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rixafor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帆医药”、“公司”）近日与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耳”）就拜耳旗下经典靶向药拜万戈® （通用名：瑞戈非尼片）和多吉美®（通用名：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签订商业化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公司获得拜耳旗下经典靶向药拜万戈®和多吉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市场推广权益。 拜耳在消化系统肿瘤尤其是肝癌的治疗领域一直具有较强优势。其正式开启肝癌靶向治疗时代的代表产品多吉美®在独领风骚10年后，作为标准肝癌二线靶向治疗药物的拜万戈®在国内正式获批，再度重塑肝癌系统治疗全程管理新格局，并不断延长患者生存期。 拜万戈®适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胃肠道间质瘤及肝细胞癌患者的治疗，多吉美®适用于晚期肾细胞癌、肝细胞癌及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的治疗。两款产品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获得上市许可，在中国大陆，两款产品每年惠及数十万患者。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报告，2022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约482.47万，其中结直肠癌病例51.71万、甲状腺癌病例46.61万、肝癌病例36.77万、肾癌病例7.37万。 亿帆医药目前已拥有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专业、规范、成熟的肿瘤市场推广与销售团队，均拥有较强的肿瘤药品合规推广经验，且大部分拥有外资药企的肿瘤销售背景与经验。公司实体瘤团队主要负责希罗达®（卡培他滨片）、万赛维®（盐酸缬更昔洛韦片）、拜万戈®（瑞戈非尼片）、多吉美®（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等产品的市场推广与销售，涉及结直肠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等治疗领域；血液肿瘤团队主要负责柏雪康®（复方黄黛片）、普帆乐®（普乐沙福注射液）、亿法拉®（氯法拉滨注射液）、爱克兰®（美法仑片）、硫酸长春新碱注射液、注射用阿柔比星等产品的市场推广与销售，涉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和恶性淋巴瘤及器官移植等治疗领域。 此次合作标志着公司在专业化推广和国际化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为消化道肿瘤业务的发展引入了新的增长动力，是不断升级能力的重要里程碑。面向未来，公司肿瘤团队将继续坚持公司“创新、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为社会创造价值，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实体肿瘤与血液肿瘤领域市场推广与销售团队。 —— 声明 1.本资料目的在于提供疾病领域的相关知识、提高疾病认知水平，非广告用途。 2.本资料中涉及的信息仅供参考，请遵从医生或其他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的意见或指导。

DRUGAI G蛋白偶联受体（GPCRs）是规模最大的药物靶点家族之一，反映了其在众多病理生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本综述分析了GPCR超家族的药物发现趋势，涵盖已获得监管批准或正在临床试验阶段的化合物、靶点及适应症。研究发现，目前已有516种获批药物针对GPCR，占所有批准药物的36%。这些药物作用于121个GPCR靶点，约占所有非感官GPCR的三分之一。此外，针对133个GPCR（其中包括30个新靶点）的337种药物正在临床试验中。其中，165种为已获批药物，正在探索新的适应症，而新型药物正越来越多地采用变构调节剂和生物制剂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针对GPCR的糖尿病与肥胖症药物在2023年的销售额接近300亿美元，且代谢性疾病、肿瘤学和免疫学领域的GPCR调节剂临床试验数量正在迅速增长。 引言 G蛋白偶联受体（GPCR）超家族包含约800种膜蛋白，通过七螺旋跨膜结构域激活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主要与G蛋白和解偶联蛋白（arrestins）相互作用。GPCR广泛参与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因而被广泛用于各种治疗领域。目前，超过30%的已批准药物以GPCR为靶点。部分GPCR靶向药物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基本药物清单，并取得了极高的市场销售额，例如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症的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和替尔泊肽（tirzepatide）。 GPCR相关药物开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已开始研究生物碱（如吗啡和匹鲁卡品）在医学上的应用。20世纪中叶，科学家发现肾上腺素的分子作用机制，进而提出了“肾上腺素受体”这一概念。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逐步解析了GPCR的信号转导机制，并凭借这一领域的突破性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科学进展推动了首个β受体阻滞剂普萘洛尔（propranolol）和抗精神病药氯丙嗪（chlorpromazine）等GPCR靶向药物的开发。 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科学家发现配体不仅可以选择性激活特定受体，还可以选择性激活不同的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从而引入了“偏向性信号传导”这一新概念。此外，研究表明配体可以结合于远离经典配体结合位点的“变构位点”，这为设计更具选择性且副作用更少的药物提供了可能。 2000年和2007年，研究人员首次解析了GPCR的高分辨率X射线晶体结构（分别为牛视紫红质和β2-肾上腺素受体），从而促进了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近年来，单克隆抗体（mAbs）等生物制剂也开始被用于GPCR靶向治疗，并取得了突破，例如2018年FDA批准的抗CGRP单抗erenumab用于预防偏头痛。 药物与靶点概述 已批准药物 目前，共鉴定出 516 种 GPCR 靶向药物，这些药物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亚洲（日本、韩国和印度）及澳大利亚等地区上市。这些 GPCR 靶向药物约占所有已批准药物的 36%，略高于以往报道的 30-33%。 过去 5 年（自 2019 年以来），共新增 37 种 GPCR 靶向药物获批，其中 7 种为首次获批的受体，包括胃抑制多肽受体（GIPR）、GPRC5D、C5A1、神经激肽 3 受体（NK3）、黑皮质素受体 3、4 和 5（MC3/4/5）。最新获批的 GPCR 靶向药物为 KarXT（Cobenfy），该药物是由 xanomeline（一种选择性 M1/M4 毒蕈碱受体激动剂）和 trospium（一种外周毒蕈碱受体拮抗剂）组成的联合疗法，是首个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新型药物。 临床试验中的候选药物 通过分析 ClinicalTrials.gov 数据，识别出 337 种正在临床试验中的 GPCR 靶向化合物，其中 172 种为新药物，165 种为再利用药物。在这些新药物中，51 种处于 I 期，76 种处于 II 期，45 种处于 III 期，因此预计未来几年将有更多 GPCR 靶向药物获得批准。 临床靶向 GPCRs 分布 目前，共有 121 种 GPCR 已被“药物化”，即被已批准药物靶向，约占所有 362 种非感官人类 GPCRs 的 33%。此外，正在临床试验中的药物共靶向 133 种 GPCR，其中 30 种尚无已批准药物。这些靶点中，51 种 GPCR 处于所有 4 个药物开发阶段（I-IV 期）。 总体而言，临床靶向 GPCR 数量已增加至 151 种，占所有非感官 GPCRs 的 41%。 新型药物和靶点进入临床试验 目前，121种GPCR已被药物成功“靶向”，占所有362种非感官GPCR的33%。此外，133种GPCR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接受研究，其中30种尚无获批药物。 靶点选择性 虽然多靶点活性对于精神分裂症或肥胖症等治疗可能有益，但通常更倾向于单靶点选择性以减少副作用。2017 年的分析发现，早期临床阶段的药物通常比后续阶段的更具选择性，且多靶点药物更容易被终止。本次分析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趋势——77% 的新药物仅针对单个靶点，20% 针对两个靶点，仅 3% 作用于三个或更多靶点。而再利用药物的对应比例分别为 45%、18% 和 37%，与所有已获批药物（48%、20% 和 32%）相近。 针对同一家族中的单个亚型受体（如血清素受体家族的 12 个亚型）尤为困难。氨能受体类药物的平均靶点数量更高（2.8 个）相比所有 GPCR 药物（1.6 个）。但近年来，结构研究促进了更高选择性配体的开发，例如 α1-肾上腺素受体、D2 受体、M3 受体和血清素受体。此外，2023 年，FDA 批准了第一款选择性 5-HT1A 受体激动剂 gepirone 用于治疗重度抑郁症。 变构调节剂比例上升 从药理作用方式来看，抑制剂类药物的比例略有下降，而变构调节剂的占比在新药中上升至 8%（相比所有获批药物仅 1%）。当前，已有 14 种变构调节剂进入 I-III 期临床试验，其中 4 种为联合治疗药物，主要针对 A 类和 C 类 GPCRs。除一款 CB1 受体抗体（nimacimab）外，其余均为小分子化合物。 在 A 类 GPCRs 中，变构调节剂主要针对： 乙酰胆碱 M4 受体（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 CB1 受体（肥胖） 多巴胺 D1/D3 受体（痴呆症、双相抑郁） S1P1 受体（狼疮、神经性疼痛、溃疡性结肠炎） CXCR1/2 受体（1 型糖尿病、新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C 类 GPCRs 方面，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mGlu2/3/5 变构调节剂被用于抑郁、成瘾、帕金森病、焦虑、疼痛和癫痫。此外，GABAB1/B2 受体变构调节剂正在 I 期试验中，用于酒精使用障碍。 变构调节剂的优势包括提高亚型选择性、增强配体结合、调节药效、信号偏向性等。例如，一种 μ 受体变构调节剂可增强纳洛酮的解毒作用。然而，变构位点在物种间保守性较低，可能导致动物实验与人体试验结果不一致。GPCR 结构动态研究的进展正在揭示隐藏的变构口袋，为药物设计提供新机会。 药物重新定位与GPCR靶点再利用 药物重新定位 药物再利用，即将已批准的药物用于新的适应症，有助于缩短药物开发周期、降低成本和风险，因为可以利用现有的药物特性知识（如安全性）。在针对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s）的研究中，药物再利用已成为一种高度成功的策略。60% 以上的 GPCR 相关药物拥有多个适应症，所有获批 GPCR 相关药物的平均适应症数量为 2.5，而先前研究估计，所有获批药物中约 50% 具有额外适应症。目前，516 种获批 GPCR 靶向药物中，有 165 种正在被测试用于新的适应症，其中 4 种处于 I 期临床试验，51 种处于 II 期，110 种处于 III 期，平均每种药物涉及 2.7 个新的适应症。再利用研究最集中的疾病领域配对在附图中以最粗的线条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临床试验各阶段的化合物中，几乎一半（49%）都是再利用药物，显示出该策略在 GPCR 药物开发中的重要性。 GPCR再靶向 在靶点层面，这 133 种 GPCRs 中，有 103 种（77%）已有获批药物靶向。这意味着，尽管针对已知靶点，但仍可能采用新的策略，例如改变作用方式、选择变构调节剂或调整组织特异性。 获批药物主要靶向的前十位 GPCRs 均为氨能受体。这些受体的拮抗剂或激动剂正被探索用于新的适应症。例如，多巴胺 D2 受体拮抗剂正在研究用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多发性硬化症和垂体腺瘤。H1 受体拮抗剂也正在探索过敏相关疾病以外的适应症，如氯马斯汀富马酸盐被发现对多发性硬化症有促进髓鞘再生的作用，而非索非那定正处于 I/II 期临床试验中，研究其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潜在作用。 一些 α-肾上腺素能受体靶向药物也正在被重新利用。例如，α1 受体拮抗剂哌唑嗪早在 15 年前被提议用于治疗 PTSD，而多沙唑嗪目前正在 II 期临床试验中研究其对 PTSD 患者睡眠改善的效果。同样，特拉唑嗪正被研究用于帕金森病，以期提供神经保护作用。 针对 β2 受体的药物也在探索新的适应症，例如特布他林用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而普萘洛尔正被研究用于肿瘤联合治疗。此外，β1 受体拮抗剂塞利普洛尔正处于 III 期临床试验中，用于治疗血管型埃勒斯-当洛综合征。 针对 5-HT2A 受体的药物正在多种疾病中进行研究，包括迷幻药裸盖菇素用于酒精使用障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用于厌食症，以及某些药物用于谵妄和 PTSD。一种名为 CYB003 的去氢裸盖菇素类似物在 II 期临床试验中表现出治疗重度抑郁症的潜力，并获得了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 2024 年 9 月，FDA 批准 KarXT（Cobenfy）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其作用机制涉及激活 M1/M4 乙酰胆碱受体，突显了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在神经疾病治疗中的重要性。M3 受体拮抗剂奥昔布宁目前正处于 II 期临床试验中，用于接受抗雄激素治疗的女性。此外，东莨菪碱（scopolamine）正在研究作为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状的治疗药物。 适应症领域 GPCR 靶向药物广泛用于多种疾病领域，涵盖精神药物（58 种药物，35 个靶点）、眼科用药（44/27）、全身性抗组胺药（43/8）、镇痛药（42/28）、呼吸道疾病（38/21）、胃肠功能障碍（29/13）、心脏病治疗（23/23）、泌尿系统用药（21/20）、β 受体阻滞剂（20/10）、精神刺激药（20/35）、垂体和下丘脑激素及类似物（20/13）等。GPCR 药物的广泛适应症体现了其在药物研发中的核心地位。临床试验中 GPCR 药物的主要疾病领域包括循环系统疾病（86 种药物）、神经系统疾病（72 种）、呼吸系统疾病（68 种）以及精神、行为和神经发育障碍（81 种）。适应症最多的疾病包括高血压（40 种药物）、精神分裂症（38 种）、疼痛（32 种）、哮喘（28 种）和过敏性鼻炎（27 种）。近年来，GPCR 药物的适应症重心有所转变，糖尿病、便秘、免疫抑制剂和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显著增长，反映出对 GPCR 在癌症和代谢疾病中的作用认知提升。相较于已获批药物，目前 GPCR 临床试验集中于发育性疾病、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疾病、血液系统疾病、内分泌和代谢疾病、特定感染、肿瘤及 COVID-19，其中 50% 以上的候选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此外，GLP-1 受体激动剂如司美格鲁肽的成功促使该类药物广泛应用于代谢疾病，包括糖尿病、肥胖及帕金森病。近年来，免疫调节 GPCR 药物增长较快，S1P 受体调节剂用于多发性硬化症，而 C5a 受体拮抗剂 avacopan 成为首个用于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相关血管炎的 GPCR 药物。抗肿瘤 GPCR 研究主要集中于 SMO 受体（Hedgehog 信号通路）及 CCR4 受体（趋化因子受体），新型治疗如 GPRC5D-CD3 双特异性 T 细胞接合剂 talquetamab 在 2023 年获批用于多发性骨髓瘤。此外，FPR2、LPA1/3、胆囊收缩素受体等 GPCR 在多种癌症中表现出治疗潜力。多个“首创”GPCR 药物在近年获批，如 2023 年批准的 NK3 受体拮抗剂 fezolinetant（治疗更年期潮热）、2024 年批准的 CXCR4 拮抗剂 mavorixafor（治疗 WHIM 综合征），以及 KarXT（M1/M4 受体激动剂，用于精神分裂症）。此外，放射性配体疗法（如 Lu-177 dotatate）正用于神经内分泌肿瘤治疗，进一步扩展了 GPCR 药物的应用前景。 未开发的靶点及偏向性信号传导 GPCR 药物研发依赖于多种信息来源，包括文献数据、配体数据和结构数据。研究显示，一些未被临床试验靶向的 GPCR 受体（如 CCR7、MCH1 受体、神经肽 S 受体）比部分已开发受体拥有更多的公开数据，这些靶点可能在癌症、肥胖和帕金森病等领域具有开发潜力。此外，冷冻电镜（cryo-EM）的进展大幅增加了 GPCR 结构数据的可用性，为未开发靶点（如胆囊收缩素受体 CCK1、自由脂肪酸受体 FFA4）的药物设计提供了方向。开放数据库（如 NIH 的 Illuminating the Druggable Genome 计划和 Open Targets 平台）正在整合这些数据，促进 GPCR 药物发现和验证。目前，约 50 种 GPCRs 与 84 种疾病相关联，但尚未进入临床试验，其中涉及较多的是发育异常（26 种疾病）和内分泌、营养或代谢疾病（18 种）。一些 GPCR，如钙敏感受体（CaS 受体）和促甲状腺激素（TSH）受体，虽然已有批准药物，但仍有多个潜在适应症未被开发。此外，某些 GPCR 类别仍未进入临床，如整个 B2 类粘附 GPCR 家族、10 个 F 类受体中的 9 个，以及大多数代谢型谷氨酸受体。粘附 GPCRs 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和信号机制，长期未被开发，但最新研究正在揭示其与癌症和发育疾病的关联。同样，FZD 受体虽未进入临床，但其在 WNT 信号通路中的作用使其成为癌症、糖尿病和神经疾病的潜在靶点。此外，代谢型谷氨酸受体（mGlu）家族也被认为是神经精神疾病（如帕金森病、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潜在靶点，但目前仅有 mGlu5 受体拥有已批准药物，mGlu2 和 mGlu3 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而 mGlu1、mGlu6 和 mGlu7 仍未被开发，未来可能借助变构调节剂克服选择性挑战。偏向信号调节（Biased Signalling） 是 GPCR 研究的关键突破之一，可使配体选择性激活有益信号路径，同时避免副作用。多种 GPCR（如 β2 受体、阿片受体、A3 受体、AT1 受体、CB2 受体等）已被发现具有偏向信号通路，而部分已上市药物（如 tirzepatide、atosiban、plerixafor）已展现出偏向信号特性。第一个基于偏向信号设计的获批药物是 μ-阿片受体配体 oliceridine，尽管后续研究表明其安全性优势主要来源于较低的信号通路活性。此外，虚拟筛选已开始应用于偏向信号药物的发现，例如 5-HT2A 受体和 α2A 受体的 G 蛋白偏向配体已被开发为潜在的抗抑郁或无镇静性镇痛药物。然而，偏向信号的临床应用仍面临挑战，如体外实验与临床疗效的转化问题、不同细胞环境对偏向信号的影响等。为此，研究者建议采用原生组织和受体表达系统进行研究，并参考 Biased Signalling Atlas 等数据资源优化实验设计。此外，GPCR 研究还揭示了更复杂的信号机制，如 RAMP-GPCR 相互作用、新型受体网络、受体亚型特异性信号传导、膜内受体信号分布等，未来可能需要结合新型生物传感器（如 OneGo）在原生组织中解析 GPCR 活性，从而提升药物研发的精准度。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分析强调了 GPCR 作为药物开发中最受关注的蛋白家族之一。鉴于 GPCR 相关药物在临床试验中的广泛应用、不断扩展的适应症领域以及尚未开发的疾病关联，GPCR 预计将在未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近期企业合作的公布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与已获批药物相比，临床试验中 GPCR 靶向药物的生物制剂比例已从 13% 增加至 29%，变构调节剂比例则从 1% 增加至 8%，这些新型作用机制将大幅推动下一代 GPCR 靶向药物的开发。然而，未来许多 GPCR 相关疗法可能仍来自于已批准药物的新适应症拓展，目前再利用药物占临床试验各阶段化合物的 48%。以往对已知药物的无假设筛选在药物重新定位方面效果有限，因此，未来可能更倾向于基于合理推测的策略，例如围绕已观察到的副作用进行重新优化，或基于 GPCR 在疾病中的新发现进行适应症拓展。 整理 | WJM 参考资料 Lorente, J.S., Sokolov, A.V., Ferguson, G. et al. GPCR drug discovery: new agents, targets and indications. Nat Rev Drug Discov (2025). https://doi-org.libproxy1.nus.edu.sg/10.1038/s41573-025-01139-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