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heitis

4月16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公布2025年2月药品挂网公开议价采购监管品种名单，这是上海今年第四次公布相关名单。此次，利肺片、活血通脉胶囊、枣仁安神液等10个种药品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同步公布的还有新申请超“黄线”、原在库超“黄线”以及未通过公允性的各10个药。总体来看，上榜的不少是中药产品，比如利肺片自2024年4月开始每月都出现在重点监控名单上。在挂网药品价格治理的浪潮下，如果药品价格明显偏高或不合理，相关部门可能会要求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价格整改。当然，上海方面也给企业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表示”公布品种仅作为提醒”，最终医疗机构还是可以根据情况合理议价，既保证临床需求，又避免不合理调价。十款药物被重点监控上海公布的重点监控品种名单是按照药品采购金额从多到少排列，此次排在前三名的品种分别是重庆天致药业的利肺片、活血通脉胶囊，吉林津升药业的注射用二羟丙茶碱。（图片来源：上海阳光采购网）利肺片在临床上常用于肺痨咳嗽、咯痰咯血、气虚哮喘、慢性气管炎等疾病的治疗，从2024年4月到今年2月的通报中，这款产品月月上榜，得了个“全勤”。在此前的多次通报中，重庆天致药业的利肺片都排在第一位，表明采购金额最高，这对应了不小的市场规模。根据博研咨询的数据显示：2023年，肺利片的市场销售规模约在125亿元左右，且有持续上涨之势。药监局数据查询得知，利肺片的生产厂家包括吉林福康药业、山西德元堂药业、安徽同泰药业等数十家。这一次被上海重点监控的利肺片是重庆天致药业与三普药业的产品，两家的规格分别为0.25*24片和0.25*12片。这两种利肺片的价格都不便宜，在医保药店上周价格区间分别为在85~100元、37.2~50.6元。采购金额排名第二的活血通脉胶囊，同样是重庆天致药业的品种。在京东健康大药房，公告规格的产品价格在200元左右。就在此前的全国中成药集采，乐普恒久远药0.25g*36片规格的活血通脉胶囊中选价格为28.06元。此次采购金额排名第三的注射用二羟丙茶碱，也是重点监控品种里的常客。这是一种支气管舒张药，广泛应用于哮喘、慢阻肺等疾病的治疗。米内网数据显示，二羟丙茶碱注射液2023年销售2亿元，不过这个品种有几十家企业能够生产，而且已经列入一些省级的集采。从全国挂网价格来看，注射用二羟丙茶碱价格差异较大，湖南医保局公布有企业过评后拟挂网价高达57.6元，而在一些联盟集采中，最低的中标价甚至不足1元。业内人士告诉健识局，“这本身就是个大品种，之前没过评时期的价格也不低，但后来被集采降价。后续出现了过评规格，企业又一窝蜂上来，被监管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价格治理持续进行中与重点监控品种同步公布的还有新申请超“黄线”、原在库超“黄线”以及未通过公允性的各10个药。有业内人士告诉健识局：“被纳入国家重点监控药品名单的药，基本是临床用量比较猛、不合理问题较多、 使用金额异常偏高的品种。”而未通过公允性的10个品种是上海给出公允价，企业迟迟不确认的。此次公布的未通过公允性评价药品多数是中成药，包括冠心苏合软胶囊、麻仁丸、垂盆草颗粒、生脉饮等，涉及百利药业、国药集团金马药业等企业。其中，冠心苏合软胶囊、保妇康凝胶、心悦胶囊等在此前的公告中都已被多次点名。（图片来源：上海阳光采购网）公告中提到的“黄线”，是上海药品招采的特色。2019年9月，上海阳光采购网发布《关于全面实施药品挂网公开议价采购的通知》，药品按照“品种分类挂网，价格议定成交”方法，规定“绿线参考，黄线提醒，红线拦截”。其中，过评仿制药超过原研药价格、超过上年平均采购价等，都会被划为“黄线”药物。此次新申请的10种超“黄线”品种，同样以中药为主，比如癃闭舒胶囊、川芎茶调丸、护肝宁胶囊、养胃颗粒、注射用天麻素、消炎利胆胶囊、 冠心苏合软胶囊。值得一提的是，宝华生物的叶酸片出现在了新申请超“黄线”品种中。最近，叶酸片这个品种也被盯得很紧，就在3月18日，几家企业没有按要求调整叶酸片的价格，上海方面暂停了四款叶酸片的采购资格。国家医保局一直开展药品挂网价格治理。而将药品纳入重点监控，是药品挂网价格治理的有效措施之一。自2024年4月上海启动月度监管以来，共有19个药品被纳入过重点监控品种名单。如果药品价格明显偏高或不合理，相关部门可能会要求企业进行价格整改。事实上，全国多个省份近期一直在针对医保目录内药品价格进行规范，针对药价虚高的治理正在向深水区推进。撰稿丨方涛之编辑丨江芸 贾亭运营｜李木子声明：健识局原创内容，未经许可请勿转载2025年国谈启动，国产药单挑自免“药王”特朗普关税“枪口”指向医药新事 | 贵州卫健委落马官员公开受审，受贿643万

2月24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2024年12月药品挂网公开议价采购监管品种名单的通知》明确，注射用糜蛋白酶、活血通脉胶囊等10种药品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这是上海今年公布的第二批重点监控名单。 上海这次明确：公布仅作为提醒，各医疗机构要根据市场供需情况以及阳光平台“红黄绿线”议价实时提醒信息合理议价，既保证临床需求，又避免不合理调价。表明虽然“监控”，但这些药品还是能正常挂网销售。 自2024年4月以来，上海共公布10次重点监控名单。其中利肺片被点名次数最多，肌苷注射液、注射用二羟丙茶碱、环磷腺苷注射液也多次进入名单之列。重点监控的目的在于治理临床使用金额较大的药品，但这次公布的药品单价都不高，但采购金额大，因此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 10款常用药入围 有品种多次上榜 本次公布重点监控名单中成药、西药分别占据5个。其中肌苷注射液、利肺片更是多次被点名上榜，位居重点监控品种采购金额的前列。 利肺片是一种中成药，具有祛痨补肺、镇咳祛痰的功效，临床可用于肺痨咳嗽，咯痰咯血，气虚哮喘，慢性气管炎等疾病的治疗。根据博研咨询的数据显示：2023年，肺利片的市场销售规模约在125亿元左右，且有持续上涨之势。 而肌苷注射液是一款辅酶类药，2019年前无人问津，医院终端市场年销售额不足5000万元。药融云数据库显示，2021年肌苷注射液全国医院终端市场销售规模突然涨到近9亿元，2022年更是大涨355.92%，销售额直接突破了20亿元大关。 国家药监局的数据显示：上述两款产品生产企业数量众多，至少有30家企业具有生产批文。分析人士指出，历经疫情的三年后，公众对治疗呼吸道、免疫抑制剂类药物的使用都格外关注。因此，利肺片、肌苷注射液的销量上涨，或许是一种必然趋势。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胶囊、注射用二羟丙茶碱这两款独家品种也被列入名单，相关企业销售会存在压力。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胶囊是上海双基药业有限公司的独家品种，是治疗高血压的常规用药。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替米沙坦市场规模将达到35亿元。 不过，替米沙坦氢氯噻嗪除了胶囊剂还有片剂，片剂的生产企业就多了，包括远大医药、浙江诺得药业等7家。而且片剂已经列入全国第十批药品集采，北京福元、苏州中化、常州制药的产品中选。 片剂进集采，胶囊剂立刻因为销售额过高而列入监控，这样的节奏，相信业内人“懂得都懂”。 中药独家品种被点名 全国集采无人中选 与替米沙坦氢氯噻嗪胶囊处境相同的独家品种，还有注射用二羟丙茶碱。 注射用二羟丙茶碱，适用于支气管哮喘、喘息型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等缓解喘息症状。也用于心源性肺水肿引起的哮喘。根据中康开思系统显示，二羟丙茶碱在2023年等级医院的销售额为13.39亿元。 二羟丙茶碱注射液在2023年便进入十九省药品联盟采购名单，但是上海没有加入集采联盟。全国范围内，石药银狐、四川邈济生物的产品已通过一致性评价，截止2024年5月，扬州中宝、浙江赛默制药等都已提交申请，二羟丙茶碱注射液今后纳入全国集采范围只是时间问题。 此外乐普恒久远、重庆天致生产的活血通脉胶囊同样进入本次重点监控名单。 活血通脉胶囊是一种用于症瘕痞块，血瘀闭经，跌打损伤及高脂血症。三甲医院药剂科人员表示：该药是临床常用药，妇科、骨科、心血管等科室都能使用，因此医院的总体采购金额可能会高。 活血通脉胶囊全国仅有四家企业生产，除了上述两家，还有安徽金太阳、四川森科，市场竞争并不充分。就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中成药集采，该药物尽管成功入围，但最终没有任何企业中选。 定期发布重点监控的药品名单，已是上海常态化监管的手段之一。健识局梳理发现：自2024年6月以来，上海药事所已按月连续发布了十次相关名单，累计共有19个药品被纳入过重点监控品种名单。 而福建、黑龙江、海南、吉林、天津、陕西、湖北、内蒙古等省市均发布了地方重点监控药品名单。业内普遍认为，今后一场席卷全国的药品重点监控整治风暴即将到来。 撰稿丨小米 编辑丨江芸 贾亭 运营｜廿十三 插图｜视觉中国 声明：健识局原创内容，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落马，曾力推一致性评价、主持新冠疫苗审评 A股药企首份年报出炉，集采“割”伤天士力 新事 | 百济神州大中华区CFO离职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连激素都做不出来。 直到他的出现，才带领着人们找到了合成激素的光明大道，还做出了中国第一种口服避孕药。 那么，他应该是“中国避孕药之父”？ 不，这个称号对于他来说，未免太轻描淡写。 他为了中国的甾体激素合成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为中国有机化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奠定了有机化学合成的基石。 他的名字，还在上千个有机化学人名反应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他改良的Kishner-Wolff还原法（简称“黄鸣龙还原法”） 是首例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重要的有机化学反应 已写入多国有机化学教科书中 并于2002年入选《美国化学会志》创刊125周年 被引用最多的125篇论文之一 他就是在有机化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世纪，把一生献给科学的中国著名化学家：黄鸣龙。 黄鸣龙，中国著名化学家 1898年，黄鸣龙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江苏扬州。 世纪交接之际，也是内忧外患纷扰的时候。 战场上，各种药物的短缺往往成为士兵死亡的重要原因，病死的士兵甚至比战死的还多。 战士们无助的眼神让黄鸣龙感到很难受。 虽然家境清贫，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学习药学。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学习。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当上了一名药师。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 第二年，德侨们都被送上了船，被遣返回国。 黄鸣龙则作为随船的药师，也一起到了德国。 能够出国深造一直是他的愿望。 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足够的知识能供他学习。 他的哥哥黄胜白节衣缩食，供他在柏林大学读书。 在院长汤姆斯教授的教导下，他完成了他的论文——“植物成分的基本化学转变”，还在1924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哲学博士的拥有人并不一定修读“哲学”。所谓哲学博士，是指拥有人对其知识范畴的理论、内容及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认识，能独力进行研究，并在该范畴内对学术界有所建树。因此，哲学博士基本上可以授予任何学科的博士毕业生。 柏林大学 学成回国的黄鸣龙信心满满，希望能有所建树。 他回到了家乡，成为了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化验室的主任，卫生署化学科主任，浙江省医学专科学校药科主任。 他希望能进行中药的研究，或者合成新的药物。 可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实验材料，甚至没有合适的实验室，黄鸣龙根本不可能在药学领域有所作为。 10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过得有些浑浑噩噩。 没办法做实验，不能做研究，连想看一眼最新的期刊都几乎不可能。 1934年，他的二哥得到了公费到德国进修的机会。 得知这个消息的黄鸣龙立刻辞去了身上的职务，又一次去了德国。 由于荒废了太久的专业知识，他已经有些跟不上学校的节奏。 只好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柏林补做有机合成和分析的实验，学习新技术。 上世纪三十年代，甾体化学是有机化学领域的热点课题。 德国的先灵药厂也进入了甾体激素药物的市场，彼时的黄鸣龙，也进入了药厂做研究员。 在那里，他研究了胆甾醇结构的改造，研究了女性激素的合成。 三十年代末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愈发严重，德国的形势极为严峻。 黄鸣龙不可能继续留在德国，再加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他取道英国，回到了国内。 那是1940年，抗战的烽火还在熊熊燃烧，回到国内的黄鸣龙留在了大后方。 他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府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 战争时期的科研条件可想而知，能用于实验的设备和试剂甚至比十多年前更加匮乏。 黄鸣龙选择了山道年作为他的研究材料。 这是一种从菊科植物茼蒿的花中提取的化学物质，在当时被用作驱虫药（最初的“宝塔糖”）。 他经常跑到药房中，买上一大堆驱虫药，将其中的山道年提取出来做研究。 1942年9月，日本侵略者正从滇缅公路向中国的西南地区扑来。 昆明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时常响起的防空警报撕扯着每一个人的心。 山道年结构式 人们挤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好不容易挨到了黄昏，警报解除，人们才陆陆续续都回到了家中。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防空洞中只剩下黄鸣龙一个人。 他还皱着眉头苦苦思索着白天的实验，思索着那个异常的现象。 天空中已经镶上了闪亮的星星，他仍然挪不动自己的脚步。 忽然之间，他像是被闪电击中，脑子里闪过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构型。 他飞奔回自己在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在灯下奋笔疾书。 当黄鸣龙还在德国的时候，他就和同事一起研究过山道年，想要将山道年中的双烯酮酚反应应用到性激素的合成中。 当时的黄鸣龙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有了别的发现。 他发现了变质山道年有着不同的立体构型，经双烯酮酚反应后，变质山道年的构型会发生变化。 变质山道年结构之一 有机化学家们对变质山道年进行了探索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构型，只是这三种构型，似乎缺了点什么，相互之间并不能互相转变。 然而，就在那个战火纷飞、警报频催的防空洞里，黄鸣龙却发现了这缺少的第四种构型，变质山道年的立体构型之间终于可以互相转变。 这在天然有机化学中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为阐明山道年的绝对构型与全合成提供了依据，也为有机物的内部奥秘的探索开拓了新的道路。 变质山道年的四种异构体能够成圈地互相转变 正当黄鸣龙的研究渐入佳境，他也开始在化学界小有名气的时候，战争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经费已经低得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更别提什么科学研究。 黄鸣龙只能急得干瞪眼，却无能为力。 眼看着研究中断，进度停止，他只好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去到了哈佛化学实验室进行研究。 如果说对山道年的研究让黄鸣龙在化学界小有名气，那么在哈佛，黄鸣龙真正让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化学研究的丰碑上。 黄鸣龙（右）在德国先灵药厂实验室 Kishner-Wolff还原，是将羰基（尤其是在酸性条件下不稳定的羰基）还原成亚甲基的一种化学反应。 这虽然是一种有效的还原反应，可却要用到昂贵的原料——无水肼和单质钠，实验的总时长更是长达3~4天。 一次，当黄鸣龙利用Kishner-Wolff还原做萘醌中间体的还原实验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情况。 可昂贵的原料已经加进去了，这时候放弃实验实在是太浪费。 他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想着，先试着做一下，反正最多就是浪费几天的时间而已。 Kishner-Wolff还原 实验结束，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好，甚至比按部就班的Kishner-Wolff还原得到了产量还要高。 有戏！他拿出自己的实验记录本，仔细地分析原因。 通过改变一系列的条件，他达到了改良Kishner-Wolff还原的目的。 一种安全、简便、经济、产率高的新还原方式被他找到了。 经过黄鸣龙改良的反应不需要贵重的无水肼，也不需要容易爆炸的金属钠，反应时间从原来的3~4天变成了2~3个小时，产率更是显著提高，达到了90%。 黄鸣龙还原用于合成女性激素己雌酚 黄鸣龙，成为了第一位将自己的名字写进有机化学人名反应的中国人。 有机化学的各种反应中，各种国外人名中，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黄鸣龙还原”。 现在国际上在进行羰基还原成亚甲基的反应时，基本都用的是“黄鸣龙还原”。 他的名字，被写进了各个国家的有机化学教科书中。 这是个有机化学领域的巨大革新，如果申请了专利，那简直就是坐拥金山。 可黄鸣龙不这么想，“搞出一点发明就能靠它吃一辈子吗？这样反而害了自己”。 仅仅1000美元，他就将自己的专利卖给了美国的一个药厂。 黄鸣龙在实验室 全国解放后，他的哥哥给他写了好几次信，信中满满的都是对新中国生活的美好期待。 朝鲜战争之时，他就已经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慨，再加上思乡情切，他已经完全没办法再在美国待下去。 但那时的美国，严令禁止中国的科技人员离开。 他只好先打发大女儿去德国，弄来了一份聘请他去德国讲学两年的合约。 接着，他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去德国，再辗转到了瑞士。 1952年10月，他才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黄鸣龙与妻子 新中国的景象让他感到很惊喜，对于祖国的变化，他的心中只有兴奋和满意。 他给自己远在国外的朋友写信，“我庆幸这次回到祖国获得了新生，我觉得自己年轻多了。我以一个儿子对母亲那样的忠诚、热情、竭尽我的努力做我能做的一切…” 面对仍然稀缺设备和试剂的情况，他说“我回来即使条件差一些，工作不能很快开展，就是手把手带几个徒弟也好”。 后来，他带出了周维善，那位后来解开青蒿素结构的秘密的科学家。 黄鸣龙（左二）与周维善（左三）在捷克科学院有机和生化研究所前合影 当时的中国，关于甾体激素的研究一片空白，而这，正是黄鸣龙的拿手领域。 他找出了十多种可以提取薯蓣皂素的植物，用薯蓣皂素作为原料，合成了可的松等甾体激素药物。 他还走出实验室，到药厂里，帮助解决工业化的各种问题。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甾体药物从一片空白，到可以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甾体药物，甚至还可以大量出口。 他也因此获得了“我国甾体激素药物工业的奠基人”的美誉。 黄鸣龙（右二）给学生讲解可的松的合成 1964年，“计划生育”的概念第一次被提了出来。 黄鸣龙想，自己一开始不就是研究女用口服避孕药的吗，这不就正好能用上了吗。 于是，从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他就拿出了纸笔，开始设计女用口服避孕药的合成路线。 下了火车，他连家都还没回，就直奔有机所。 他召集了有关工作人员，说了说具体情况，就开始了避孕药的试制。 甲地孕酮，是他的第一个成果，更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种口服避孕药。 甲地孕酮结构式 黄鸣龙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科学家，他甚至都不愿意担任有机化学所的所长。 他这一生，最高的职位也就是研究员。 可是，他也有着很多科研人员身上的倔强与直爽。 1957年2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提出了尖锐的发言。 建议取消封建残余，衙门作风，不要以“长”为贵；不做研究工作的不能当研究机关的所长和副所长；科研人员应该有足够的科研时间，最好不受干扰；外语教育不能一边倒，国外期刊多为英文和德文… 黄鸣龙指导青年科研人员实验 黄鸣龙为科研人员讲解质谱新技术 现在看来，这些建议简直中肯地不能再中肯，可那个时候，就触了逆鳞。 黄鸣龙自己也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会为曾经说过的这些话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一开场，他就看到了一张关于他的大字报——《彻底清算漏网右派黄鸣龙的罪行》。 年近70的他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关进了“牛棚”。 本来，他素爱在工作之余打网球、游泳，虽然已过花甲，仍然老当益壮。 可当他终于被从“牛棚”放出来之后，却成了真正衰朽的干瘪老头。 高高耸起的颧骨刚好能托住他的眼镜，胡茬全都变成了白色，他的孩子都差点认不出他。 妻子心疼地问他，“在里头怎么样？究竟是为的什么问题呀？”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苦笑。 回到家中，原来的房子也被占用了三分之二，只留了一间卧室给他。 他感到失望，感到惶恐，连进入实验室的时候，都有些步履维艰。 黄鸣龙有些不知道自己做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何在。 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的传达了研制男用口服避孕药和长效避孕药的工作。 恍然间，他想到了当初在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报告的场景，那时候的期待与热情像冬天里的阳光，融化了他心头的坚冰。 他暗自下了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率领着几个熟悉的助手，他又开始整天整夜地在实验室里忙活。 黄鸣龙(左）与来访的保加利亚香料专家(中)合影 可是，他毕竟已经是个古稀之年的老人，还经历过非人的对待。 原先休息的办公室也没有了，午休时间，他只能躲在通风橱的风口打盹。 他的气管炎复发了，变得更加严重了。 他不想因为住院而耽误实验的进度，实验室里，仍然有着他伛偻的身影，时不时传来剧烈的咳嗽。 一年后，他还是病倒了，慢性气管炎变成了肺气肿。 从医院里出来之后，他也只能在别人的搀扶下勉强走路。 1976年，又一次住进医院的黄鸣龙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他止不住地痛哭起来。 他对家人说，“新中国需要他呀，他怎么能死呢？”说完又呜咽起来。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彻底粉碎。 那一天，他兴冲冲地出了医院，让家里人扶着他去看揭露“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 他还计划着要去实验室，要去完成周总理托付给他的任务。 可这时候，他的肺气肿已经越来越严重。 1979年，被病痛折磨的黄鸣龙躺在病床上，胸口无力地起伏，身上插了各种管子。 他曾经研究过很多药物，也做过很多新药，却还是没办法挽救自己的生命。 他闭着双眼，已经不省人事。 可在一个傍晚，他却突然睁开了眼睛，任性地将身上所有的管子全都拔了出来，愤愤地说，“为什么要把我捆绑起来！他们斗了我一夜！” 1979年7月1日，他终于还是离开了，那一年，他81岁。 这位有机化学合成的先驱，中国甾体药物的领路人，还是离开了我们。 他将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有机化学的教科书中。 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大概是没能完成周总理给他的托付吧。 （来源：SME科技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