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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研发阶段批准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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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获批日期2023-0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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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研发阶段批准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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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获批日期2022-0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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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研发阶段批准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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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获批日期2020-05-08 |
一项评价塞普替尼胶囊(Selpercatinib Capsules)治疗晚期或转移性RET基因融合阳性甲状腺癌(成人和儿童)患者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前瞻性、非干预性、)上市后观察性研究
主要目的:
通过评估中国晚期或转移性RET基因融合阳性甲状腺癌患者的rwORR,评价塞普替尼的有效性。 次要目的:
通过评估中国晚期或转移性RET基因融合阳性甲状腺癌患者的rwPFS、rwDoR和rwDCR,评价塞普替尼的有效性。 探索性目的:
描述塞普替尼的安全性特征。
考察塞普替尼在真实世界诊疗常规中的治疗模式
一项在中度至重度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评价Mirikizumab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的3期、多中心、开放标签、扩展研究
评估Mirikizumab在中度至重度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UC)受试者中的长期疗效和安全性
/ Active, not recruiting临床3期 比较Selpercatinib与卡博替尼或凡德他尼治疗进展性、晚期、未经激酶抑制剂治疗、RET突变型甲状腺髓样癌患者的3期试验
比较接受LOXO-292治疗与接受卡博替尼或凡德他尼治疗的进展性、晚期、未经激酶抑制剂治疗、RET突变型MTC患者中的TFFS。a:比较接受LOXO-292治疗与接受卡博替尼或凡德他尼治疗的进展性、晚期、未经激酶抑制剂治疗、RET突变型MTC患者中所观察到的其他有效性指标(根据RECIST 1.1标准).b:评价LOXO-292与卡博替尼或凡德他尼相比的安全性和耐受性.c:比较LOXO-292与卡博替尼或凡德他尼的耐受性.
100 项与 美国礼来亚洲公司上海代表处 相关的临床结果
0 项与 美国礼来亚洲公司上海代表处 相关的专利(医药)
最近一个月,信达生物利好消息接二连三地到来。
在研发进展上。达伯乐®(ROS1抑制剂)的第二项新药上市获批;达伯舒®(PD-1单抗)联合爱优特®(VEGFR抑制剂)疗法获得附条件批准;他雷替尼(ROS1和NTRK双靶点抑制剂)获批上市。
在对外合作上。信达生物授予罗氏开发、生产及商业化IBI3009(靶向DLL3靶点的ADC药物)的全球独家权益,首付款0.8亿美元,总交易金额超10亿美元;获得礼来的最新一代、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的非共价(可逆)BTK抑制剂匹妥布替尼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化权益,负责该产品的进口、销售、推广和分销工作。
然而,这些利好并没有推动公司股价上行,信达生物已然在二级市场中处于阴跌状态,其背后的原因与公司创始人俞德超不无关系。自去年10月28日信达生物创始人俞德超的收购闹剧开始以来,公司股价从44.25元一直跌落至如今的35元左右,累计跌幅约20%。即使公司最终宣布取消提案,也没有完全扭转股价的颓势。
市场的一系列反应,显然超出了俞德超的意料。这位年过六旬的企业家,已经在国内打拼近20个年头,却一直困于“高级打工仔”的角色,令人唏嘘不已。
01
打工皇帝也辛苦
自幼出生于山区的俞德超,算得上是一个“乡里别”,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勤奋地学习。
他是家乡第一个走出深山的大学生,于1982年成功考入浙江林学院(现已并入浙江大学),此后又继续在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俞德超成功申请到加州大学进行药物化学博士后研究,并在1997年毕业后加盟了美国的Calydon公司。
在入职Calydon公司那一年,俞德超把自己发明的溶瘤病毒“重组人5型腺病毒”的相关技术转给了上海医药集团。后来,上海医药集团将这项“重组人5型腺病毒”成功孵化,诞生全球首个肿瘤溶瘤免疫治疗类抗肿瘤药物安柯瑞,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
除在事业上取得跨越式进步外,1997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改变俞德超的事情,那就是俞德超母亲不幸患得胃癌,在接受了当时美国最新款专治肿瘤的新药治疗后康复了。这对于俞德超有很大的触动,让他认清了中美生物制药领域的现实差距,也让其催生了回国发展的想法。
一直致力于中药领域的康弘药业在2004年开始向创新药转型,先后在2004年6月和2005年5月,连续申请了两个抗肿瘤药物的专利。其中,2005年5月申请的专利,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VEGF抑制剂康柏西普,而俞德超正是康弘药业认证的康柏西普唯一发明人。
2005年11月,俞德超正式回国,加盟了康弘药业,参与组建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任康弘生物董事、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以及康弘药业集团董事、副总裁。当然,对于俞德超康柏西普唯一发明人的身份,坊间存在诸多争议,有观点认为房健民才是康柏西普的“总设计师”,但这却无法掩盖俞德超拥有深厚药物研发资源的事实。
不过,俞德超和康弘药业的蜜月期并不长久,2010年8月公司拟上市前夕俞德超就已经离职而去。对此,康弘药业当时称,俞德超在任职后期因与公司在未来发展战略、新项目的选择和引进,以及部分技术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最终又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
无论俞德超因何离职,这都显然是一个不划算的举动。作为主持核心项目的高管,俞德超无疑能够在公司上市后获得丰厚的回报,但可惜他并没有坚持到那一天。俞德超离职之后,其主持研发的康柏西普在2013年获批。上市以来,康柏西普凭借先发和性价比优势,实现快速放量。西南证券研报显示,康柏西普2023年实现收入19.4亿元。
这只能说明,当初的俞德超在康弘药业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掌握太大的话语权,只是一个拿工资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俞德超也曾对媒体表示:“在康弘的结果和我预期的不太一样。”
2015年,康弘药业终于凭借康柏西普的商业化而登陆A股市场,根据管理层持股情况来看,副总裁级别基本持股在500万股以上,价值约在1.5亿元以上。而这一切的财富,当然也与俞德超无缘。
不过,这个时候的俞德超已经无暇顾及这些,因为他已经在为自己的第二项事业努力奋斗了。
02
创始人也是打工仔
离开康弘药业后,俞德超开始转变思路,不再打工而是转为创业。一年之后,信达生物正式成立。
自信达生物成立以来,其就受到了资本机构的密切关注。2011年10月,创立仅2个月的信达生物就获得了富达亚洲1000万美元A轮投资。8个月之后,信达生物再次获得了礼来亚洲和富达等机构的2500万美元B轮融资。相关资料显示,从创立到上市前,信达生物在一级市场累计完成了五轮融资,合计5.62亿美元。
对于一家新创立的biotech公司而言,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资本纷沓而至,无疑靠的就是创始人“俞德超”这块金字招牌。兼具美国高管经验、国内创新药操盘经验,让“俞德超”这三个字背后光环闪耀。甚至很多家投资机构,最初是想投康弘药业的,但因俞德超而最终变成了投资信达生物。
被吸引的不仅有投资机构,还有国际大药企。2015年3月、10月,信达生物两次与美国礼来达成战略合作,共获得后者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实现了中国药企第一次与全球500强企业达成高端生物药从研发、注册、生产到销售的全面合作。
在众多资本和合作伙伴的青睐下,俞德超带领着信达生物一直不差钱地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
2018年10月31日,信达生物在港交所成功上市,IPO共发行2.36亿股,募集资金33亿元港元。紧跟着不到两个月后的12月24日,达伯舒获批上市,这是信达生物第一款商业化产品,也是国内第二款获批的PD-1药物。达伯舒2019年迅速成长为10亿元级别的国产大药,并持续在PD-1的红利之下,节节攀升。2021年,销售额已经约30亿元。
产品上市+公司上市,在康弘药业没有完成的事业,俞德超终于亲自创业完成。这次,俞德超不再是局外人,而是作为“创始人+股东”享受了这份荣耀。但取得这样的成就,也需要付出不小的牺牲,最大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一次次获得融资后,俞德超的股权也在慢慢被摊薄。
上市6年多来,除了IPO首发募资的33亿港元,信达生物又先后通过多次配股增发,累计融资超140亿港元。俞德超的持股比例也从上市时13.03%逐渐下降至现在的6.533%。目前,信达生物前三大股东分别只占股5%~7%的水平。
图:信达生物股东一览
也就是说,俞德超虽然是公司的创始人,但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却并不高,这也导致了他在公司中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
03
好想做一回主
2023年6月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出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罕见的一幕:多项议案均出现了30%以上的反对票。这些议案多是关于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兑现,当然也包括向俞德超授予股权。
一手创建的公司,但提案却遭到股东的反对,这样的情况在公司创始人身上出现并不多见。而最近的收购事件中,再次看到了俞德超的无奈。
去年10月25日,信达生物发布公告,负责海外业务的全资子公司Fortvita,与俞德超主要持有的Lostrancos公司签订认购协议,后者以2050万美元的价格认购Fortvita 20.39%的股份。交割后,Fortvita将由信达生物直接持有79.61%,Lostrancos直接持有20.39%。Fortvita仍将为信达生物的非全资附属公司,俞德超持有Lostrancos 82.93%的股份,将成为Fortvita的实控人。
我们从善意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交易的目的也许并非市场上所渲染的“管理层低价收购资产侵害散户利益”那般具有恶意,但显然也并不完全符合股东利益。
一直以来,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医药公司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国际化是中国生物医药的必走之路。Fortvita作为信达生物推动国际业务的平台,无疑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资产之一。取得对Fortvita的绝对控制权,可以避免其未来像信达生物一样变为无实控状态,也是俞德超能真正拥有一份属于自己事业的重要机遇。因此,俞德超不惜减持信达生物的股权,也要凑足收购Fortvita的资金。
只不过这样的算盘,还是被过于分散的股东们用脚推翻。信达生物的股价更是从10月25日的收盘价44.25港元开始,持续下跌四天至33.8港元,市值蒸发170亿港元之多。
最终,俞德超放弃了此次的收购计划。在11月4日盘前举行的业务更新说明会上,俞德超表示此前的投资建议公告出来后,引起了比较大规模的讨论,“坦白讲,超过了自己的想象,大大超过了自己的想象,我根本没有预见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由此可见,俞德超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但很难说是一个出色的资本操盘手,因为这个交易的目的太过于“赤裸”。
俞德超面临的问题,或将是未来Biotech公司创始人的共性困境。因为这些公司大多经历了数轮的融资,创始人股权被稀释情况均比较严重,最终失意离场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比如2004年成立于上海的健能隆生物,2015年因为资金困境被亿帆医药收购,创始人黄予良后来离开公司;2023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依生生物因产品商业化失败导致财务恶化,无奈外部资本成为公司第一控股股东,后来甚至还发生了驱逐创始人出办公室的闹剧。
因此,如何做好公司发展和投资人之间的平衡,或许是像俞德超这样的Biotech公司创始人在研发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了。
信达生物早已跻身国内创新药第一梯队,但作为创始人的俞德超能决定的却并不多,颇有一番望空兴叹的不甘。Fortvita的争议,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俞德超想自己做一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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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原创 吴恩恩 医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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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THECAPITAL
国资仍是VC/PE募资主流,但出资额却在持续下降。
本文6368字,约9.1分钟
作者 | 顾白
来源 | 融中-水母研究
(ID:FoF-Research)
募资故事,说多了都是眼泪!
募资难一直是困扰一级市场整个行业的难题,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引导基金的发展十分重视,国有资本投入市场,对老一代市场化母基金挤出效应明显。
2024年,融中统计了部分明星机构的募资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新的结构性变化。比如“消失的市场母基金”“985高校基金崛起”“AI独角兽CVC来势汹汹”“AIC加速落地”“国资加持并购基金”等等,几乎成为了中国一级市场的最新关键词。
按照往年经验,我们先梳理了从前的“榜单霸主”机构新基金得募集规模:君联资本近200亿,红杉中国180亿,深创投170亿,达晨财智130亿,高瓴创投约120亿,毅达资本45亿,中科创星30亿+。
有意思的是,今年国资的情况有些特殊。一方面从过去偏好做母基金LP,到现在越来越的选择“母基金+直投”,国资系新基金的成立,无论规模还是速度上可以说都是势如破竹。另一方面,包括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河南、安徽等地国资,积极牵头发起设立并购基金。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内有近10个地方政府出台并购重组支持政策,部分地方已设立相应产业并购基金,且有超过250家上市公司参与。
相对应的,以保险、银行为代表的耐心资本流入速度也在明显加快。有数据显示,保险业股权投资配置已达1.75万亿,年内近40家险资千亿耐心资本投向45只基金规模高达1025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50%。此外,“创投十七条”提出扩大金融AIC直接股权投资试点范围后,五大银行入局积极,全国各地都在争抢“首只”AIC股权基金。像南京创新投与五大AIC全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作基金总规模达300亿元,且部分项目已经开展融资需求对接,累计投资规模约30亿元。
其次,除了所熟知的市场化机构、国资、政府基金、产业化资本外,高校基金正成为这个市场不可忽视的玩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天津大学等在科创母基金、天使基金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都十分积极,先后设立新基金。
最后,随着大模型的火热,新晋AI独角兽们也在加速设立CVC及成立新基金。典型如智谱AI生态基金“Z基金”完成首关,规模15亿;追觅科技发起设立机器人产业创投基金,一支成长期战略基金和一支中早期孵化基金,总目标规模达110亿人民币。科大讯飞旗下讯飞创投AI基金总规模5亿元,背后更是出现了合肥、重庆、天津等地国资LP身影。
这一年来,受各类资金配置偏好变化、行业出清加剧,VC/PE遭遇的募资困境仍在持续,但是各类有关耐心资本、大胆资本的政策越来越多,国资也好产业资本也罢,中国科技创新的大势是确定的。就在发稿前几天,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印发的1号文件《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有提到,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可采取“母子基金”或直投项目方式进行投资,控制基金层级,并且特别提到要“鼓励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并购基金”等。换句话说,留给PE/VC的市场空间越来越紧张。
中国创投发展二十余年,今天许多机构还面临着代际传承问题。从募投管退的全生命周期看,中国创投生态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只有真正具备专业投资能力和产业资源禀赋的投资机构,在周期调整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基业长青。
国资大兴“母基金+直投”
VC/PE募资越来越难
当前,中国私募股权机构募资难度越来越大,新基金的设立正变得越来越谨慎。融中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私募市场新增基金募集数量5813只,基金规模15176.05亿元,无论是基金规模还是数量都处于近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私募市场新增基金情况|来源:融中数据
越是寒冬,越是考验中国创投机构的能力与耐力。
整体上看,地方国资、政府引导基金仍是市场主流资金来源。但需要指出的是,2024年特别明显的趋势是——国有资本在“母基金+直投”模式上越走越深。特别是上半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到充分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作用,通过“母基金+参股+直投”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随后半年内,各地政府纷纷优化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改革和完善基金考核、容错免责机制,健全绩效评价制度,系统研究解决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集中到期退出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化GP募集新基金的出资是有所影响的。而从过去只做母基金LP,到现在“母基金+直投”,国资机构新基金的成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上可以说都是势如破竹。
具体来看,中金资本募资规模超过500亿,背后资方包括北京、上海、泉州、厦门等多地国资。此外,新基金规模超过200亿的还有苏创投、南京创新投、粤科、中关村资本、盛世投资、顺禧基金等,背后皆是国有资本。以顺禧基金为例,是北京国管旗下专注于早期、成长早期项目的创投平台,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制造、生命科学等科技创新领域的早期投资。天眼查显示,目前顺禧在管基金9支,规模近350亿元,已投出科拓生物、固高科技、伏安光电、安建半导体、微元合成等30余个项目,仅2024一年内就出手了14个项目,占比近50%。
国资无疑已经是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的主要力量。从投资方向看,主要聚集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生物医药等活跃赛道,且多支国家级产业基金相应设立。比如10月份,成都科创投组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基金,也是成都首只涉及机器人产业的国资管理基金,目标总规模达100亿人民币,由“成都技转创投”担任GP。目前,成都技转创投联合社会资本、产业资本以及有关国有平台,组建管理了包括梧桐树母基金、新经济天使投资基金等母基金,以及金牛交子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技转电科基金等天使投资基金。8月的时候,成都技转创投作为GP还出现在中西部首只医药并购基金中。
相对而言,以往各大榜单的“常胜军”方面,君联资本近200亿,红杉中国180亿,深创投170亿,达晨财智130亿,高瓴创投约120亿,毅达资本45亿,中科创星30亿+。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机构在退出方面面临重重阻力,在募资惨淡的市场环境下,国资在并购基金和S基金方面也是动作越来越多。9月份,证监会发布“并购六条”,决策层持续出台政策助力并购重组。多地政府也积极接力,推进有关措施、方案的出台。大量GP开始做并购顾问,设立并购基金,带资入组,以期在并购市场中寻找新的机遇。
前不久,上海印发《上海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2025—2027年)》,提出力争到2027年,要落地一批重点行业代表性并购案例,形成3000亿元并购交易规模,激活总资产超2万亿元,集聚3~5家有较强行业影响力的专业并购基金管理人等目标。其中还有提到,加快培育集聚并购基金,引入专业赛道市场化并购基金管理人,吸引集聚市场化并购基金,符合条件的纳入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快速通道;用好100亿元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并购基金,设立10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并购基金;政府投资基金可以通过普通股、优先股、可转债等方式参与并购基金出资,并适当让利;“链主”企业通过CVC方式围绕本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并购重组的,将CVC基金设立纳入快速通道等。
CVC新老交替
AI独角兽来势汹汹
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出清加剧,资金向头部机构聚拢的同时,PE/VC结构也在加速优化,尤其CVC格局,以BAT、ATM等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地位和经济作用正在被实体产业所替代。
以博原资本为例,今年二期基金成功完成人民币5亿元首关,目标规模为15亿,聚焦绿色智能出行的上下游、本土企业出海以及AI工业应用领域的投资机会。博原资本成立于2021年,是全球头部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博世集团旗下市场化投资机构,累计管理资金规模11亿元人民币。过去10年博世集团在中国市场累计投出近500亿人民币。
此外,五粮液基金年初时成立一只新私募基金,由五粮液集团和五粮液基金共同出资100.1亿。事实上,早在2017年五粮液就开始布局产业投资,成立五粮液基金,且投出了包括宜宾市商业银行、华西证券、四川银行、中酒荟萃、三两小酒等多个项目,投资轮次覆盖种子轮到B轮。其中,五粮液集团为第一大股东的宜宾市商业银行已经赴港上市。
相比过往,包括酒企以及其他产业集团、上市公司等布局股权投资多是以LP身份,近两年来也都如地方国资一般,躬身入局,自己直接投资新兴产业的动作越来越多。
在看小米,8月份的时候,金山软件发布公告,附属公司武汉金山将出资5亿元参与小米智造基金,该基金认缴总额100亿元人民币,主要投资于集成电路及相关上游及下游领域,涵盖新一代信息科技、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显示器及显示装置、汽车电子等。
值得注意的是,该基金LP还包括了北京市引导基金、亦庄国投、赣州光控苏区高质量发展产业基金等国资,以及欢聚时代、帝奥微等知名产业资本。其中小米系公司参投金额共计达到36.3亿元,北京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为第二大LP,大手笔出资20亿元。而且,雷军还将担任新基金投委会主席,进一步推动基金的投资决策和运作。此前,小米智造基金已经投资了鸿翼芯、冰零科技、斯坦德机器人、追锋汽车等企业。
早在2021年12月,雷军就设立了小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7月完成首次交割,募资63.3亿元。中基协官网显示,目前小米智造基金是小米私募旗下成立的唯一一只基金,基金类型为股权投资基金。
除了小米之外,更为典型的产业资本还有宁德时代以及华为的哈勃投资,堪称国内“最强半导体VC”。
7月份的时候,宁德时代溥泉碳中和基金在厦门设立,规模60亿元,发起方溥泉资本。溥泉资本全名为厦门溥泉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正是宁德时代在厦门的私募股权投资版图成员。天眼查显示,该基金成立于2023年5月,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的CVC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5%,其他出资人包括厦门红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赖学仕、胡殿君。间隔两个月后,宁德时代再次公告,拟出资7亿元参投福建时代泽远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穿透下来,即是宁德时代旗下投资基金,拟募集50.86亿元,且身后集结了一众厦门国资。
事实上,自2021年起宁德时代先后通过认缴出资或参投设立基金、成立全资子公司、投建大型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等方式布局厦门,投资超300亿元,包括博裕四期(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隐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基金。
新锐方面,今年,智谱AI生态基金“Z基金”完成首关,规模15亿,主要关注大模型赛道上下游的技术与应用创新;追觅科技发起追创机器人产业创投基金(简称“追创创投”),旗下包括一支成长期战略基金和一支中早期孵化基金,总目标规模达110亿人民币。其中早期孵化基金首关募集用时仅3个月,总规模10亿人民币,出资人包括追觅科技、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产业集团、市场化家办等。讯飞创投AI基金设立总规模5亿元,由科大讯飞、合肥产投、华安嘉业、国元创新投、兴泰资本、合肥高新集团、重庆中新基金、天津海河基金等共同出资。另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CVC机构不再只是单纯依靠母公司,近80%的CVC都在独立募资,部分机构的对外募资规模甚至超过总资金的50%以上,其中政府引导基金是多数CVC募资主要来源。
985军团崛起
银行AIC加速落地
2024年,还有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创投新势力正在快速崛起——高校985。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中南大学、武汉大学等,越来越多知名高校或985/211都在成立自己的创投基金。
4月,由天津大学及天津大学校友出资设立的天开九安海河海棠科创母基金正式注册成立。由九安医疗、天开集团、海河产业基金、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与北洋海棠基金共同发起成立,兼顾投资子基金和直投。9月,四川省国资委与清华大学共同发起组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采用“母子”基金架构,母基金整体规模100亿元,首期规模30亿元,由四川省内16家国有企业共同出资设立。
12月,复旦大学科创母基金宣布完成超额首关,上海国投未来公司、德同资本、光速光合、礼来亚洲、中科创星、粤科母基金、新微资本、联想创投等知名机构皆为首期基金的合作机构。一年前,复旦大学宣布联合地方政府、国企及市场化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复旦科创母基金,首期总规模10亿元,为2023年规模最大的985母基金。
还是12月,香港大学宣布与首批创业引擎基金(EEF)投资伙伴达成合作,中科创星、英诺天使基金及海阔天空创投承诺投入3.7亿港元,以支持港大相关初创企业的发展。早在今年3月份,香港大学就以LP身份投资了东莞市产业投资母基金参股的子基金——东莞清水湾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香港高校入股内地私募股权基金的先例。5月份,香港科技大学再度宣布,投放5亿港元成立“红鸟创新创业基金”,并吸纳市场投资伙伴与港科大共同创立价值20亿港元的风险投资基金。一个月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再度宣布与广州产投集团签署设立10亿元环港科大(广州)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
此外,湖南省还发起设立了全国第一支专业面向大学生创业投资的基金——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该基金为湖南省金芙蓉科创引导基金下设的第一支子基金,总规模5.05亿元,重点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初期启动资金,鼓励大学生在湘创新创业。
高校基金天然紧密的校友圈能够带来优质项目和优质投资人资源,在VC/PE中的优势一目了然,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相对较为容易,同时高校基金会的捐赠额也正呈现上升态势。2015-2020年全国共统计到982笔捐赠额度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额捐赠,涉及78家高校基金会,协议捐赠总额380.8亿元,到账总额303.6亿元。
再来说银行。
银行参与股权投资算不得新鲜事。今年“创投十七条”提出“扩大金融AIC直接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无疑是向银行系LP入局一级市场发出了更加明确的信号。
过去几年,银行系资金以LP陆续入场参与股权投资,仅去年包括兴银理财、北银理财、杭银理财、苏银理财、南银理财等5家银行理财子出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9家投资机构合作,累计出资超过8.95亿。今年最重磅的银行系资本动作便是国家大基金三期的成立,其中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均出资215亿元,交通银行出资200亿,邮储银行出资80亿元。足可见银行系资金正加速下场。
相比政府母基金、VC/PE等投资主体,银行系AIC之前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如今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以及银行参与股权投资的渐进式改革,试点从上海扩大至北京、天津、重庆等18个城市,投资金额和比例逐步放宽,AIC正在成为一级股权市场又一重要出资人。
截至目前,AIC签约意向基金已接近3000亿元,且上半年已有AIC大笔出资进入股权市场。如11月1日,中银资产、建信投资、交银投资三家机构与青岛市相关机构举行签约仪式,再落地3只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基金,目标总规模60亿。至此,5大AIC均与青岛合作,而青岛也成为18个试点城市中首个实现5大AIC股权投资试点基金全覆盖的城市,落地的6只基金目标总规模140亿元。
从银行AIC基金的参与形式看,多是“母基金+直投”,甚至部分基金已开始对接具体项目。某机构投资人陈峰告诉记者,相比传统机构,银行AIC公司对企业的对赌要求会更小,有利于企业长时间维度下稳健成长。另一方面,过去GP找地方引导基金募资,更多需要承担地方招商引资、扶持地方产业发展的任务,如果是银行AIC出资或许要求会不一样,但是不是只能投资当地项目是个问题。
整体上,AIC股权投资试点扩大对于畅通募投管退全链条还是很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能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不过,从过去的债转股进阶到如今的纯股权投资,银行还是面临一些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从已签约的AIC基金来看,绝大部分资金其实并未流向市场,80%-90%是流向了国资体系内。
一位头部AIC资深业务经理对外表示,“AIC必须提高自身的投研能力,深化与国资GP的合作,改善流动性管理体系,同时也需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以吸引优秀人才。目前AIC多与国资GP合作,且双GP模式比较常见。AIC与市场化GP还要相互磨合。”
毋庸置疑的,当前PE/VC市场正处于出清周期,行业洗牌加剧,LP的出资只会更加谨慎。而在新的市场环境及运作逻辑下,GP也不得不面对被倒逼着全面变革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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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观察-创新药组原创出品
作者 | 黄凯
寒冬与时代机遇碰撞下,biotech们各显本领。
康诺亚再次达成Newco交易,映恩生物则又又又实现ADC出海。
1月8日,映恩生物以5000万美元首付款,最高11.5亿美元里程碑款的价格,将EGFR/HER3双抗ADC DB-1418授权给Avenzo Therapeutics。
自2023年以来,映恩生物已经先后将5项ADC管线授权出去,潜在总交易总额超过50亿美元。妥妥的ADC出海大户。
而在一笔笔可观的BD交易背后,更吸引人眼球的或许是映恩生物转手赚差价。
比如,映恩生物最新出海的DB-1418,被买方创始人视为EGFR/HER3双抗ADC赛道的BIC。而其母体HER3抗体来自于北京先通,买下来不过10个月时间、首付款100万美元。
表面看,映恩生物转手就获得了50倍的差价。
事实上,这种转手背后不仅需要HER3抗体,更离不开映恩生物EGFR/HER3双抗的构建,以及其自有ADC平台的贡献。在Avenzo创始人眼中,DB-1418有可能是EGFR/HER3双抗ADC赛道的BIC。
当然,相比赚差价的谈资,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映恩生物这种借助外部合作,产生更大项目效应、价值最大化的模式。这也是其短短几年内,与多家药企合作实现6款ADC药物出海的核心所在。
/ 01 /
ADC出海大户
翻开招股书,会发现,成立于2019年的映恩生物,拥有12条ADC管线。其中6条已进入临床阶段,首个产品预计将于2025年向FDA申报加速批准。
尽管尚未有产品商业化,但这家成立仅5年的biotech,于寒冬中走上IPO之路,并靠一笔笔license out交易,在市场上赚足了眼球。
2023年4月,其将两款ADC新药DB-1303(HER2 ADC)及DB-1313授权给BioNTech,获得1.7亿美元首付款,另外还有潜在的总金额超1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未来商业化特许权使用费;
7月,其将DB-1312(B7-H4 ADC)授权给百济神州,达成最高13亿美元的合作;
8月,其与BioNTech达成扩展合作协议,共同推进DB-1305(TROP2 ADC)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
2024年12月,其将临床前ADC药物DB-1324授权给葛兰素史克,获得3000万美元的预付款,以及后续最高9.7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
2025年1月8日,其又以5000万美元首付款,最高11.5亿美元里程碑款的价格,将EGFR/HER3双抗ADC DB-1418授权给Avenzo Therapeutics。
自2023年以来,映恩生物先后达成了5项共6款ADC对外授权交易,潜在总交易额合计超过50亿美元,已经成为国产ADC出海的“生力军”。
在融资困难、人人都想出海的当下,屡屡通过BD大额回血的映恩生物,无疑是令人羡慕的。
这背后,是其对中国优势的充分理解和贯彻,即充分利用国内工程师红利、临床资源、效率优势。
2019年,投资人朱忠远下场创业,成立映恩生物,并引入第一三共多位科学家,搭建起其核心技术平台DITAC等。
投资人创业拿融资,具有天然的人脉优势和认知优势,映恩生物的投资人阵营中,不仅有礼来亚洲等大基金,更有药明系、泰格医药等。
这意味着,其不仅“弹药”充足,更能与药明系达成紧密合作。在多方资本的加持下,映恩生物迅速搭建起ADC管线,不仅布局了成熟的HER2、TROP2靶点,还有B7-H3、HER3等新兴的靶点,以及双抗ADC等。
尽管进度最快的管线并非FIC,但其讲述的是新一代ADC(相对低活性毒素/高DAR值)的故事。
被BioNTech看中的DB-1303,正是如此。DB-1303针对第一三共的Dxd毒素进行了改造,映恩生物在Dxd 酰胺α位用一个环状烷烃替换原有的亚甲基。基于对毒素的优化,DB-1303在给药期和恢复期的猴子中未观察到DS-8201表现出的间质性肺炎。
此前映恩生物在ASCO上公布的I/II期数据显示,DB-1303治疗子宫内膜症患者的总体总体客观缓解率(ORR)为58.8%,疾病控制率(DCR)为94.1%。安全性方面,在所有接受评估的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患者中,DB-1303的耐受性良好且安全性可控。
随着多管线的临床研究推进,映恩生物开启加速出海模式,一跃成为ADC出海大户。
/ 02 /
踩中时代脉搏
一家公司的命运,既要靠自己的奋斗,也要考虑时代的进程。
幸运的映恩生物,踩中了时代脉搏。
2019年,国内创新药正是烈火烹油,PD-1热闹非凡,映恩生物则选择了尚未大火的ADC。
2022年,DS-8201引爆ADC赛道,ADC赛道的预期被打满,海内外药企开始加大投入;2023年,国产ADC彻底爆发,出海交易总额超215亿美元。
受益于ADC大火,映恩生物估值水涨船高。短短几年时间,共完成4轮融资,估值翻了16倍。
在2020年5月进行种子轮融资时,映恩生物的估值只有1300万美元。到2023年3月完成3000万美元的B2轮融资时,其投后估值达到了2.03亿美元。
当然,映恩生物身价的飙升,不只有运气,还有实力成分。
从技术平台来说,其成功构建了四个新一代ADC技术平台,DITAC(免疫毒素抗体偶联平台)、DIBAC(创新双特异性抗体偶联平台)、DIMAC(免疫调节抗体偶联平台)、DUPAC(有效载荷抗体偶联平台)。
其中,最主要的技术平台就是DITAC。这是基于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的ADC平台,其核心看点在于,通过优化的毒素、连接子来拓宽治疗窗口,进而改善疗效和安全性。
对于ADC企业来说,技术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平台越先进,ADC药物的能带的“子弹”越多、药效就越好,同时它能搭载的“毒素”种类也越广,毒副作用更低。
DB-1303、DB-1305、DB-1324等被BioNTech、GSK看中的管线,正是DITAC平台的产物。
有技术的同时,映恩生物也讲究差异化策略。仍以DB-1303为例,众所周知,HER2 ADC赛道卷到极致,而DB-1303除了进行了毒素升级,还在适应症方面下文章,其首个适应证为子宫内膜癌,与已上市的同类药物错开,目前正处于全球单臂2期注册研究阶段,最早将于2025年向FDA申报加速批准。
另外一款靶向HER3的管线DB-1310,适应证为非小细胞肺癌,目前大部分同类药物研究集中在单药的二线治疗,但映恩生物的方向是与阿斯利康的奥希替尼联用,治疗络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的EGFR突变NSCLC患者。
种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映恩生物成了市场眼中的ADC黑马。当然,ADC竞争激烈,最终能否脱颖而出还要看其后续研发实力和市场表现。
/ 03 /
价值最大化
在一笔笔可观的BD交易背后,更吸引人眼球的或许是映恩生物转手赚差价。
比如,映恩生物最新出海的DB-1418,被买方创始人视为EGFR/HER3双抗ADC赛道的BIC。
“在看到百利天恒与BMS的BL-B01D1之后,我们立即看到了该资产中的漏洞,它特别与安全性有关,另外我们基于拥有的DB-1418资产临床前数据,我们认为它可以是同类产品中最好的”,Avenzo创始人Countouriotis表示。
为此,其为该临床前分子支付了5000万美元首付款。
值得注意的是,DB-1418的母体HER3抗体来自于北京先通,买下来不过10个月时间。
去年3月,映恩生物与先通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花100万美元首付款买下该抗体。随后,映恩生物凭借专有的DIBAC平台开发了这款ADC。结合与Avenzo的5000万美元首付款,映恩生物转手就获得了50倍的差价。
当然,DB-1418能够达成交易,不仅来自于HER3抗体,还来自于映恩生物EGFR/HER3双抗的构建,以及其DIBAC平台的贡献。
DB-1418通过一个可裂解连接符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有效载荷P1021结合而组成,DAR值为6。根据招股书,与“2+2”药物形式的双抗ADC相比,DB-1418的“1+1”药物形式不仅能增强对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之间的选择性,还有潜力为肿瘤带来更多有效载荷。
在临床前研究中,DB-1418在6mg/kg的NCI-H1975模型中实现了99.32%的肿瘤生长抑制,显著高于HER3靶向ADC 53.88%的肿瘤生长抑制。
尽管赚差价的表述并不准确,但是,映恩生物这种借助外部合作,产生更大项目效应、价值最大化的模式,也值得市场学习,这也是其短短几年内,与多家药企合作实现6款ADC药物出海的核心所在。
此前,映恩生物首席科学官邱杨曾介绍,他们有一套自己的CP2竞争策略:C是指“差异化的临床开发”;两个P分别指“创新的ADC药物平台”和“风险管控的研发管线”。
C与P1(平台)是关键,在此基础上的风险管控管线,更是关键。
从具体执行来看,映恩生物目前大部分管线为引进抗体序列和授权合作形式进行开发。这种形式既能弥补自身的短板,也能获得一定收入支持研发,又能加速出海、参与全球竞争。
过去几年,BD早已成为创新药企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努力活下去的一种融资方式,也是整个行业过去多年创新研发成果的一个集中呈现。
好的一点是,国内创新药企正在回归biotech的初心,聚焦核心管线研发,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可以看到,包括映恩生物在内的biotech正在将一些早期项目授权出去。据Insight数据,创新药海外license out交易中,I期、II期临床管线的数量占比从2019年的17%上升至2024年1-11月的46%。
这是因为本土企业的早期管线创新成色更高,部分具备全球FIC、BIC潜力,在ADC、双抗细分领域相比MNC已具有局部技术优势,因此更受青睐。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今天的果实背后是昨日的辛劳,而资本寒冬今天种下的因,尚不知道明日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当然,无论是凭借自身价值在寒冬逆市完成融资,还是通过license out间接完成融资的biotech,都将获得下一阶段生存的门票。映恩生物这种风险管控、价值最大化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这既是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的冰山一角,也是生态不断成熟的体现。因为,被收购也好,license out也罢,并不意味着结束。
相反,有创新技术却不能真正影响市场才是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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