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king University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8月20日 第 20 版） 人的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大家谈人生） 钟南山 我出生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父母给我取名“南山”，因我生在南京，南京有个钟山，爸爸说，干脆取名钟南山吧！他希望我像大山一样，经历过大风雨，还能够屹立在那儿，茁壮成长。 听外婆讲，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把我家的房子炸塌了，我被埋在土里。外婆紧张极了，一直扒着砖头瓦砾，拼命把我挖了出来。那时我的脸已经黑紫，她把我的鼻子清清，又按按我的身体……我活过来了。我的命还挺大。 后来，我们逃到贵阳。刚买了新房子、添置好家具，日军的炮弹又来了。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只有咸菜吃，偶尔有块腐乳就很不错了。贵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房间里很多臭虫、跳蚤，我们的头发上长着虱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外面放炮仗的声音，跑到大街上一看，到处灯火通明，大家开心地欢呼。接着听到电台说：“日本投降了！” 1946年，我们家离开贵阳，到广州安顿下来。我的父亲钟世藩是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妈妈廖月琴是护士长。有一年，我家住的小楼天台上突然多了很多小白鼠，一问才知，父亲是在做乙脑病毒的实验。当时医院很困难，父亲就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养在家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父亲便安排我喂小白鼠。小白鼠养得多，我家总有一股老鼠味儿。有人来找我们，邻居就说，你只要闻到老鼠味儿，就知道他们家在哪了。 邻居们经常带孩子来找父亲看病。孩子病好了，家长开心，父亲也开心。这些事耳濡目染，让我从小就觉得做医生能帮人解决困难、减少痛苦，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如果我不做医生，或许会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读高三时，在广东省的一次运动会上，400米项目我跑出了53秒05的成绩，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广东省纪录！后来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得了全国第三名。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问我要不要来当运动员，我回家和父母讨论了半天，决定还是学医。父亲说，学医不单让自己身体好，而且能帮助别人，让别人身体也好。于是我考取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不过，我仍喜欢体育运动。竞技运动不是单纯训练身体，而且有益于锻炼人的意志品质，争上游、讲究团结和时间效率，还有不服输的精神。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 我与妻子李少芬的结缘，也与体育有关。从广州到北京后，我周末常去姨婆家玩，在那里结识了李少芬。当时李少芬是国家篮球队队员，我常到她的训练基地去锻炼。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从北医骑车到龙潭湖去找她。骑了一个半小时，天气很冷，电话也不方便，找她找不到，我很丧气地又骑了一个半小时回校。结果同学对我说，她从龙潭湖骑车来北医找我了！我心里头突然非常温暖。尽管我俩没见着，但是，我们确认了对彼此的感情。 李少芬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1963年底新兴力量运动会，领导对她开玩笑说，如果女篮拿了冠军，你就可以结婚。几天后，真的夺冠了！相恋8年的我们结婚了。 1971年我回到广州，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聊天，聊到一半，他突然问了一句：“你今年都35岁了？真可怕。”然后沉默了。父亲35岁时，早已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回国成为知名的儿科专家。而我经历了下放农村、烧锅炉，刚回到医生的岗位上，甚至还没接触临床。我的35岁，差得太远了！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在医院我只是最低级的住院医生，我主动要求到急诊室工作，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解决医学急重问题的方法。过了半年，我基本熟练掌握了常见急诊患者的诊治，正想申请到病房进一步提高，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要求我参加研究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的任务。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 当时全国只有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少有呼吸疾病的专家，医院里也没有专门的呼吸科，这是一门从零开始的学科，非常困难。有一天，我在为慢支炎患者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咳出来的痰，不仅痰量不同，颜色、黏度、气味也都不同，结合在北医生化教研组进修的知识，我突然有一个奇想，患者的痰或许是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我收集了不同患者的痰液，进行生化成分及酶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将慢支炎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类型，从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分类治疗，其疗效比常规方法提高50%。这项研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43岁那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到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我第一次去见导师弗兰里先生。那次见面不是“面对面”，而是“面对背”。他在屋里煮咖啡，我进去了。他问，你想做什么研究？我讲了讲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们中国的医学毕业生学历在国外是不被承认的，你先去看看我的实验室吧，有兴趣就做些研究。导师背对着我谈了六七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有点孤独，但想到国家送我们过来有多不容易，我就暗下决心，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实力！ 导师对我的改观源于一次实验。我研究的课题是吸烟的主要成分——一氧化碳对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影响。此前，我的导师曾用数学公式来算碳氧血红蛋白和氧运输的关系，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但我认为，用实验的办法来观察，才能得出更严谨的结论。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找朋友来收集血远远不够，我只好在自己身上抽，3周内前前后后大概有800毫升，才校准了仪器。做吸烟实验，我决定自己上，一边吸一氧化碳，一边抽血检查。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相当于连续吸了60支烟，同行们都担心我出问题，我有些头晕，但为了取得全过程数据，坚持继续吸入，直到浓度达到22%时，终于得到了完整的曲线结果。 实验证明，导师所用的数学曲线有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我请导师看我的结果，他大为诧异，也很高兴，一把抓住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太好了！我要推荐你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内科学会去作演讲！”那次之后，导师和同事都改变了对“钟医生”的看法。 留学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搞好基本功。没有走好第一步，不要走第二步；第一步一定要证实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或重复性很好，再走第二步。这与父亲对我的教导是一致的。我曾在农村给一个患肾病的孩子看病，根据血尿症状，有一位医生认为他是肾结核，对他进行一些相关治疗。回家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说到一半，父亲反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肾结核？”听到这话，我蒙了，真的答不上来。父亲平时讲话很少，一讲就讲到要害。 父亲晚年由于痰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最后3年生活质量很差。我担任父亲的主治大夫，他非常信任我，让我大胆地去做实验，但当时的医疗只能到那个水平。他去世后不到两年，一个新的仪器问世了——无创的人工呼吸机，对他最合适。有了这个仪器，也许他能活到90岁。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父亲的嘱托我一直记着——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有依据。在抗击非典时，我指出新闻所说的衣原体感染是错误的。抗击新冠疫情时，我第一个在电视上讲到“人传人”，都是掌握了依据才敢下的判断。 2002年12月22日，有一个从广东河源转过来的患者，说吃了一顿饭后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出现呼吸困难。用过很多抗生素，仍然不管用，3天时间肺就全白了。不寻常！ 这是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 紧接着，症状相同的患者接连出现。2003年1月底发病最厉害的时候，一个人传染一家子。患者收进诊室后，有些医生不敢进去，送药、递餐都通过窗户。这种气氛我觉得不对。我认为，只要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及戴口罩，就不容易被传染。会诊结束后，我说，将市内那些重患者都转给我们医院。患者来了，我们的护士照样见他，给他量体温，那种恐怖气氛马上就解开了。 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人员共同努力下，大家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出“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可有效避免更多的伤亡。这套方案后来成为通用的治疗方案。医生队伍稳定，社会稳定就有保障。 2020年春节假期，新冠疫情袭来，全国再一次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许多医护人员自愿去最前线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最容易感染的地方，去战斗。我向他们致敬。大家同心，是一定能够过难关的。 我面对的是生命，是生和死的问题，这一点儿都不能含糊。我的压力来自患者的生命。面对质疑，我没有想太多，只想把患者救活。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近年，我向中央提议建设国家实验室，以应对下一个X疾病。X疾病是什么？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预测到可能是哪些。未来10年可能在医学上是一个极大变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很多问题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谁现在不抓住人工智能，再过几年就会落后。 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要学会把人工智能应用到本专业中。但同时，人工智能代替不了医学人文，代替不了医患的沟通。人工智能是在技术上解决问题，但难解患者的心理焦虑。一个人得病，他一定会心理得病。心理状态，对于疾病向恶化还是向改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要解患者的“心病”，需要医生来交流。医生救的不是病，而是人。 如今我已年届九十，但还不觉得自己老。早上7点起床，工作到12点半，午休一会儿，下午3点接着工作，晚饭后再工作两小时，11点睡觉。主要的临床是搞大查房，就是全国多家医院联合一块看疑难病。也阅读一些最新的医学期刊，不要局限于实验室，多看看国际新闻，拓宽自己的视野。另外，抽空在室内跑步、划船、举重，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是我最好的休息。真正的变老，是不想学习新东西了。 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主要任务不是自己研究一个项目，而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团结大家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广州国家实验室现有1000多人，能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好平台，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父亲曾说：“人的一生，总要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只要留下点什么，你就是没白活。”我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想来想去，我是一个医生，如果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工作给社会带来一点价值以及进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益的。 声明：本微信注明来源的稿件均为转载，仅用于分享，不代表平台立场，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尽快联系我们，我们第一时间更正。

撰文丨王聪 编辑丨王多鱼 排版丨水成文 在真核细胞中，通过液-液相分离（LLPS）形成的无膜结构（例如应激颗粒、P小体）可通过隔离 mRNA 来调控其储存、翻译或降解。 而细菌缺乏膜包裹的复杂细胞器，在细菌中，应激颗粒等无膜结构如何影响 mRNA 的动态变化以及它们的功能作用，目前尚不明确。 2025 年 8 月 19 日，武汉大学普颖颖教授团队联合英国约克大学 Mark C. Leake 团队及北京大学白凡教授（武汉大学裴林森、鲜雨珈、闫晓丹等为共同第一作者），在 Nature 子刊 Nature Microbiology 上发表了题为：Aggresomes protect mRNA under stress in Escherichia coli 的最新研究论文。 该工作首次揭示了大肠杆菌持留菌的关键无膜细胞器——aggresome（细菌应激颗粒）——通过静电排斥机制选择性保护 mRNA 的完整性，从而增强细菌在逆境中的生存力与复苏效率。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细菌耐药机制的理解，也为靶向持留菌的新型抗菌策略提供了理论突破口。 持留菌（Persisters） 是细菌群体中因休眠而耐受抗生素的小亚群，可逃逸宿主免疫清除，导致感染复发与慢性迁延。持留菌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通过进入深度休眠状态显著降低代谢活性，从而逃避抗生素的杀伤；当环境压力解除后，这类休眠细胞能动态复苏并恢复生长，成为感染复发的潜在源头；临床上，持留菌至少与 20% 的慢性感染密切相关，对疾病迁延与治疗失败构成持续性威胁。 该团队之前的研究发现，持留菌通过液-液相分离（LLPS） 形成无膜细胞器——aggresome，其动态组装与解聚直接调控休眠深度与复苏时序。然而，aggresome 如何精确保障细菌在应激后的快速复苏，仍是未解之谜。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活细胞成像、聚合物物理学建模和转录组学，证明了在大肠杆菌中长期的应激压力导致 ATP 耗尽，从而增加了细胞内 aggresome 的形成、聚集以及这些 aggresome 内特定 mRNA 的富集。较长的 mRNA 转录本在 aggresome 中积累得比在细胞质中多。质谱分析和诱变研究表明，由于其表面负电荷产生的静电排斥作用，mRNA 核糖核酸酶被排除在 aggresome 之外。 利用荧光报告基因进行的实验以及对 aggresome 形成的破坏表明，aggresome 内 mRNA 的储存促进了翻译的快速重新激活，并且与大肠杆菌在去除应激压力后生长过程中迟缓期的缩短有关。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mRNA 在 aggresome 中的储存有助于细菌在应激压力下的存活和复苏。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libproxy1.nus.edu.sg/articles/s41564-025-02086-5 设置星标，不错过精彩推文 开放转载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  微信加群  为促进前沿研究的传播和交流，我们组建了多个专业交流群，长按下方二维码，即可添加小编微信进群，由于申请人数较多，添加微信时请备注：学校/专业/姓名，如果是PI/教授，还请注明。 点在看，传递你的品味

2025年8月19日，武汉大学普颖颖教授团队联合英国约克大学Mark C. Leake课题组及北京大学白凡教授在Nature Microbiology发表题为“Aggresomes protect mRNA under stress in Escherichia coli”的最新研究。该工作首次揭示了大肠杆菌持留菌的关键无膜细胞器——aggresome（细菌应激颗粒）——通过静电排斥机制选择性保护mRNA的完整性，从而增强细菌在逆境中的生存力与复苏效率。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细菌耐药机制的理解，也为靶向持留菌的新型抗菌策略提供了理论突破口。 研究背景：持留菌——耐药与慢性感染的“元凶” 持留菌（Persisters） 是细菌群体中因休眠而耐受抗生素的小亚群，可逃逸宿主免疫清除，导致感染复发与慢性迁延。持留菌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通过进入深度休眠状态显著降低代谢活性，从而逃避抗生素的杀伤；当环境压力解除后，这类休眠细胞能动态复苏并恢复生长，成为感染复发的潜在源头；临床上，持留菌至少与20%的慢性感染密切相关，对疾病迁延与治疗失败构成持续性威胁。 团队前期研究发现，持留菌通过液-液相分离（LLPS） 形成无膜细胞器aggresome，其动态组装与解聚直接调控休眠深度与复苏时序（Molecular Cell 2019, Science Advances 2021）。然而，aggresome如何精确保障细菌在应激后的快速复苏，仍是未解之谜。 核心发现：aggresome是细菌的“mRNA保险库” 研究团队通过高分辨率分离技术与转录组分析首次在aggresome内检测到RNA存在，揭示了三个关键现象：(1) 长链mRNA优先被招募至aggresome；(2)与细胞质中普遍降解的RNA相比，aggresome内部的mRNA完整性得到显著保护；(3) 当环境压力解除后，这些受保护的mRNA能够迅速翻译成蛋白质，直接驱动细菌复苏过程。 关键实验证据首先来自聚合物理模型（基于FH理论）的模拟结果，表明长mRNA因更强的焓增益效应被优先招募，随着应激时间延长，aggresome逐渐压缩结构并开始招募较短转录本，最终形成高密度凝聚体。体内功能验证进一步证实，清除aggresome内的mRNA会显著延迟细菌复苏，凸显了该保护机制的必要性。 在机制层面，质谱分析发现带负电的核糖核酸酶被严格排除在aggresome外部而富集于细胞质中，这种表面电荷排斥效应通过电荷反转实验得到验证——当突变RNase使其表面电荷转为正值后，这些酶便能侵入aggresome并降解内部mRNA，导致细菌复苏能力完全丧失；而仅突变电荷但破坏酶活性的对照组中，mRNA仍受到有效保护。这一静电屏障机制使aggresome与新月柄杆菌的BR bodies形成本质区别：后者通过主动招募RNase E来平衡mRNA存储与降解，而aggresome则通过纯粹的静电排斥实现mRNA保护，体现了功能机制的进化分异。 科学意义：重新定义细菌应激颗粒的功能范式 本研究首次确立aggresome为细菌真正的应激颗粒，具有理论创新意义：提出“mRNA静电盾牌”模型，突破传统认知中相分离凝聚体必然混合酶-底物的局限；同时也具有应用潜力：aggresome-RNase电荷互作界面的发现，为设计破坏持留菌复苏的小分子药物提供新靶点；aggresome的存在为细菌提供了更强的生态适应性：揭示细菌通过“休眠期存信息、复苏期速执行”策略提升环境适应力，为理解微生物进化提供新视角。 本研究由武汉大学、英国约克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跨学科团队共同完成。武汉大学裴林森博士、鲜雨珈同学、严晓丹博士与约克大学的Charley Schaefer、Aisha H. Syeda、Jamieson A. L. Howard作为共同第一作者主导实验探索；通讯作者由武汉大学普颖颖教授、英国约克大学Mark C. Leake教授及北京大学白凡教授共同担任，负责研究设计与成果统筹。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libproxy1.nus.edu.sg/articles/s41564-025-02086-5 学术合作组织 （*排名不分先后） 战略合作伙伴 （*排名不分先后） · 转载须知 【非原创文章】本文著作权归文章作者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分享，未经作者的允许禁止转载，作者拥有所有法定权利，违者必究。 BioArt Med Plants 人才招聘 近期直播推荐 点击主页推荐活动 关注更多最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