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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942年2月27日，当时人类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面舰艇战役——爪哇海战（Battle of the Java Sea）打响。爪哇海战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水面舰交战。为阻止日本继续南侵，由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4国部队编组了一支联合指挥部——美、英、荷、澳司令部。司令部统一指挥4国部队，防守爪哇岛。在之后两周的海战中，日本海军重创美英荷澳联合舰队。盟军联合舰队的2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沉，2,300人阵亡，包括前线最高指挥官荷兰海军少将卡雷尔·德曼（Karel Doorman）。而日本方面仅损失1艘驱逐舰，36名水兵阵亡。爪哇海战（Battle of the Java Sea）纪念油画图片来源|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 Navy(https://www.history.navy.mil/)紧接着，日本陆军分东西两路开始对荷属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实施登陆作战，对岛上的荷兰守军形成钳形攻势。同年3月12日，联军指挥官与荷兰殖民政府官员停止了抵抗，在位于刚刚沦陷的万隆日军司令部正式签署了投降书。日军占领爪哇岛，意味着法西斯轴心国实际控制了当时全球90%以上的奎宁产出，这就给反法西斯联盟，尤其是在热带地区作战的盟军将士们带来了严峻的抗疟疾药物短缺。疟疾在中国战场上，疟疾疫情尤为严重，奎宁的短缺则更为紧迫，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1938年6月打响的武汉会战期间，疟疾开始在部队里肆虐，尤其是来自北方的军队，面对凶险的疟疾，将士们毫无抵抗力。来自察哈尔的第68军于长江边英勇奋战，虽然没有被日军打垮，却输给了疟疾，非战斗死亡高达4,000多人。军长刘汝明本人接连打两次摆子，他回忆了当时的惨状：“一个连未得病的，最多不过六十人，少的只三十几人。病官带病兵，扶伤掖痛，咬紧牙关苦撑苦斗……各医院早已无法容纳，又先后编组几十个收容队，分住各村休养，却无药品供应，眼睁睁看着他们病况恶化，相继死亡。”就连在前线督战的第5战区司令官白崇禧也染上了疟疾。他回忆说：“武汉会战开始后之第三个月，我忽感体温无常。初时我尚不以为意，继而体温超过摄氏40度，几近昏迷状态。……所幸平时身体强健，仍勉强指挥。”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四为宋庆龄女士。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 在当时，中国的奎宁都依赖进口。得知武汉战区奎宁短缺，正在香港的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立刻开始了大规模的全球募捐。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国际性救济组织，经过宋庆龄卓越的宣传工作，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加深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了解，从而更广泛积极地支援中国抗战。一时间海外华人捐助的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而这其中，美国医药援华会是海外资金最重要的来源。一些生活在纽约的华人在时代广场上积极募捐，支援国内的抗日军民。保卫中国同盟联合了香港各个救援团体，从荷属爪哇岛大量订购奎宁，最终将200万片奎宁及时送到了武汉会战的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恢复健康、重振军威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经过四个半月的激战，日军虽然攻占除了汉口法国租界外的武汉全境，但是并没有实现其消灭抗日武装之主力、逼迫中国投降的战略目标。相反，原本力求速战速决的日军因为兵源不足，不得不放弃了战略进攻，在中国战场上陷入了僵持。张榜武汉会战之后，战火无情地向西南燃烧，进入了疟疾更为高发的滇缅瘴疠区。在云南的怒江沿岸生活的村民们沿袭着古老的耕作习惯。他们把村落建在夜间气温较低的山顶高处，白天下山到江岸边的水田里干农活，在太阳下山前必须回到山顶的家里，以趋避“瘴毒”。（这样可以减少夜晚被蚊子叮咬的可能性，从而免得疟疾。）在清明后至中秋前这段农忙的日子里，当地的村民们就是再累也不敢在江岸边留宿。从军事角度看，怒江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阻挡日军进攻的天然屏障。国民军主力第11集团军沿江驻守，以重兵保卫西南大后方。谁曾想，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日本军队，而是疟疾。美军顾问在当地视察了怒江防线后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第11集团军每周因疟疾而死亡者，约在数百以上……该方面军队所受之痛苦，实难尽述。本年夏间有某师部队7,000人开入峡内，抵达后甫及三周，可以作战者只余4,000人，另有一营在一夜内死亡之数竟达28人之多。87师第261团某营500人在前线一月，为疟疾所困者共260人，其中44人病亡。本月内，余目击由怒江山峡内开拔之某营队伍，大都面色黄瘦，病态外露，其中约有80人身染疟疾。”当时奎宁短缺的状况不但没有缓解，还因为日军占领爪哇而变得更为严峻。于是，中国政府只能另谋出路，张榜招贤，希望能从传统和民间的医药学中找到有效的疗法或药物，以满足战时抗击疫情的需求。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民间验方通过多种不同的渠道开始汇集到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院接受筛查。一位仁心的医者在重庆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公开了一个含常山等七味药的治疟古方。国民政府要员陈果夫闻之大喜，立刻组织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的工作人员在当地的疟疾患者身上试药。常山初步试验的结果发现，这个含有常山等七味药的治疟古方竟然是有效的。于是，陈果夫马上向中央政府争取到了拨款，推动了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包括中央政治学校在校生患者207例，及钢铁厂工人患者1,250例。服用常山后学生患者治愈198例，工人患者治愈1,170例。他们还简化药方，比较了常山单药和七味药处方的疗效，发现常山单药也同样有效。消息传出后，单药“常山浸膏”和复方的“常山饮”等多种含有常山的验方很快就在疫区流行起来，有效填补了奎宁的短缺。虽然患者在服用常山后会普遍出现强烈的呕吐，令服药的患者难以忍受，但是相信“以毒攻毒”之传统中医理论的军民不是少数，他们在高烧不退、生命垂危与强烈呕吐之间一般还是会选择服药治病。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召集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医药专家们展开研究。刚刚回国不久在中央卫生实验院主持药理研究的张昌绍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常山研究。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张昌绍的团队取得了突破，从粗制的常山中分离出了几种新的化学物质，从属性上归类为生物碱，所以将它们命名为“常山碱（Dichroine）”。他们对这些新型的化学物质进行了药理学研究，发现其中3种常山碱对疟原虫有较强抑制作用，体外的效果甚至优于奎宁。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43年的《中华医学杂志》，被当时及后来研究常山的学者们多次引用，是中国药理学史上的一个亮点。尾声重庆金佛山部分开辟为常山垦植实验区。图片来源|重庆金佛山景区1943年，根据这些初步的研究结果，国家农林部决定将距离重庆不远处的金佛山开辟为垦植实验区，开始大规模种植常山。当时的研究报告指出，常山每亩可收成600斤，每个患者一个疗程用药约3两。以1,000万患者估算，每年约需保障4,000亩的收成，方可轮种4年之后达到这个产量。这一宏大的常山抗疫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美国研制的新药——疟涤平（药品名“阿的平”，Atabrine）就通过著名的驼峰航线，在飞虎队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的不懈努力下源源而来，及时地进入了西南大后方。重庆政府的公共卫生措施与美援药物疟涤平双管齐下，治疟立竿见影。到了1944年，西南各地的疟疾疫情已普遍得到控制。2022年12月于上海参考文献：陈果夫，“常山治疟”，《陈果夫先生全集》，第8册，263-268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作者简介贵柏曾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潜心钻研药物化学，颇有建树。几年前回国加入药明康德，从事业务开发、项目管理和驻美运营。梁博士是《新药的故事》一书的作者。他以长期的积累、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文字，通过《老梁说药》栏目讲述新药研发“背后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脑洞大开。梁贵柏博士目前是偕怡制药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欢迎读者通过邮箱gbliang55@hotmail.com与梁博士联系。总第1772期访问研发客网站可浏览更多文章www.PharmaD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