药品，然而这些收购交易无一实现这样的结果。 接二连三的失利，令该股的估值由此落到在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大盘股中垫底之列。 吉利德最大胆的举措，大概是在2020年斥资210亿美元收购的Immunomedics ，但现在看来，在乳腺癌药物Trodelvy的业绩未能达到预期后，该交易似乎也是失败之举。 该药被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共同研发的Enhertu抢去了风头。本月早些时候，在芝加哥举行的一场ASCO年会上，Enhertu的成果赢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起立鼓掌。 根据FactSet汇编的数据，近几个月，对Trodelvy的2024年销售额预期已从今年早些时候的22亿美元降至17亿美元。未来这个数字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下调。Baird的分析师写道，关于CD47血癌治疗药物Magrolimab的进一步数据看起来“同样平平无奇”。 2019年7月，吉利德与Galapagos宣布签署一项为期10年的全球研发合作协议。吉利德通过支付一笔39.5亿美元的预付款和一笔11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获得Galapagos一个创新的化合物组合，包括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6个分子、20多个临床前项目以及一个经验证的药物发现平台。 合作的开始往往是前途光明且充满信心的。 促成吉利德达成这项合作的原因是多重的。早在2015年，吉利德就与Galapagos曾达成总额高达2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由Galapagos发现的Filgotinib。Filgotinib是一种高度选择性JAK1抑制剂，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活动性类风湿性关节炎成人患者。 彼时，Filgotinib表现出的优异的临床数据，让吉利德对Filgotinib信心十足，甚至在2019年花费8000万美元从Ultragenyx购买了优先审评券（PRV）来加速FDA的审查。 但面对九死一生的新药研发，一切都是未知的。 进入2020年，吉利德与Galapagos的合作就像进入了“水逆期”。先是Filgotinib遭FDA拒绝批准，虽然目前双方还在欧洲和日本市场开展Filgotinib的销售合作，但错失美国市场，对吉利德来讲，损失是巨大的。 同年10月，GLPG1972的II期ROCCELLA试验的主要结果未能达到预期，宣告其在骨关节炎领域的研究失败。 随后，便到了眼下故事对主角，吉利德以49亿美元收购生物技术公司Forty Seven，获得了Magrolimab。 CD47是肿瘤免疫治疗的热门靶点，阻断CD47-SIRPα“别吃我”信号通路可以增强巨噬细胞对于肿瘤细胞的杀伤。有研究者认为，凭借相似的广谱抗肿瘤疗效，CD47药物一旦成功获批上市，其潜在市场规模或将比肩PD-1。 在疗效终点方面，Magrolimab并未展现出任何优势，反而处于劣势。与安慰剂+AZA组相比，Magrolimab联合化疗方案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似乎增加了20.3%：接受研究性治疗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5.9个月，而安慰剂+AZA组为18.6个月。当然，这一结果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p值为0.13。 完全缓解率（CRR）方面，接受Magrolimab联合化疗方案的患者CRR在数值上较低，为21.3%，而安慰剂+AZA组为23.6%。这表明，缓解效果上，安慰剂组的表现更佳。 此外，客观响应率（ORR）方面，Magrolimab联合化疗方案也较低，为53.7%，而安慰剂+AZA组达到了58.7%。 一切的一切，只能让吉利德的雄心再次铩羽。 据统计，过去五年，吉利德的股价累计下跌了7.8%，至59.15美元，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了54%。这对投资者来说是痛苦的。但在当前的熊市中，吉利德却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这得益于其稳定的HIV业务。 也有一些迹象表明，至少吉利德的某些交易正开始获得回报。该公司2017年以120亿美元收购Kite，虽然价格不菲，但这项业务正逐渐开始好转。该部门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轻松超过10亿美元。 吉利德发言人写道，他们仍然对公司开发活动充满信心，这些活动能让我们扩大产品组合的广度，并扩展到肿瘤学领域。该发言人还表示，到明年年底，吉利德将有超过50项正在进行或计划中的临床试验，预计到2030年，其肿瘤学收入将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除了推进当前的试验，吉利德管理层对于未来的收购活动也不应畏首畏尾，但它需要从小处着眼。伟大的药物发现并不一定需要巨额交易。以重磅抗癌药物Opdivo为例，2009年，BMS以24亿美元收购Medarex，获得了这项技术，这类“补强”交易仍然是吉利德继续寻求的。 如果梳理全球制药巨头如今的研发管线不难发现，通过收购、投资、授权合作等模式，实现对自身新药研发管线的拓宽，是大药企加速药物研发脚步过程中普遍会选择的战略。 一方面，对已上市药物而言，通过联用寻求扩大适应证范围、提高单药治疗效果的机会；另一方面，大药企也在积极寻找那些尚处于临床阶段但展示出优于现有治疗方案的临床试验数据的药物，通过项目授权引入或收购、投资公司的方式将它们纳入自身的研发体系，培养成为下一个业绩增长点。 虽然这种外部合作能够快速补充自身管线，但大药企前期动辄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巨额资金投入换来的项目，面临着临床试验失败、市场竞争格局变化、项目研发重心调整而终止合作与研发的“竹篮打水一场空”般的不确定性。 好运缺缺的吉利德，在等待一场成功回血。 近期直播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