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GPCR)，也被称为七次跨膜受体，是真核生物中最大的细胞表面受体家族[1]。GPCR是最成功的治疗靶点之一，占已批准药物的近35%。 01 GPCR是ADC新晋靶点集中在临床前阶段人体中约有800个GPCR，根据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将它们分为六大类：A类-视紫红质样受体，B类-分泌素受体家族，C类-代谢型谷氨酸受体，D类-真菌交配信息素受体，E类-环腺苷酸受体，F类-卷曲受体[2]。在人体中只发现其中四类-A、B、C和F类。靶向GPCR的药物主要包括小分子、天然产物、多肽、抗体等，其中小分子类药物占比大于90%，抗体类药物占比不足2%[4]。因为针对GPCR的抗体筛选困难。除了GPCR本身蛋白体外表达困难、GPCR蛋白胞外区较小之外，其核心功能区域在物种间非常保守，常规的免疫方式难以获得针对功能区域的抗体应答。但随着晶体学、抗体筛选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包括抗体类药物在内的生物制剂数量正在逐年攀升[5]。目前，有3种FDA批准的靶向GPCR或其相关配体的单克隆抗体用于非肿瘤适应证：抗CCR4单抗（mogamulizumab）、抗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1型受体单克隆抗体（erenumab）和抗CGRP单抗（eptinezumab）。截至2019年的数据，估计至少有146个GPCR靶向的mAb处于发现阶段，另有45个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目前估计更多。随着基于GPCR抗体的疗法不断扩大并进入市场，获批药物的形式可能会超越mAb，包括bsAb、纳米抗体、ADC等。毫无疑问，GPCR也开始成为ADC的新晋靶点，开始扩展ADC的应用前景。表1：目前有7款在临床和临床前阶段的GPCR ADC表2：靶向GPCR的ADC安全性研究 02 CXCR4CXCR4属于A类GPCR，其在细胞迁移、增殖、造血和组织再生方面发挥重要功能。由于其在许多血液癌和实体瘤类型中高表达，因此CXCR4成为有吸引力的肿瘤治疗靶点[6]。第一个靶向CXCR4的ADC由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Peter G. Schultz教授组开发，研究其对CXCR4+转移性肿瘤的治疗效果[7]。使用不可裂解的亲水性Linker-Payload (MMAF-PEG4-ONH2)与非天然氨基酸对乙酰基苯丙氨酸(p-acetylphenylalanine, pAcF)进行位点特异性偶联成肟生成高亲和力的抗CXCR4 ADC (IgGX-MMAF)，DAR=2 (图2A)。MMAF含有末端羧基，细胞渗透性极小，几乎无旁观者效应，可降低对非复制造血干细胞的脱靶细胞毒性。利用高表达CXCR4的人骨肉瘤细胞系(SJSA-1-met)评估体外疗效，经IgGX-MMAF处理后，SJSA-1-met细胞活力显著降低(IC50=0.08 nM)，而CXCR4 mAb处理没有明显抑制效果(图2B)；同时，IgGX-MMAF对CXCR4阴性细胞无抑制效果。体内功效研究表明，使用CXCR4 mAb或IgGX-MMAF进行肺部肿瘤治疗，IgGX-MMAF在第8天时几乎无法检测到肿瘤，而CXCR4 mAb治疗的肿瘤与对照组相当(图2C)。目前，尚未报告该ADC的后续疗效或安全性研究。 图2. IgGX-MMAF ADC的构建及其体内外活性评价除上述研究外，该课题组还开发了另一款靶向CXCR4的ADC的药物[8]。利用自身前期研究成果牛抗体(BLV1H12)[9]中超长的重链CDR3移植到Trastuzumab中，替换Trastuzumab CDR3H中的原始Trp99-Met107环肽，得到人源化抗体HLCX (图3A)[9]。经流式检测发现HLCX对CXCR4的选择性和亲和力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同时，HLCX也具有较高内化效率。利用随机偶联的方式经两步反应引入含有不同Linker (可切割/不可切割)的淋巴细胞特异性蛋白酪氨酸激酶(Lck)抑制剂-Dasatinib (图3B)，DAR≈3，由此产生的ADC可抑制T细胞受体(TCR)介导的T细胞活化和细胞因子表达，EC50较低，且对细胞活力的影响极小(图3C)。该ADC的成功构建可能会带来一类新型的选择性免疫抑制药物，其安全性得到提高，并将ADC策略扩展到肿瘤学以外的适应症，用于激酶抑制剂的靶向递送。 图3. 含Dasatinib ADC的构建及其对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辉瑞(Pfizer)科研人员为改善治疗指数降低靶向CXCR4 ADC的脱靶毒性，筛选了含有不同Linker、Payload、DAR、mAb亲和力和Fc形式的ADC[10]。经实验评价，Payload选择Aur0131，其对肿瘤细胞具有细胞毒性作用，但对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没有毒性。候选ADC在NHL、ALL、MM和AML等癌细胞异种移植模型中进行活性测试，数据表明活性较优的ADC由较低亲和力的mAb组成，其Fc介导的效应功能也相应降低。ADC 713通过mAbs上的赖氨酸残基与不可裂解的Linker-Payload进行随机偶联而构建(AmPEG6C2-Aur0131; DAR=4，图4A)。针对CXCR4 mAb耐药的MOLP-8 MM细胞异种移植模型，ADC 713 (0.15 mg/kg)可导致肿瘤消退并显著延长生存期(图4B)。此外，该ADC也可提高化疗药吉西他滨在CXCR4+患者来源的非小细胞肺癌异种移植模型中的疗效(图4C)。目前，该款ADC仍处在临床前研究。 图4. ADC 713偶联位点、Linker-Payload及其活性评价 03 CXCR5CXCR5是趋化因子CXCL13的受体，在大多数B细胞恶性肿瘤中表达，包括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套细胞淋巴瘤(MCL)、滤泡性淋巴瘤(FL)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11]。对复发性DLBCL患者肿瘤活检的评估表明，CXCR5染色仍然很高，这表明它可能是探索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治疗的相关靶点。BAY-924是由拜耳(Bayer)研发的一款新型首创ADC，由纺锤体驱动蛋白抑制剂(Kinesin Spindle Protein inhibitor, KSPi)与人源化抗CXCR5 IgG1抗体组成[12]。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对ADC的结构进行针对性优化，使其代谢模式与KSPi作用模式相匹配，并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肿瘤细胞内的有效载荷。SPR显示该抗体与CXCR5具有高亲和力(2.5 nM)，通过流式细胞术测量不同CXCR5+淋巴瘤细胞系中ADC的亲和力为0.8-10 nM。在体外实验中，BAY 924在不同CXCR5表达水平的肿瘤细胞系中具有高选择性和抗增殖活性(<0.03-2 nM; IC50)。在包括CXCR5+ MCL REC-1细胞在内的多种细胞系中观察到Ab的有效内化和溶酶体共定位。在体内实验中，BAY-924在多种CXCR5+淋巴瘤模型中具有高度活性；与肝脏、脾脏和肾脏等器官相比，肿瘤中的Payload有特定的积累，血浆中几乎检测不到。在大尺寸肿瘤(～500 mm3) REC-1模型中，以10 mg/kg、Q7D静脉注射2次BAY-924后可观察到持久的肿瘤消退。在恶性ABC DLBCL模型OCI-LY1中，单次注射10 mg/kg BAY-924可诱导10/10小鼠完全缓解(直至治疗后第95天)。在此模型中，头对头比较显示，BAY-924与利妥昔单抗、苯达莫司汀、来那度胺相比具有更优异的活性。鉴于其独特的结构，使得BAY-924具有高稳定性；同时HSPi可被困在肿瘤细胞内而不会发生细胞渗透性游离，预计BAY-924将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BAY-924作为治疗CXCR5+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创新方法的进一步开发。 04 LGR5LGR5属于A类GPCR，活化经典Wnt/β-catenin信号传导[13]并介导细胞间粘附[14]。LGR5在许多胃肠道(GI)癌症中高表达，正常组织低表达，并标记肿瘤起始癌症干细胞(CSC)，使其成为有利的治疗靶点。UTHealth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了靶向LGR5的ADC，该ADC由大鼠-人嵌合LGR5 mAb与MMAE偶联组成[15]。利用两种不同Linker (MC-VC-PAB vs MP)进行ADC构建，二者均与链间半胱氨酸残基偶联(DAR=4，图5A)，并显示能够以高亲和力特异性结合LGR5、内化并转运至溶酶体，与母体mAb相当。在LGR5高表达的LoVo (结直肠)和AGS (胃癌)癌细胞中，具有可裂解Linker的ADC比具有不可裂解Linker的ADC表现出11倍的效力(IC50分别为2–4.5 nM与47–51nM)，因此含可裂解Linker的ADC被选为体内研究的先导药物(图5B)，且该ADC对LGR5阴性癌细胞系没有影响，证明其靶标特异性。 在LoVo CRC异种移植模型中，含可裂解Linker的ADC治疗可导致肿瘤消除，并且没有观察到脱靶毒性(图5C)。 图5. 靶向LGR5 ADC的构建及其活性测试尽管尚未报道该ADC的进一步开发情况，但该组研究人员于2021年开发了靶向LGR5及其相关受体LGR4和LGR6的肽体药物偶联物(peptibody drug conjugate, PDC)[16]。该肽体包含RSPO4的弗林蛋白酶结构域，结合LGR4-6，但不增强Wnt信号传导，与抗体Fc区融合。利用微生物转谷氨酰胺酶进行位点特异性的偶联，引入含有可裂解(VC) Linker的MMAE或Duocarmycin SA (DMSA) (图6A)。在LGR4/5高LoVo细胞中，两种PDC的效力比抗LGR5-MMAE ADC强约3倍(图6B)，LoVo异种移植模型中的PDC治疗导致肿瘤显著消退并延长生存期(图6C)。该类PDC进一步的体内功效和耐受性研究尚未有报道。 图6. 肽体药物偶联物的构建示意图及其活性评价Genentech报道了两款抗LGR5 ADC，一款是通过链间半胱氨酸将蛋白酶可切割的MC-VC-PAB-MMAE与人源化LGR5 mAb偶联所得，DAR=3.5；另一款是通过重链上工程化的半胱氨酸将可酸水解的NMS818与人源化LGR5 mAb偶联所得，DAR=2[17] (图7A)。NMS818中含有PNU159682，其是一种插入DNA的蒽环类药物，可抑制拓扑异构酶II。MMAE在分裂细胞中表现出高效力，而PNU15982在亚纳摩尔浓度下表现出更高的效力，并在非分裂细胞中表现出细胞杀伤作用。这表明抗LGR5-NMS818可能具有更广泛的细胞杀伤范围，但也可能会增加正常组织毒性。该两款ADC在LGR5高表达D5124原代人胰腺癌异种移植模型中表现出相似的效力，导致肿瘤停滞或消退；裸抗和同种型对照抗体对肿瘤生长均没有显著影响，对照组ADC可导致肿瘤有一定程度的消退，但与靶向LGR5的ADC相比效果要差得多(图7B)。抗LGR5-NMS818显示出严重的肠道和肝脏毒性，而抗LGR5-MMAE治疗的小鼠则没有这种毒性，表明Linker-Payload的选择对于ADC耐受性至关重要。在APCmin/+; KRASLSL-G12D/+; Villin-Cre基因工程小鼠肠道肿瘤发生模型中进一步评估抗LGR5-MMAE的活性，长期治疗可显著提高生存率并缩小肿瘤体积(图7C)；然而，与对照组相比，肿瘤总数没有变化。这与MMAE已被证明对胃肠道肿瘤相对无效有关。因此研究其他Linker-Payload组合将会更有意义。与其他小组的研究相结合，这些发现展现出靶向LGR5治疗不同类型癌症的潜力。 图7.不同载荷ADC的活性评价 05 FZD7FZD7是一种Frizzled家族GPCR (F类)，可介导经典的β-catenin和非经典c-Jun激酶依赖性Wnt信号通路[18]。FZD7在卵巢癌中高表达，表达量与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密切相关[19]，这表明它可能是ADC开发的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靶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抗FZD7的ADC-Septuximab vedotin，由嵌合人-小鼠FZD7 mAb通过可裂解MC-VC-PABC-MMAE偶联，DAR=4 (图8A)。与FZD7敲除(KO)的(OVCAR3和MA-148 FZD7-KO; IC50=25–60 nM)卵巢癌细胞系相比，Septuximab vedotin在FZD7+ (MA-148和PA-1; IC50=5 nM)中的效力增强。使用表达荧光素酶的MA-148、PA-1和MA-148 FZD7-KO异种移植模型测试其体内活性，MA-148和PA-1肿瘤能够得到明显消退，而在MA-148 FZD7-KO中未观察到显著的肿瘤生长抑制(图8B)。由于Septuximab vedotin特异性结合人FZD7，因此使用CRISPR-Cas9对小鼠进行工程改造，将Fzd7上的mAb表位从小鼠序列转换为人序列(Fzd7hF7/hF7)，未观察到对小肠隐窝/绒毛结构的明显毒性或损伤。此外，该ADC避免了全局Wnt抑制相关的脱靶效应。这些初步结果使该ADC在PDX和免疫活性模型中的进一步测试合理化，以评估其临床潜力。 图8. Septuximab vedotin模式图及其体外活性测试 06 CTR降钙素受体(CTR)属于B类GPCR，广泛表达于成人组织中，尤其是骨骼中。CTR在恶性神经胶质瘤和神经胶质瘤干细胞的致死性脑肿瘤胶质母细胞瘤的活检中广泛表达。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靶向CTR的ADC，该ADC由mAb2C4抗体通过赖氨酸末端ε-氨基与可裂解Linker-Payload (OSu-Glu-VC-PAB-MMAE)偶联组成，DAR=7[20]。此外，还利用SPDP linker构建了含有Dianthin-30[His6]或Gelonin的抗体偶联物。使用高度CTR阳性神经胶质瘤SB2b和JK2细胞以及U87MG GBM细胞评估抗CTR-MMAE活性，在SO1861 (一种促进溶酶体逃逸的三萜糖苷)存在情况下，抗CTR-MMAE的效力增加10倍(EC50=25.1 vs. 2.5 nM，表1)。关于此款ADC的体内研究和未来开发均未有报道。表1. 免疫毒素与ADC在SB2b、U87MG和JK2细胞系中的活性比较 07 GPR56GPR56是粘附类GPCR家族的成员，在大脑发育、免疫调节、HSC生成和肿瘤发生中具有重要功能。GPR56在多种肿瘤类型中高表达，包括结直肠癌、乳腺癌、肝癌、胰腺癌、肺癌和卵巢癌等[21]。GRP56的缺失可以抑制结直肠肿瘤的生长并使癌细胞对标准化疗敏感。GPR56在肿瘤发生中的潜在作用以及在各种肿瘤类型中的高表达为靶向GPR56 ADC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UTHealth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基于已有10C7 mAb开发靶向GPR56的ADC[22]。10C7以高亲和力与GPR56的胞外结构域结合，并增强下游Src-Fak信号传导，被用于治疗CRC，特别是微卫星稳定亚型(MSS)[23]。为了确定最佳的ADC有效负载，研究人员筛选了一系列细胞毒素，探究其在CRC细胞中的效力。根据实验结果，选择含有可裂解Linker (VC)的DNA烷化剂DMSA与10C7通过链间半胱氨酸残基偶联，DAR=3.54 (图9A)。在具有不同GPR56表达水平的CRC细胞系中测试发现，在GPR56高表达CRC细胞系(SW620、SW403和HT-29；IC50=3.7–29.4 nM)中观察到有效的细胞毒性，而对GPR56阴性CRC细胞系没有影响；对照ADC没有诱导显著的抑制活性，表明该杀伤机制是GPR56依赖性(图9B)。同时，10C7 ADC在转移性直肠癌的GPR56+患者来源的肿瘤类器官(PDO)模型中进行活性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ADC的抑制活性相比，10C7 ADC几乎可以完全杀死肿瘤细胞(图9C)。此外，10C7 ADC在MSS CRC细胞异种移植模型中显示出显著的抗肿瘤功效(图9D)。在免疫功能正常的小鼠中进行的初步安全性研究并未显示任何明显的毒性迹象，但由于小鼠和人之间10C7结合表位的序列差异，靶标介导的毒性可能被低估。 图9.GPR56 (10C7) ADC的构建及其体内外活性评价 08 CCR2CCR2在肿瘤浸润性骨髓细胞(包括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表达，并通过限制 CD8+ T细胞浸润来促进免疫逃逸。TAK-500[24]是一款免疫刺激抗体偶联物(Immune-stimulating antibody conjugate, ISAC)，由三部分组成：基于TAK-676的STING激动剂作为Payload (目前正在进行Ⅰ期临床评估[NCT04420884、NCT04879849])、IgG1抗CCR2抗体和一个自降解的含有马来酰亚胺的蛋白酶可切割的多肽Linker。TAK-500具有三种可能的作用机制：激活IFN反应、将抑制性肿瘤内CCR2+细胞重编程为炎症表型，以及阻断抑制性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募集。因此，TAK-500有潜力克服CPI耐药性，用于难治性和免疫排除或荒芜的肿瘤(Immunologically excluded or deserted tumors)治疗。目前，TAK-500已进入Ⅰ期临床试验(NCT05070247, Recruiting)[25]，联合或不联合Pembrolizumab用于患有特定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的成人患者的治疗。 09 CCR7CCR7属于A类GPCR，在肿瘤细胞迁移、转移和免疫细胞招募中发挥重要作用。CCR7在许多癌症类型中高表达，并与较差的预后相关，使其成为癌症治疗中极具吸引力的靶点。诺华(Novartis)开发了一款靶向CCR7的ADC-JBH492，用于治疗CLL和NHL[26]。JBH492由IgG1抗体组成，通过可裂解Linker与Ravtansine (DM4)偶联(细节暂未批露)。体外研究表明，与正常免疫细胞相比，JBH492优先结合CCR7高表达的肿瘤细胞，并通过DM4介导的细胞毒性和抑制配体诱导的CCR7信号传导发挥作用。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PDX模型中JBH492实现部分或完全逆转，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没有明显的毒性或循环免疫细胞群的变化。JBH492单药疗法目前正在进行I期临床试验(NCT04240704, Recruiting)，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CLL和NHL患者，同时评估其安全性。 10 GPR20GPR20是一种在胃肠道间质瘤(GIST)中过表达的A类GPCR孤儿受体，大多数成人GIST是由原癌基因受体酪氨酸激酶(KIT)或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α (PDGFRA)的激活突变驱动的。目前，唯一批准的GIST疗法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但肿瘤经常在KIT中产生继发性耐药突变，亟需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来克服这种耐药性。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开发了DS-6157a，将GPR20 mAb通过高度稳定的组织蛋白酶可裂解的Gly-Gly-Phe-Gly (GGFG)四肽Linker与Deruxtecan (DXd)偶联，DAR=8 (图10A)[27]。在过表达重组GPR20 (GIST-T1/GPR20)的GIST-T1细胞和GPR20-NCI-N87胃癌细胞中DS-6157a仅在GIST-T1/GPR20细胞中表现出活性(IC50=156 ng/mL)，证明其对GPR20的特异性(图10B)。在GIST-T1异种移植模型中，使用DS-6157a治疗的两种模型中均观察到显著的TGI；值得注意的是，在GIST-T1异种移植模型中，DS-6157a导致肿瘤消退在治疗终止后持续8周；GPR20 mAb和对照ADC均不影响肿瘤生长，表明TGI依赖于GPR20和DXd (图10C)。重要的是，无论KIT突变状态如何，DS-6157a都能阻止PDX肿瘤生长，而TKI治疗的疗效因获得性或内在耐药性而变化(图10D)。 图10. DS-6157a的构建、活性测试及其克服耐药性的试验安全性研究显示DS-6157a对猴子的毒性极小或轻微，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为30 mg/kg (人体等效剂量=9.6 mg/kg)，以上数据支持DS-6157a进入临床试验(起始剂量=1.6 mg/kg)。评估DS-6157a单药疗法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药代动力学的I期临床试验于2020年5月开始(NCT04276415)。不幸的是，几乎所有患者都经历了轻度至重度治疗引起的和相关的不良事件，其中出现一例治疗相关性死亡(肝功能衰竭)，因此该临床试验被第一三共终止。 11 GPRC5DGPRC5D属于是GPCR孤儿受体，在原代多发性骨髓瘤细胞表面高表达，在正常组织的表达仅限于免疫赦免性的毛囊区域。GPRC5D的过表达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不良预后和肿瘤负荷有关，这种关联使其成为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潜在候选靶点。国内礼新医药利用其自有专利技术平台-LX-ADC™-开发了一种新型抗GPRC5D ADC：LM-305[28]，由抗GPRC5D单克隆抗体、蛋白酶可降解Linker和MMAE组成。体外研究表明，LM-305以高亲和力与GPRC5D过表达细胞系和GPRC5D内源表达的MM细胞结合，并呈剂量依赖性。它可以被GPRC5D表达细胞有效内化，并进一步在溶酶体中裂解。当与MM肿瘤细胞(NCI-H929和MM.1R)共培养时，LM-305显示出有效的细胞毒性，IC50值范围为0.1-0.3 nM。体内肿瘤异种移植模型表明，LM-305治疗可对荷瘤小鼠的肿瘤生长产生剂量依赖性抑制；同时，LM-305在GPRC5D高表达MM CDX模型中以3mg/kg 的剂量表现出完全缓解(CR)。此外，LM-305 在动物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基于以上可喜的数据，2023年5月12日，礼新医药已与阿斯利康就临床前阶段的LM-305项目达成全球独家授权协议。根据协议条款，阿斯利康将获得LM-305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的独家全球许可[29]。礼新医药将有资格获得包括首付款在内共计5500万美元的近期付款，以及最高达5.45亿美元的潜在开发和商业里程碑付款，外加全球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此次授权(Licence-Out)，又是我国本土创新药企昂首挺胸进入全球化“深海”的典范。目前，LM-305已经入Ⅰ/Ⅱ临床试验(NCT05647512; Not yet recruiting)，用于复发性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和其他浆细胞疾病的治疗，期待能够有好的临床试验结果。 12 US28US28 (四种人巨细胞病毒编码的病毒GPCR之一)已在多种肿瘤中检测到，包括神经胶质瘤、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等；US28可激活致癌信号通路，并在胶质母细胞瘤等肿瘤的进展中发挥肿瘤调节作用[30]。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和Utrecht University的科研人员开发了一种靶向US28的纳米抗体偶联物(VUN100-PS)，利用已有的US28-Nb[31]通过其C端未配对的半胱氨酸与水溶性光敏剂Mal-IRDye700DX偶联获得，不影响Nb的结合亲和力(图11)[32]。该偶联物可选择性杀死2D培养物以及3D球体中表达US28的胶质母细胞瘤细胞。这些数据表明靶向GPCR纳米抗体在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领域的潜力。 图11. 纳米抗体光动力疗法选择性杀死表达病毒GPCR的胶质母细胞瘤细胞 13 多款靶向GPCR的ADC被暂停除上述处于临床前/临床试验的ADC外，还有多款靶向GPCR的ADC终止研究或出于无进展状态(表2)[33, 34]。表2. 临床试验终止或无进展的ADC药物ADC是增长最快的癌症治疗药物之一，已证明其具有良好的抗肿瘤功效，并已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多种实体瘤和血液恶性肿瘤。目前生物制药行业和学术界正在为改善癌症治疗做出广泛努力，有理由推断，针对GPCR的ADC数量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增加，GPCR超家族将会成为ADC开发的热门靶点。免责声明：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个人立场，亦不代表个人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并非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刍荛之作，若有纰漏/不足，欢迎各位批评指正(dyc21@mails.tsinghua.edu.cn)，谢谢！ 主要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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