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phalan Flufenamide

深度聚焦多肽、多肽偶联药物研发、质控、工艺开发，展位咨询&免费入场券：联系电话181 1603 6798，扫码立即获取免费入场券： 图1、多肽及肽偶联药物获批上市的重要里程碑时间线[1] Peptide（多肽）是指通过酰胺键或肽相连的氨基酸（AAs）链，一般分子量（MWs）小于10KDa或少于40个AA。肽普遍存在于生物体内，广泛参与和调节机体内的各个系统、器官、组织和细胞的功能，在生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迄今在生物体内发现的多肽已达数万种。如图1所示，2000年以后，天然多肽不断丰富，特别是来自毒液中的多肽组学以及新的化学修饰方法都在推进新型多肽药物的发现。同时近几年来，多功能肽、约束肽、偶联肽、口服肽、长效化、递送系统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多肽药物领域的繁荣发展。据医药魔方统计，全球共有463个多肽新药(包括抗菌肽、激素肽类似物、多肽疫苗、肽偶联药物等)处于临床阶段(Phase I～NDA)，中国境内在研多肽新药约为75个(IND～NDA，包含进口)。本文将梳理多肽及其偶联药物的研究进展。 图2. 一些天然肽和为提高口服利用度对其进行的合成修饰的多肽药物比对。(a) 生长抑素和奥曲肽, (b) 抗利尿激素和去氨加压素, (c) 环孢菌素A， (d) 天然GLP-1 和司美格鲁肽, (e) 人和鲑鱼的降钙素, (f)重组人胰岛素(recombinant human insulin，HIM2)。 多肽类药物具有活性显著，特异性较强，与受体的亲和性好，毒性较弱且不易在体内蓄积等明显的优势，这使得其得以快速发展。与蛋白类大分子药物相比，除了多肽疫苗外，多肽类药物免疫原性相对较小，用药剂量少，单位活性更高，易于合成、改造和优化，产品纯度高，质量可控，能够迅速确定药用价值。但是多肽分子量小、半衰期短、口服利用率低、细胞膜穿透性差和稳定性差等缺点也限制了其发展。1983年，口服环孢菌素A的上市是历史性突破。2019年，由诺和诺德开发的第二代GLP-1类似物司美格鲁肽在美国FDA获批轰动业内，司美格鲁肽与N-[8-(2-羟基苯甲酰基)氨基辛酸钠]（SNAC）形成联合制剂来实现口服给药。SNAC在胃囊中起到保护剂的作用，它能够降低蛋白水解酶（包括胃蛋白酶）的活性，后者的最适pH值为2~4。口服司美格鲁肽的获批无疑再次为业界在新剂型的多肽药物的开发方面起到了里程碑意义的示范作用。2023年6月，J.P. Morgan预测多肽减肥药GLP-1相关的市场年收入至2030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2023年11月11日，诺和诺德在AHA（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数据显示司美格鲁肽可使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发生风险降低 20%，研究结果同步发表在NEJM（IF=176）[3]。随着GLP-1相关药物的成功，大众视野尤其是资本市场重新关注多肽类药物。如图2所示，多肽药物的多种优化改造日趋成熟最终使得其拨云见日出，且因其适应症广、安全性高、疗效显著，已广泛应用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肝炎、糖尿病、艾滋病等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下面我们简要概述下多肽药物研究过程中的修饰改造问题。由于肾脏清除速度快，多肽的半衰期也很短，导致许多多肽最终无法成为药物。肾小球的大小约为8纳米；血液循环中小于25 kDa的多肽能够滤过肾小球。因此，改善多肽的 药代动力学（PK）特性（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ADME）以及药效学（PD）特性，例如改善细胞渗透性、提高化学稳定性和蛋白酶水解稳定性、降低肾清除率，从而延长半衰期是多肽成药的必经之路[4]。而根据是否对肽链骨架进行修饰，可以将修饰策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肽链骨架的改造，包括非天然氨基酸修饰、伪肽化策略、逆肽策略、环化策略、末端结构修饰等；另一类是在多肽骨架不变的基础上，引入其他基团进行结构优化和性能改造，包括高级脂肪酸修饰、聚乙二醇修饰、蛋白融合策略、胆固醇修饰等(见图3)。第一类中，多肽N端乙酰化是最常见的多肽化学改性增加稳定性的手段之一。多肽环化是常见的多肽改性，它不仅同时消除了多肽N端和C端易遭受外肽酶降解的氨基和羧基，而且可以将多肽的构型保持在利于与受体结合的状态，从而大大提高这些多肽的生物学活性。侧链与侧链环化的一种类型称为“钉合”（stapling），这种技术可将多肽锁定为所需的构象。多肽钉合（peptides stapling，PS）通常用于增强多肽的二级结构稳定性D-氨基酸替换也是一种常见的增加多肽药物稳定性的手段，可以降低空间构象依赖的酶水解。N-甲基化多肽，不仅可以增加多肽的化学稳定性，降低内肽酶的酶促降解，而且对于多肽的空间结构也产生极为关键的作用。第二类修饰中，脂化修饰（lipidation）是最成功的（司美格鲁肽的C18脂肪链修饰使其半衰期从天然GLP-1多肽类似物的0.5hr延长到46.1hr），它通常可以减少多肽的正电荷（被修饰的氨基酸通常是赖氨酸）。但更关键的是，引入的脂质结构大大增加了多肽的半衰期，这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增加与白蛋白（albumin）的结合而实现的。脂化的潜在优势主要归因于几个关键作用，提升半衰期、增强递送、给药途径、提高药理效力和降低免疫原性。分子接枝是多肽药物开发和新型探针设计的一个有前途的趋势。该方法用于设计具有类药物特性的肽疗法。构象受限和高度稳定的肽在这个策略中被用作支架，与生物活性表位“融合”，产生所谓的分子接枝。 图3. 几种不同的提高PDC药物利用率和稳定性的改造策略[5]。2C-PS(双组分订合)已被广泛用于Christian Heinis和Greg Winter创建的双环肽，其总体概念是将三个半胱氨酸残基与三官能团连接子交联，形成双环肽结构。 随着多肽药物产业的发展成熟，多肽药物申报审批的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完善。美国FDA于1994年发布了全世界第一个关于合成多肽药物药学研究的指导原则《Guidance for Industry for Submission of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Information for Synthetic Peptide Substances》。自1994年至今，美国FDA一直未对《合成多肽药物药学研究指导原则》进行更新，但美国另一药品主管技术性机构美国药典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ieial Convention）在2023年发布的美国药典通则中公开了《合成多肽原料药的质量属性》【(1503)Quality Attributes of Synthetic Peptide Drug Substances】这一指导性文件，该文件对多肽原料药的结构确证内容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 FDA于2021年5月发布了《ANDAs for Certain Highly Purified Synthetic Peptide Drug Products That Refer to Listed Drugs of rDNA Ori⁃gin》，确认了5种原研为基因重组来源多肽的化学合成仿制药可以按照简略新药申请（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ANDA）途径进行申报。 2023年9月，FDA公布了一份关于多肽成品药的最新行业指南草案《Clinical Pharmacology Considerations for Peptide Drug Products》[6]。在该指南中FDA提供了多肽成品药开发的多条建议，涉及临床药理学的众多方面，包括肝损伤、药物间相互作用 (DDI) 、QTc 延长风险和免疫原性风险。其中草案强调了多肽的免疫原性风险的评估可以参见FDA 在2014年8月发布的《治疗性蛋白质免疫原性评估》指南。一般而言，少于八个氨基酸的多肽药物预计不会具有免疫原性，但杂质或聚集物（aggregates）可能导致多肽免疫原性风险，即便是短肽。新指南鼓励申请者对其产品的免疫原性做出风险评估，以及该风险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抗药物抗体 (ADA，anti-drug  antibody) 的发生、中和活性，及其对PK, PD,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影响。2023年2月，我国NMPA发布了《化学合成多肽药物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明确指出了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波谱在确证多肽化合物结构时存在的局限性，强调了多肽原料药的一级结构确证中，必须对各氨基酸的连接顺序进行确证，对于具有氨基酸侧链修饰的多肽以及存在两个以上分子内环（如二硫键、酰胺键等）的环肽，应明确具体修饰位点、修饰物结构以及每个内环键的具体连接位点。此外，指导原则还重点强调了对于具有一定高级结构才能发挥其生物活性或缓释作用的多肽创新药物，应分析其高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对体内生物活性的影响。新修订的《化学合成多肽药物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保留了2007版指导原则的框架和理念，又根据技术进步和国内外审评要求的更新情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为现阶段化学合成多肽药物的研发和监管提供了指导和依据，同时亦将促进整个多肽药物行业的发展。 图4. 泛偶联药物XDC概念图，XDC药物的“公式”：靶向载体(Carrier)+诱导多种生物学功能的载荷（Payload）+二者的连接子(Linker)。（资料来源：WuXi XDC Cayman Inc.，藥明合聯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即药明合联的招股书[7]）。 多肽可以提供一种多功能方法——除了本身具有生物活性外，它们还能很好地将药物运送到所需靶点。多肽在靶向疗法中的应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未来大有可为，尤其是在肿瘤学领域。多肽偶联药物统称为PDC (peptide-drug conjugate)，是XDC（XDC是各种偶联药物的统称）药物创新研发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见图4）。2000年，第一个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上市，截止到今，FDA批准的ADC总数已达到十余个。尽管ADC的治疗仍在继续取得进展，但这些疗法仍存一些问题。比如，ADC的复杂结构导致生产成本高；ADC的半衰期较长，长时间暴露在血浆中容易有系统毒性。PDC与ADC有异曲同工之妙，但PDC则在某种程度上克服ADC的一些缺陷。与ADC药物相比，PDC药物分子量更小，具有更好的组织穿透性，没有免疫原性或较低；另外与抗体复杂的生产工艺相比，PDC更易合成、纯化和鉴定，成本也较低，鉴于此，多肽偶联药物PDC乘势而起。全球PDC市场可分为治疗性和诊断性。由于对治疗各种疾病的靶向疗法的需求不断增加，治疗领域目前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图5：肽偶联药物示意图及第一款获批的PDC药物177Lu-dotatate的分子结构图[8]。177Lu-dotatate 用于治疗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GEP-NET），每8周静脉注射一次，通常共治疗4个周期。 如图5所示，多肽偶联（PDC）药物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归巢肽（homing peptide）、连接子（linker）、细胞毒性药物有效荷载（payload），即通过一个连接子将特定的多肽序列与细胞毒素共价结合。归巢肽部分包括细胞靶向肽、细胞膜穿透肽、自组装肽和响应肽等多种形式，迄今报道的大多数归巢肽都是线性的。尽管这些多肽具有良好的结合力，但如前文提到的存在一些PK差的缺点。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方法是对线性肽进行环化或“钉合”。阳离子CPP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无法选择性地归宿于靶标，从而导致非特异性细胞摄取（见图6）。因此，通常以阴离子 CPP 为特征的 PDC 常被用于提高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由于ADC药物的成功，PDC常借用其连接子linker和小分子等其他payload，在此不一一赘述。2018年1月，FDA批准第一个PDC多肽偶联药物177Lu-DOTA-[Tyr3]-octreotate，用于生长抑素受体阳性的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证明了PDC药物在未来癌症治疗中的适用性。Lutathera由诺华子公司Advanced Accelerator Applications S.A开发上市，是第一款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RRT）药物。Lutathera是一款镥（lutetium）177标记的生长抑素类似物肽，该PDC药物的机理是通过与生长激素抑制素受体的细胞结合而起作用，该生长抑素受体可存在于某些肿瘤上。 图6. PDC药物进入细胞的理论机制[9]。PDC遵循与ADC类似的过程，首先内化，然后在细胞内裂解，释放细胞毒素。也存在PDC在细胞外发生裂解，然后细胞毒素内化的情况。 如图7所示，目前在研的PDC药物以国外公司为主，研发进展较快且活跃的公司有Oncopeptipes、Bicycle Therapeutics、Cybrexa Therapeutics等。国内布局该领域处于洼地，有报道的企业包括盛诺基医药、同宜医药、泰尔康生物、汉鼎医药、博瑞生物、智肽生物、星联肽生物和主流源生物等。其中，盛诺基医药与加拿大公司Angiochem合作开发的SNG1005（paclitaxel trevatide）是国内进展最快的PDC药物项目，目前正在中国开展III期临床试验。 图7.  临床在研和获批的PDC药物汇总[10]。资料来源：自维渡纵横2022年6月6日发布的《全球多肽新经济研究报告》。简写：PAC，Peptide Antibody Conjugate; APEC, Antibody Peptide Epitope Conjugate、POC，Peptide Oligonucleotide Conjugate、RDC，Radionuclide Drug Conjugates、PDC，peptide drug conjugate。 如图8所示，作为一种抗癌药物递送方式，PDC具有共价修饰配体肽的优势，该配体肽可以靶向肿瘤部位的特定细胞表面受体或生物标记物，发挥持久的功效，从而赋予整体理想的药代动力学特征。这样可以足够数量的药物被输送到癌症部位，同时尽量减少与健康组织的接触，降低毒性。正如前文总结的那样，非天然氨基酸的化学修饰等方法，极大的提高了多肽药物在体内的半衰期，环肽技术发展增加了多肽结构的刚性、环肽与靶蛋白接触面积大增强其亲和力。PDC药物具有肿瘤穿透性强、免疫原性低、生物活性高等优势。与ADC相比，PDC药物分子量小且载药量高，且相对容易控制。与小分子药物相比，PDC药物具有精准靶向性和低毒性，可以显著提高治疗窗口。根据Grand View Research, Inc.的一份报告，到2030年，全球PDC药物市场预计将达到26.7亿美元，预测期间的复合增长率为18.58%。随着全球癌症病例和相关死亡率的激增，现有治疗产品的相关副作用日益严重，在各公司强大的PDC临床管线推荐下，PDC药物将在癌症治疗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图8. 肿瘤细胞受体和代表性的PDC药物结合配体[11]。  不过，PDC的研究并非一帆风顺的。2021年2月，Oncopides公司的PDC药物Pepatx（Melflufen）获FDA加速批准上市，适应症为与地塞米松联用治疗三重难治性/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这是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PDC药物。然而获批仅仅8个月后惨遭撤回，2022年9月，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以14：2的投票，反对Pepatxo用于治疗难治性/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使用Pepaxto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19.7 个月，而泊马度胺的中位生存期为25个月。Pepatxo的撤市局面也给PDC药物研发蒙上了阴影。无独有偶，2023年4月，BT8009在AACR年会公布一期临床数据，虽然BT8009(见图9)在疗效上与同靶点ADC药物Padcev相差不大；但安全性处于劣势，接受BT8009的患者血液中存在更多的MMAE毒素。这也导致，Bicyle公司股价遭遇了一波大跌。Nectin-4（Nectin cell adhesion molecule 4）是一种I型膜蛋白，在正常的胚胎和胎儿组织中含量很高，成年后下降，在健康组织中的分布有限。其在多种肿瘤细胞中过度表达，比如尿路上皮癌、乳腺癌、胰腺癌、三阴性乳腺癌和膀胱癌等，主要通过激活PI3K/Akt途径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分化、迁移、侵袭等。因此，以Nectin-4为治疗靶点可能成为治疗Nectin-4高表达肿瘤的有效策略。Padcev（Enfortumab vedotin）由安斯泰来与Seagen联合开发，是全球首款且目前唯一一款获批上市的靶向Nectin-4的ADC药物。Bicycle公司的另一款靶向Nectin-4的药物BT7480也在研发推进中。BT7480是一款潜在“first-in-class”的肿瘤靶向免疫细胞激动剂。它由3个双环肽偶联而成，一个双环肽可以与Nectin-4结合，另外两个双环肽与CD137结合。临床前研究显示，BT7480不需持续给药，就可以显著激发免疫细胞的浸润，消除动物体内表达Nectin-4的肿瘤。2023年4月份，Bicycle公司在AACR会议发布了BT7480的I/II期临床研究方案，目前正在招募病人入组[13]。 图9. BT8009的化学结构[12]。 除此之外，核酸药物是生物医药发展的前沿领域，包括反义核酸（ASO）、小干扰RNA（siRNA）、微小RNA（miRNA）、小激活RNA（saRNA）、信使RNA（mRNA）等，是基因治疗的一种形式，核酸药物有望成为继抗体药物后的第三代生物技术产业浪潮，核酸药物靶向给药系统是难点也是投资重点。目前已经获批的核酸药物递药系统主要是脂质体递送系统和GalNAc递送系统，但两者无法解决肝脏以为的药物靶向递送。抗体核酸偶联物(AOC)有望解决该问题，但是AOC内涵体逃逸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且无法递送mRNA。目前全球在研的抗体核酸偶联物主要为四家公司，包括Avidity Biosciences（NASDAQ: RNA）、Dyne Therapeutics (NASDAQ: DYN)，Tallc，Denali (NASDAQ:DNLI)四家公司。正如前文所述，相比抗体多肽生来就具有天然优势，包括分子量小、可通过任意非天然氨基酸改造来延长半衰期，与抗体分子量相差将近150倍，注射剂量的安全性差异显然也相当可观等，这都对于杂质控制及降低副作用优势极其明显。目前核酸药物公司已经早已布局肽偶联递送，接下来，我们梳理了他们的研究进展并简要介绍了公司状况。 图10. 涉及肽偶联递送核酸药物的公司布局梳理（by唯思尔康,转载需注明）。 Bicycle Therapeutics 于2017年10月27日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注册成立，现在许多关键职能部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Bicycle的核心技术平台高通量噬菌体展示库高效筛选高特异性的双环肽分子，双环肽是由9-20个氨基酸组成的肽类物质，可以通过合成制备，并以高亲和力和选择性与靶点结合，具有较高的肿瘤渗透性，且能够快速从健康器官排泄。除了自研管线的临床推进外，Bicycle Therapeutics的双环肽已经与诺华、拜尔等多家MNC或创新Biotech公司达成合作，开发不同治疗领域的药物。2021年7月，Bicycle发现的与转铁蛋白受体（TfR1已被探索性地用于将药物输送到大脑中，并在心肌和骨骼肌中高度表达）高亲和力结合的候选小分子化合物独家授权给Ionis，Bicycle将获得其4500万美元的前期付款，并有资格获得后续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 PeptiDream是一家位于日本的生物制药CRO公司，拥有专有肽发现平台系统（PDPS)，能够高效率生产高度多样化的非标准肽库，用于鉴定高效力和选择性的命中(hit)肽，然后开发出基于肽、小分子、或偶联肽的疗法。自 2013 年上市以来，PeptiDream 已经从一家实验室初创公司发展成为日本制药行业利润率最高的公司，其技术吸引了包括诺华公司、基因泰克、默克公司、阿斯利康和武田制药等在内的众多全球制药巨头企业。PeptiDream的PDPS核心技术包括三部分：Flexizyme及肽翻译技术；环化及修饰技术；噬菌体展示技术。为实现肝外靶向递送siRNA，2021年7月，Alnylam与PeptiDream达成潜在金额高达22亿美元战略合作。 PepGen Inc.是一家临床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 ，致力于推进下一代寡核苷酸疗法，目标是改变严重神经肌肉和神经疾病的治疗。PepGen的增强递送寡核苷酸(Enhanced Delivery Oligonucleotide, EDO)平台建立在十多年的研究和开发基础上，利用细胞穿透肽来提高偶联寡核苷酸疗法的摄取和活性。2023年5月，PepGen宣布收到FDA关于其研究性新药申请（IND）的临床暂停通知。2023年10月12日， PepGen Inc. 宣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解除了对该公司的全面临床控制，并批准了该公司的新药研究申请(IND)，以在美国启动PGN-EDODM1在I型肌强直性营养不良(DM1)患者中的FREEDOM-DM1期研究并且美国FDA已授予PGN-EDODM1孤儿药资格。 Entrada Therapeutics由华人学者裴德华创办，他不仅证明了细菌毒素也通过 VBC（Vesicle Budding-and-Collapse） 机制从内体中逃逸；还表明，环状 CPP 可用于有效地将所有主要药物形式（包括小分子、肽、蛋白质、核酸和蛋白质/核酸复合物）递送到哺乳动物细胞的胞质中[15]。Entrada公司的内体逃逸载体（EEV™）平台使用的多肽偶联物摄取率达90%，内涵体逃逸率近50%，而未偶联的核酸摄取非常有限，且内涵体逃逸率低于2%。2023年9月，Entrada Therapeutics发表文章展示了将核定位信号PKKKRKV缀合到EEV1后形成的第二代EEV2高效递送PMO入核发挥功能的数据（见图11）。 图11. Entrada Therapeutics公司第二代提高细胞核内递送的基于CPP-NLS（细胞穿膜肽-核定位信号）的平台[14]。 Sarepta Therapeutics创立于1980年，前称AVI BioPharma，于2012年7月改为现用名，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Cambridge。公司在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uchenne)和肢带型肌营养不良（LGMD）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目前公司有40多个项目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Vesleteplirsen（SRP-5051），是Sarepta公司开发的针对外显子跳跃治疗的寡核苷酸新药，其针对的是可以使用外显子51跳跃治疗的杜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DMD）患者。Vesleteplirsen是下一代肽磷酸二酯吗啉寡聚物(PPMO)化合物，由eteplirsen与专利的细胞穿透肽(CPP)偶联而成，用于提高PMO的血浆半衰期和实现肌肉递送。2022年，12月7日，Sarepta公司公布了SRP-5051的全球第二阶段临床试验。Sarepta公司2022年全年的净产品收入为8.433亿美元(约为5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8%，且不包括合作收入。 Altamira Therapeutics（NASDAQ: CYTO）致力于开发解决重要未满足医疗需求的疗法。该公司目前在三个领域积极开展：开发用于肝外治疗靶点的CPP递送RNA疗法（OligoPhore™ / SemaPhore™平台，临床前），用于预防经空气传播的病毒和过敏原的鼻喷剂（Bentrio™，商业化），治疗眩晕的疗法（AM-125，临床2期）以及用于鼓室内治疗耳鸣或听力损失的疗法（Keyzilen®和Sonsuvi®，临床3期）。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百慕大哈密尔顿，主要运营位于瑞士巴塞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圣诺医药于2022年8月宣布已成功研发肽对接载体(PDoV™)，将进一步优化公司siRNA药物递送的多肽GalNAc平台，其相较于直接与siRNA结合的GalNAc能更快发挥作用。目前，该公司正在基于PDoV-GalNAc递送平台研发新型的siRNA候选药物，包括靶向PCSK9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STP135G、靶向乙型肝炎病毒的STP155G等。圣诺医药自身独有的聚合物纳米颗粒（PNP）导入技术是一个精巧设计通过多肽来递送sRNA的平台。本质是通过穿膜肽的基础结构设计，和siRNA（mRNA尚未进行临床）的结合是通过氢键和静电相互结合形成类似毛线团状的纳米颗粒，基本控制在50-120纳米直径之间，表面凹凸不平，对某些特定受体的细胞表面受体有一定的亲和性。不过圣诺医药选择COX 2/TGFβ1作为首推管线用来验证PNP系统给药可行性的靶点显然是基于PNP本身可能不具备肿瘤特异性靶向而是富集在肿瘤微环境中被多种细胞摄取的特点设计的。PNP结构简单、工艺合成难度低且纯度高，如果III期临床成功且无安全性问题可能是核酸递送领域一个重点关注的新方向。 图12. 第一部分为使用鞘磷脂包裹递送多肽的治疗方案[16]。论文由DIVERSA Technologies合作发表在JCR（IF=10.8），数据显示脂质纳米乳剂封装后显著降低了肝脏、肾脏清除并改善了多肽在目标部位膝盖内的驻留时间，有助于提高多肽的治疗效果。图片第二部分为其公司官网阐述的纳米颗粒递送多肽潜在的优势[17]。 最后，限于篇幅，其他基于靶向肽偶联修饰的LNP、外泌体等特异性递送验证报道和纳米颗粒封装递送治疗性多肽药物（见图12）等在此没有综述。总之，多肽及偶联药物的研究尚有多种困难。在这些问题全面解决之后，PDC药物将有希望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又一颗明珠。设计合理的肽偶联可以提供更有效的药物，从而对靶向疗法市场产生影响。也期望随着更多创新方法的研究，更安全、更有效的肿瘤靶向PDC可以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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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药品的权威，FDA很多监管手段是基于美国雄厚的生物医药产业而诞生，并为其服务。比如很多加速审批的手段，用相对短的时间和灵活的审批方式去推动新药快速落地。但在这项工作中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有时让人觉得棘手不已。尤其是那些研究数据晦暗不明，而背后又存在巨大未满足领域的药物申请。加速批准政策也为FDA正本清源的繁缛工作带来了很多挑战。-01-咨询委员会听证应该更中立FDA的肿瘤卓越中心主任Richard Pazdur对于FDA的咨询委员会会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Pazdur希望看到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公开听证部分应该以更加中立的形象存在，而不是由申请者主导。Pazdur在4月5日的美国癌症研究会年会之前的一个活动中表示，希望在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会议上能够进行更加建设性的公开听证。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公开听证部分的初衷是鼓励公众分享他们对待审批药物的感受。但Pazdur认为，现在的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听证环节已经变成了申请者的舞台，“通过遴选受邀患者，听证会呈现除非常积极的画面。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从未在听证会里面听闻患者受到了任何药物的伤害，就连无法从药物中收获任何益处的案例也是闻所未闻。” 俨然一股被权力俘获的情况。Pazdur指出，在公开听证会上发言的调查人员大多都是宣扬药物益处的吹捧者，其中许多人与委员会成员有私人或者学术的关系。其中有些委员甚至收到制药商的资助进行某方面的研究。有些参加公开听证会的患者实际上也受到了开发商的资助，包括他们前往FDA参加公开听证会的旅行费用。有些患者利益倡导者组织也对公开听证会的风向造成了明显的影响。Pazdur说：“我认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人们对这个体系缺乏信心。我完全支持公开听证，但我希望它们不要偏离设置这种制度时的初衷。”Pazdur希望公开听证缓解能够回归到最初的“有机”形象，能够全方位地显示药物的属性，包括它存在的问题。Pazdur同样对那些在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喋喋不休的疾病介绍感到不胜其烦，尤其是疾病介绍的环节是由代表申办者的外部专家进行的。“FDA了解这些疾病，不需要这些专家来向我们进行说教，我们同样也不需要患者的推荐和证词”。-02-加速批准导致FDA工作计划本末倒置FDA的加速批准政策尽管加速了药物的上市过程，尤其是那些针对存在巨大未满足领域的药物，但泥沙俱下的药物批准也使得很多安全性或有效性存疑的“问题药物”浑水摸鱼。肿瘤学卓越中心主任Pazdur表示，受到大量无效药物的加速批准撤回工作所累，FDA的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已经大受影响。为此他援引了Pepaxto艰巨的撤回案例作为佐证。Pepaxto的开发商Oncopeptides AB拒绝接受FDA的撤回批准决定，并对FDA提起了上诉。FDA最终动用了FDORA（食品和药品综合改革法案）赋予他们的权力，在不召开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直接撤回了Pepaxto加速批准。虽然撤回Pepaxto加速批准前前后后仍然耗费了FDA 17个月的时间（从咨询委员会首次投票开始），但从2023年7月“建议”申请者撤回申请，到最终2024年2月勒令药物退市，7个月的时间已经创造了FDA撤回加速批准的最快纪录。尽管如此，整个过程仍然极大地耗费了FDA的精力。与此同时Pazdur表示，FDA将会加强对那些通过加速批准上市的项目的监管力度。如果赞助商的验证性研究在FDA即将做出监管决定时仍未展开的话，FDA将采取强硬的姿态，向申请者签发完整回复函。对于无效药物的认定，Pazdur也认为FDA在这方面与赞助商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我会要求公司拿出证明药物有效性的明确证据。如果生存率数据较差的话，我们不得不通过大量会议向赞助商解释我们无法批准这款药物的原因。对于FDA来说，这的确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FDA在正式撤回加速批准的工作流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速度。具体来说就是FDA在《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中发布通知正式确认产品撤回时出现的延迟。Pazdur认为，FDA通常未能迅速将药物从市场或适应症中撤回，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繁缛的官僚程序，需要进行改革。这样的延迟使得制药公司能够自愿撤回加速批准，并且可以重新递交NDA申请。-03-对验证性研究的态度前文提及，FDA在加速批准的监管过程中开始逐渐采取强硬的姿态。在这一点上FDA体现了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他们3 月 25 日向再生元的odronextamab 两份BLA签署了完整回复函 (CRL)，这两项BLA的PDUFA日期均为 3 月 31 日。理由是申请者没有在递交BLA申请加速批准的同时呈递验证性研究的计划并表明试验正在进行之中。FDA此番对再生元加速批准的拒绝，体现了肿瘤学卓越中心主任 Richard Pazdur 此前的承诺，即在加速批准之前对新抗癌药物的验证性试验要求采取更强硬的立场。FDA要求加速批准的同时，验证性实验“正在进行”。至于这个“正在进行”怎么理解，FDA也在制定相应的指南，以避免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解释。再生元收到的这份CRL，可能是FDA历史上首次因为“上市后研究时间表问题”而颁发的，这个现象明确地释放出了FDA紧缩加速批准监管政策的信号。再生元对此表示了异议，他们认为已经自己启动了 OLYMPIA III 期项目的第 1 部分剂量探索部分，但尚未启动第 2 部分确认部分。对了避免模棱两可带来的争议，Pazdur 表示FDA 正在制定一份指南，以定义“正在进行”的准确含义，并且表示，除非赞助商正在进行验证性试验，否则他们的肿瘤产品将不会获得加速批准。Pazdur称， “我们一直告诉制药公司，他们需要从第一天起就与我们讨论全面的开发计划。当你第一次访问时提到加速批准这个词时，你就需要进行关于加速批准和验证性研究的讨论，我们希望这些项目同时进行，我们不希望采取一个顺序方法，先获得加速批准，然后在批准后才开始与我们讨论确认性研究。”参考文献：1.Sutter, S. Adcomm Open Public Hearings Have Become Too Sponsor-Driven – US FDA's Pazdur. Pink Sheet. 09. 04. 2024.Merrill, J. Regeneron Oncology Setback Delivered By US FDA Crackdown On Accelerated Approval. Pink Sheet. 25. 03. 2024.2.Sutter, S. Accelerated Approval: Sponsor Size No Excuse For Confirmatory Trial Delays, FDA Says. Pink Sheet. 18. 11. 2023.3.Sutter, S. Fighting Accelerated Approval Withdrawal Hinders Other Sponsors' Applications, FDA’s Pazdur Says. 08. 04. 2024.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生物制品微信群！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版权声明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