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phenazine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编辑  单胺类分子比如多巴胺、5-羟色胺、肾上腺素等，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神经递质，他们参与多种行为的调节和神经生理功能的调控，如奖赏、情绪调节、运动控制等，单胺环路功能异常则与抑郁症、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神经精神疾病密切相关。感知这些单胺类神经递质的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CR），如多巴胺受体、肾上腺素能受体，是多种神经元活动的枢纽，也是重要的临床药物靶点，与这些胺类受体相关的研究已经多次获得诺贝尔奖。除了上述这些被大家熟知的生物胺类神经递质以外，大脑内还存在一类内源性的胺类分子，其浓度非常低，因此被称为“痕量胺”。痕量胺分子包括苯乙胺（PEA）、色胺、酪胺等，是大脑内氨基酸的代谢产物。▲痕量胺分子和本研究使用的胺类化合物及其化学结构式（图片来源：孙金鹏课题组）200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痕量胺能够特异性激活一类受体，这些受体被命名为痕量胺相关受体（Trace Amine-Associated Receptor，TAAR）。TAAR家族在哺乳动物中可以分为两个进化枝：Clade I（包括TAAR1-4）和Clade II（包括TAAR5-9）。其中除TAAR1以外，其余TAAR家族成员均在嗅上皮组织中高表达，属于一类嗅觉受体亚家族，称为嗅觉TAAR，能够识别环境中挥发性胺类气味分子，介导动物本能的嗅觉相关行为。然而与嗅觉TAAR不同，TAAR1主要表达在大脑的单胺能神经核团，包括腹侧被盖区、中缝核和杏仁核等，可以识别大脑内的痕量胺分子，并调节单胺能神经元如多巴胺能和5-羟色胺能神经元的兴奋性及单胺类神经递质释放，因此也被称为非嗅觉TAAR。TAAR1能够被多种痕量胺激活，并且与药物成瘾、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精神疾病相关，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种靶向TAAR1的小分子药物SEP-363856（又名Ulotaront），不依赖多巴胺受体，可以避免严重不良反应，该药物已进入临床3期试验，这为开发精神分裂症的新型治疗方法提供了线索。尽管靶向TAAR1开发药物具有巨大的治疗潜力，但TAAR1分子识别和信号多样性的机制和药理学基础尚未得到系统研究。孙金鹏教授团队和李乾研究员团队长期关注嗅觉受体及TAAR家族功能研究，于2023年5月24日在《自然》（Nature）合作发表研究论文，聚焦嗅觉受体感知机制，阐明了TAAR9感知气味的分子机制及其独特的激活方式。然而，作为非嗅觉TAAR的TAAR1具有独特的配体谱，提示TAAR1的配体识别和激活机制不同于嗅觉TAAR。相关阅读：《自然》：孙金鹏/李乾团队揭示嗅觉感知的分子机制 | 专家点评能否基于TAAR1的配体结合域开发出亲和力更高、副作用更小的新化合物，从而为精神分裂症或药物成瘾治疗提供新的候选药物呢？日前，山东大学孙金鹏教授团队、杨帆教授团队，联合四川大学邵振华团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李乾团队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王越团队在《细胞》（Cell）在线发表了研究论文“Structural and signaling mechanisms of TAAR1 enabled preferential agonist design”。研究团队系统地分析了不同内源性胺类和SEP-363856激活TAAR1多种G蛋白信号的特征，解析了不同胺类激活TAAR1-Gs/Gq通路的分子机制和药理学特征，进而成功开发出同时具有Gs和Gq双激活活性的TAAR1小分子激动剂ZH8651，并在小鼠模型中验证了其改善精神分裂的作用。该研究为靶向TAAR1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候选化合物设计及药物开发改造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章简要示意图（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该研究主要发现包括：1、明确了多种内源性胺类代谢物（endogenous amine-containing metabolites，EAM）激活TAAR1下游信号的通路多样性及其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研究团队首先系统地检测了多种内源性胺类物质及SEP-363856对人源TAAR1（hTAAR1）和小鼠TAAR1（mTAAR1）不同G蛋白亚型的激活情况，结果表明SEP-363856（简称SEP）和PEA能够激活m/hTAAR1的Gs信号通路，三甲胺（TMA）能够激活Gs、Gq、Gi三条信号通路，环己胺（CHA）激活Gq信号通路。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在动物实验中，不仅SEP能够缓解MK-801诱导的精神分裂样症状，激活Gq信号通路的CHA也能够缓解该症状。在分别应用Taar1-/-小鼠和Gq抑制剂后，CHA对精神分裂的缓解作用明显减弱。这提示TAAR1介导的Gq信号通路在MK801诱导的精神分裂症中发挥有益作用，因此开发靶向TAAR1的Gs/Gq双激动剂可能具有更好的应用效果。▲TAAR1不同G蛋白信号通路激动剂对精神分裂样症状的作用（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2、解析了EAM和临床3期药物SEP激活m/hTAAR1-Gs/Gq的分子机制。基于以上在动物实验中的发现，研究团队解析了SEP-TAAR1-Gs、CHA-TAAR1-Gq、TMA-TAAR1-Gs、PEA-TAAR1-Gs等多个复合物的配体识别机制，发现了胺类识别的结合口袋（primary amine recognition pocket，PARP）。在PARP内部，保守的D1023.32 TMA、CHA、PEA、SEP的氨基基团形成氢键。Y2917.43与D1023.32共同稳定潜在的氢键网络。在口袋底部，W2616.48和F2646.51形成“双”拨动开关，从而诱导TAAR1激活。此外，与仅占据PARP的TMA相比，CHA、PEA和SEP激动剂中存在额外的环状结构，显示出第二结合口袋（second binding pocket，SBP），结构分析和突变数据提示PARP和SBP均介导TAAR1的激活，揭示了TAAR1不同于嗅觉TAAR的配体结合域，同时也提示PARP和SBP是设计TAAR1高效力激动剂的潜在靶标。▲TAAR1的配体识别口袋（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3、阐明了TAAR1偶联Gs和Gq两种不同信号通路的关键氨基酸和信号传递途径。基于对TAAR1不同G蛋白信号转导机制的分析，研究团队进一步找到了激活Gs和Gq通路的关键氨基酸位点。与Gq选择性激动剂CHA相比，两种Gs选择性激动剂SEP和PEA与TAAR1的特定氨基酸之间形成了额外的相互作用，包括S1063.36、Y1534.56、P183ECL2和Y2917.43。因此，研究团队在后续小分子的筛选工作中，将S1063.36和Y2917.43作为Gs选择性激动剂的筛选位点，而I1033.33、F185ECL2和F2656.52作为Gs/Gq双效激动剂的关键筛选位点。与此同时，研究团队详细解释了Gs和Gq信号传递途径的差异，为后续双效激动剂的开发提供了有利信息。▲基于结构开发TAAR1激动剂的流程图（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4、开发了靶向TAAR1的Gs偶联、Gq偶联以及Gs/Gq双偶联的高亲和力激动剂，并验证了其缓解精神分裂症的作用。基于上述鉴定出的TAAR1配体结合域以及偶联Gs和Gq通路的关键氨基酸，研究团队进行了小分子设计及化合物库的建立，设计了“区域接触划分”策略，通过虚拟筛选和细胞生化实验验证，研究团队得到了TAAR1的Gs偶联激动剂ZH8667、Gq偶联激动剂ZH8659、Gs/Gq双偶联激动剂ZH8651。ZH8651能够激活mTAAR1和hTAAR1的Gs、Gq信号通路，亲和力均在nM级别。以SEP作为对照，单次应用ZH8659和ZH8651剂量依赖性地改善MK-801诱导的小鼠精神分裂样症状，其效果与临床3期药物SEP相似。在Taar1-/-小鼠中，ZH8659和ZH8651对精神分裂症的改善作用大大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单独给药SEP（3 mg/kg）对基础运动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提示SEP可能具有导致自发活动减少的潜在副作用。相比之下，ZH8659或ZH8651没有引起基础活动减少，显示其亲和力高副作用低的优势。 ▲ZH8659和ZH8651对精神分裂样症状的改善作用（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总之，该研究应用基于结构的虚拟筛选和候选化合物设计，开发出一种有效的TAAR1双激动剂，在MK-801诱导的精神分裂症样小鼠模型中表现出治疗潜力，为靶向TAAR1开发抗精神疾病药物先导化合物提供了线索。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生尚攀、荣乃康、讲师姜晶晶、高等医学研究院特别资助类博士后程杰、齐鲁医院研究生张鸣晖、药学院教授康东伟、生物医学结构表征中心主任齐磊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山东大学孙金鹏教授、杨帆教授、四川大学邵振华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李乾研究员、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王越研究员为本文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卫健委耳鼻咽喉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大力支持。孙金鹏团队与耳鼻喉重点实验室雷大鹏团队、冯昕团队、山东省立医院夏明团队开展长期合作，致力于嗅觉感知、耳鼻咽喉及头颈外科疾病的基础-临床转化。该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杰青、优青等项目的资助。专家点评裴钢（中国科学院院士）精神分裂症是一类临床常见但病因未明的严重精神疾病。病程多迁延，反复发作恶化会导致精神残疾。目前常用的治疗精神分裂药物如氯丙嗪和奋乃静等主要是作用于中枢系统中的多巴胺受体，多存在锥体外系不良反应和迟发性运动障碍等副作用。通过对非多巴胺受体的动物模型实验筛选，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项靶向痕量胺受体1（TAAR1）而非多巴胺受体D2的小分子SEP-363856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性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安慰剂组，SEP-363856表现出显著改善作用。目前该小分子已获美国FDA授予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突破性药物资格，这使得TAAR1成为非多巴胺受体抗精神疾病的重要潜在靶点，为研发新一代抗精神分裂症药物揭开了序幕。山东大学孙金鹏团队聚焦于TAAR1，联合四川大学邵振华团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李乾团队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王越团队在Cell在线发表了研究论文“Structural and signaling mechanisms of TAAR1 enabled preferential agonist design”。本研究系统分析了内源性胺类对TAAR1下游G蛋白信号通路的激活情况及其在MK-801诱导的精神分裂症小鼠模型中的作用，发现除了TAAR1的Gs通路外，激活下游Gq信号通路也能够缓解MK801诱导的精神分裂样症状。研究团队解析了TAAR1识别不同内源性配体并产生多种信号通路的分子机制，成功开发出了靶向TAAR1下游Gs和Gq双通路的高亲和力小分子化合物。该小分子在小鼠模型中对精神分裂样症状具有更好的改善作用，以及避免了锥体外系反应和自发活动减少等潜在副作用。该研究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开发的新的策略，也是通过结构生物学和分子药理学紧密结合的基础研究来指导药物开发的一个很好的范例。王立平（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精神类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发病率高、难以治愈、医疗负担重等特点。全球现有精神心理问题患者超过4亿，约每20个人就有一个存在精神心理问题，而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已达17%。精神类疾病的种类繁多，包括情感障碍（如抑郁症）、焦虑障碍（如恐惧症）、精神分裂症等。其中，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等，目前临床上以对症治疗为主。典型的药物包括氯丙嗪、氟哌啶等多巴胺D2受体拮抗剂，尽管这类药物对于控制精神分裂阳性症状效果明显，但其也能与毒蕈碱M1受体、肾上腺素受体及组胺H1受体结合，因其作用的靶点较多，导致患者常会出现过度镇静、心动过速、心血管反应及直立性低血压等副反应，对多个脏器都有较大的影响。最近，SEP-363856被美国FDA授予新一代抗精神病候选药物，与其他抗精神分裂药物不同，SEP-363856非多巴胺D2受体拮抗剂，而靶向TAAR1受体，对精神分裂症的阳性和阴性症状均表现出积极作用，并于2019年被FDA认定为突破性疗法，这为开发精神分裂症的新型治疗方法提供了线索。嗅觉、视觉等感知觉相关的本能行为具有跨物种的高度保守性特征，关乎到物种生存繁衍。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众多情绪障碍性疾病往往与感知觉、本能行为信息处理异常有关。TAAR1属于痕量胺相关受体家族，也是A类GPCR大家族的一员。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TAAR家族成员均表达于嗅上皮中，作为嗅觉受体识别环境中挥发性的胺类分子并介导嗅觉本能行为，唯独TAAR1不在嗅上皮中表达，而表达在大脑多个单胺能神经核团中，可感知一系列内源性胺类代谢物（EAM），并且与药物成瘾、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精神分裂等多种精神疾病相关。尽管靶向TAAR1开发药物具有巨大的治疗潜力，但TAAR1识别EAM等内源配体的分子基础、信号转导多样性的分子基础和药理学机制仍不清楚。更重要的是，如何基于这些机制解析进而开发靶向TAAR1的新一代治疗精神分裂的候选化合物仍亟待系统性研究。山东大学孙金鹏团队长期致力于GPCR微环境感知及药理研究。最近，山东大学孙金鹏教授和杨帆教授，联合四川大学邵振华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李乾研究员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王越研究员在Cell发表的这篇文章发现，不仅SEP-363856激活TAAR1-Gs信号通路能够缓解MK-801诱导的精神分裂样症状，激活TAAR1-Gq信号通路的环己胺（CHA）也能够缓解该症状。研究团队进一步系统性解析了不同内源性胺类（三甲胺TMA、苯乙胺PEA和CHA）和小分子药物SEP-363856激活TAAR1多种G蛋白信号的特征，阐明了不同胺类分子激活TAAR1-Gs/Gq通路的分子机制和药理学特征，并根据TAAR1识别配体和偶联不同G蛋白的关键氨基酸，成功开发出同时具有Gs和Gq双激活活性的TAAR1小分子激动剂ZH8651，在小鼠模型中验证了其改善精神分裂的作用与SEP363856改善效果相似，且未表现出僵直反应和基础活动减少的副作用。综上，该研究从TAAR1已知的配体起始，基于关键的配体识别机制和药理学特征筛选出更优的配体，从而为靶向TAAR1调控机体感知、行为，乃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候选化合物设计及药物开发改造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其余重要的GPCR靶点的药物研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胡霁（上海科技大学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人们处于快乐、忧郁、紧张、伤感等各种情绪中时，大部分人觉得这是心理变化，其实是大脑和它的小帮手在操纵着这些情绪。大脑中互相连接的神经元形成巨大而复杂的神经网络，我们的情感、意识、记忆等活动都发生在这个网络中，在这个网络中担当“信使”的神经递质便是小帮手之一。神经递质根据不同的化学组成特点，可分为单胺类、氨基酸类、神经肽类和其他类等。其中单胺类是较早被发现的一类神经递质，包括经典的生物胺例如儿茶酚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等）、吲哚胺（主要是5-羟色胺）和咪唑胺。而痕量胺是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单胺类神经递质类似的内源性物质，包括酪胺、苯乙胺、甲氧酪胺和章鱼胺等，由氨基酸脱羧酶（AADC）等介导的脱羧反应形成，它们在哺乳动物神经系统中的水平比经典生物胺的更低，所以称为痕量胺，但其水平的异常与多种精神疾病相关，如帕金森、抑郁症、精神分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精神分裂症是一类严重的精神疾病，全球约有2400万人患精神分裂症，每300人中就有1人受到精神分类症的影响。精神分裂症有着症状多样、病程漫长的特点。病情严重时可致残疾，并且患者自杀率较高。目前临床使用的药物多以多巴胺受体和5-羟色胺受体为靶点，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较多。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SEP-363856有望成为不依赖于D2受体作用机制的全新抗精神病药，这使痕量胺在大脑中的受体TAAR1（亦是SEP-363856的受体靶点）成为抗精神疾病的潜在重要靶点。为系统研究痕量胺受体TAAR1在精神分裂症中的调控功能，近日孙金鹏团队，联合四川大学邵振华团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李乾团队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王越团队在Cell发表了题为“Structural and signaling mechanisms of TAAR1 enabled preferential agonist design”的研究论文。团队在研究TAAR1下游G蛋白信号通路多样性的过程中，发现TAAR1的Gq通路激动剂能够缓解MK801诱导的精神分裂样症状，Gs/Gq双激活的激动剂可能有更好的改善效果。因此团队进一步解析了引起TAAR1的Gs和Gq通路激活的关键氨基酸位点和传递途径。以此为基础，根据“区域接触划分”策略，筛选出了TAAR1高亲和力的Gs通路激动剂、Gq通路激动剂以及Gs/Gq双激活的激动剂，通过动物实验验证了其对MK-801诱导的精神分裂样症状的缓解效果，并且初步评估了其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特征，揭示了新筛选的激动剂比SEP-363856具有更优的特性，为后续以TAAR1为靶点开发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先导化合物提供了思路。孙金鹏团队和李乾团队长期关注TAAR家族的配体识别机制及生理功能，此文是继团队合作解析TAAR9嗅觉感知的分子机制（Nature，2023，618：193–200）后的又一力作。封面图来源：123RF参考资料：[1] P. Shang, N.K. Rong, J.J. Jiang, J. Cheng, M.H. Zhang, D.W. Kang, L. Qi et al., Structural and signaling mechanisms of TAAR1 enabled preferential agonist design. Cell (2023). DOI: 10.1016/j.cell.2023.10.014▼细胞和基因疗法科学讲座点击图片立即观看本文来自药明康德内容微信团队，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谢绝转载到其他平台。如有开设白名单需求，请在“学术经纬”公众号主页回复“转载”获取转载须知。其他合作需求，请联系wuxi_media@wuxiapptec.com。免责声明：药明康德内容团队专注介绍全球生物医药健康研究进展。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更多推荐点个“在看”再走吧~

点击上方的 行舟Drug ▲ 添加关注作者｜张 宁¹，尹莉芳²（1.CDE、2.中国药科大学）基于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BCS）的生物豁免旨在减少对体内生物等效性研究的需求，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生物等效性研究，加速高质量药品的研发。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欧 洲 药 品 管 理 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等药品监管机构分别出台了基于BCS的生物等效性豁免指导原则，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PMA）2016 年 5 月发布了《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豁免指导原则》，适用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中普通口服常释制剂申请生物等效性豁免。根据要求，药物申报企业在申请生物等效性豁免时，需首先提供相应资料或数据证明所申报的药物属于 BCS I 或Ⅲ类，即提供药物的溶解性和渗透性数据，此外还应提供药物快速溶出的数据支持［1］。按照《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要求》中所提及的BCS的文献数据查询来源，可以查询WHO 发布的BCS 数据库（2005 年），NICHD 和 FDA 研究归纳的 BCS 数据库（2011年），tsrlinc网站的 BCS等［2］。但是，在我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研究中，存在着药物BCS分类不明，或 BCS 分类文献报道不一致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针对仅在我国上市的药物BCS研究数据缺乏，如黄连素片、复方甘草片、奋乃静片等品种在上述数据库中均无法查到，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来源的BCS分类数据所参考的药物规格、剂型及判断标准等不统一造成的［3］，如盐酸环丙沙星片，在 tsrlinc网站上查询为Ⅲ类，但是在 WHO 发布的 BCS 分类表中为 I/Ⅲ类，阿莫西林胶囊/颗粒按照 WHO 发布的BCS分类表为I类，tsrlinc网站上查询为Ⅳ类[药研公众号整理排版]。因此，对于无确定 BCS 分类数据的药物，企业在申请生物利用度豁免时，需根据《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豁免技术指导原则》提供测定的溶解性和渗透性数据。尽管相关指导原则中对于实验进行了相关规范，但是对于具体的实验溶液的配制、pH 值是否调节的细节问题等未做明确规定，本文旨在建立统一的药物溶解性、渗透性实验方法，增加数据的可靠性和统一性。1 药物溶解性评价方法根据BCS对溶解性的分类，即制剂的最大剂量所对应的药物是否能在体积不大于 250 mL、pH 值 在 1.0～6.8 的水溶性介质中完全溶解，能完全溶解即为高溶解性药物，反之则为低溶解性药物［4］。因 此，药物的溶解性跟最大使用剂量和溶解度有关，建立测定药物溶解度的方法有助于合理地对药物溶解性进行评价。测定药物在（37±1）℃温度下，pH 值在 1.0～ 6.8水溶性介质中的平衡溶解度，并绘制原料药 pH-溶解性曲线。该曲线上的 pH 值选择应该有充足的点，如 pH 1.0，4.0 或 4.5，6.8 的介质。此外，如果药物的解离常数（pKa）在 pH 1.0～6.8，还应评估药物在pKa、pKa＋1、pKa－1的pH介质中的溶解度［5-8］。测定溶解度时每个 pH 值条件至少要平行测定3次，必要时还需多次重复测定。不同pH值的水性介质的配法可以参考《普通口服固体制剂溶出曲线测定与比较指导原则》附录中不同 pH 值溶出介质的制备方法，如果特定的缓冲溶液会对药物的理化性质产生影响，也可以使用其他介质。在原料药加入到介质后和溶解度实验结束时，应测定溶液的 pH 值，已确定溶解度的测定是在指定pH值条件下进行，必要时进行pH调节［5-7］。药物在不同 pH 介质中的溶解度测定方法应该是经过验证的，如药物在介质中不稳定，此方法应能区分药物和降解产物。如原料药的降解是缓冲液成分或者 pH 值引起的，则需提交胃肠道稳定性研究部分的稳定性数据。如药物在溶解度测定过程中不稳定（降解＞10%），则所测得的溶解度数据不能用于生物等效性豁免。根据测得的在 pH 1.0～6.8 范围内水性介质中药物溶解的最高剂量，即最低溶解度来确定药物的溶解性分类。若药物的最高剂量在 pH值 1.0～6.8、均能够完全溶解在不大于250 mL的水溶性介质中，即可认为该药物是高溶解性的。除了传统的摇瓶法，也可以使用酸碱滴定法及其他方法测定药物溶解度，但应证明所用方法的合理性，并且有方法学数据的支持。在提供溶解性数据的同时，还应提供药物的基本信息 ：原料药的化学结构、相对分子质量、性 质（酸、碱、两性或中性）和 pKa；以及分析方法和缓冲溶液组成的测定方法的描述；溶解性结果应提供药物在不同 pH 溶液中的平衡溶解度以及溶解最大规格需要的介质体积［1］。2 药物的渗透性分类评价BCS I 和Ⅲ类药物均为高溶解性药物，但是渗透性不同，看似只要进行溶解性和溶出度研究就可以进行生物等效性豁免申请，与渗透性高低关系不大 ，但是根据《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豁免指导原则》，BCS I 和Ⅲ类药物在申请生物等效性豁免时，所提交的资料是不同，如：BCS Ⅲ类药物要求仿制制剂必须与参比制剂含有相同的辅料组成，各组成用量相似，而 BCS I 类药物无此要求。因此对于药物的渗透性研究依然很有必要［9］。药物渗透性评价应该是基于人体药动学研究的 吸 收 程 度 ，如 绝 对 生 物 利 用 度（absolutebioavailability）或质量平衡（mass balance）。一般认为，当绝对生物利用度不小于 85%；或不小于 85%的药物以原型药物或以原型药物及代谢物（吸收后产生的代谢物）总和的形式从尿液中排出，即可认为药物为高渗透性药物［4］。由于部分药物可能在胃肠道中未被吸收，因此粪便中的原型药物一般不能归属于被吸收范围内［1，5］。药物渗透性数据允许使用原研说明书、审评报告等资料中的人体药动学数据证明药物渗透性。一般来说，药物的绝对生物利用度及尿液中原型药物排泄率比较容易从说明书及审评文件中获得。在采用绝对生物利用度或质量平衡进行渗透性研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根据研究的可变性，评估受试者例数，保证吸收度数据的可靠性；关注药物在胃肠道中的稳定性，可以研究药物在人体内取出的胃液和肠液中的稳定性，也可以考察药物在合适的动物模型胃肠液或者模拟液体中的稳定性。除绝对生物利用度或质量平衡等人体吸收数据外，可以采用肠道灌注法、离体肠道灌流法或者合适的单层上皮细胞的渗透性测定等方法进行渗透性测定。但是，当上述单一的渗透性检测不足以充分说明药物的渗透性时，建议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当两种不同实验类型的研究数据对于药物渗透性分类有矛盾时，应用人体数据进行准确判断[药研公众号整理排版]。需要注意的是，被动转运药物的渗透性研究可以使用动物或人类单层培养上皮细胞模型进行。若药物是膜转运蛋白（如 p-糖蛋白）底物，容易造成渗透性分级错误。这是因为动物、离体人或动物肠道、单层人工培养上皮细胞模型中和药物外排相关的转运蛋白可能缺失，或者其表达程度和人体相比较低。判断药物是否为被动转运的依据：药物在人体内呈线性药动，剂量和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表现出线性关系；采用动物模型进行体内或原位渗透性测定时，测定值与灌注液的初始药物浓度无关；使用已被证明能表达已知转运蛋白的细胞模型进行渗透性测定时，测得的渗透性数值与转运方向无关。可以采用地高辛、长春碱、罗丹明123等选定的模型药物或浓度不饱和外排系统的化学品，表征出已知转运蛋白的表达，证明药物在基底外侧至顶端方向的转运速率高于顶端至基底外侧方向［5-8］。此外，在选择肠道灌注法、离体肠道灌流法或者合适的单层上皮细胞模型进行渗透性测定时，应当有明确的表征指标对模型的可用性进行判断，同时有充分的数据证明测得的渗透性数值和药物在人体内吸收的程度的顺序关系。如采用经验证的Caco-2细胞模型进行渗透性评价时，一般通过比较实验前后跨膜电阻（TEER）的测量值和/或其他合适的指标，确认细胞单层完整性（即是否形成紧密连接）。在进行实验时，应使用零、低（＜50%，如法莫替丁、依那普利等）、中（50%～84%，如二甲双胍、雷尼替丁等）和高（≥85%，如茶碱、美托洛尔等）渗透性模型药物，通过建立实验渗透率与人体药物吸收程度之间的排序相关性，证明Caco-2细胞测定方法的适用性［1，5-7］。在提供渗透性数据时，还应提供测定方法的描述，包括分析方法和缓冲溶液的组成；人体药动学研究（PK），包括设计方案和PK数据对应的方法；对于直接渗透性研究方法，需要说明所用方法的适用性，包括研究方案的描述，受试者、动物和上皮细胞系的选择标准，供体液里的药物浓度，分析方法的描述，计算吸收程度或渗透性的方法等信息；对于采用动物模型或单层细胞模型测得的数据，还应提供选择的模型药物的清单，说明研究方法适用性的人体内的吸收度数据，每个模型药物的渗透率值，每个模型药物的渗透性分类等。3 结语多个药品监管机构出台了基于 BCS 的生物等效性豁免指导原则，BCS I和Ⅲ类口服制剂，在满足快速释放，且在符合其他要求（如不含有影响药物吸收的辅料等）的前提下，可以进行生物等效性豁免，这将大大降低企业在一致性评价和仿制药研制中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在申请生物等效性豁免时，需提交药物的 BCS 分类依据，包括溶解性和渗透性，尽管指导原则中允许引用原研说明书及审评文件中的数据，但是部分品种，由于仅在我国上市等原因，无法获取可靠的分类数据，因此需企业完成相关研究。本文希望对在药物溶解性、渗透性评价中的方法进行合理规范，为企业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药研公众号整理排版]。文章信息源于公众号天咨医药，登载该文章目的为更广泛的传递行业信息，不代表赞同其观点或对其真实性负责。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本网拥有对此声明的最终解释权，若无意侵犯版权，请联系小编删除。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行舟Drug每日更新 欢迎订阅+医药大数据|行业动态|政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