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IND2025主会场授课已被预定，大会第一天下午茶歇前授课时间段预定开始，咨询热线：177 0186 0390。点击图片，查看IND2024会后报告 文章来源：分子诊断实验室 儿童呼吸道感染病原包括病毒、细菌、真菌等。《儿童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核酸检测专家共识》作为全球首个以儿童为主、涵盖全面的呼吸道感染病原学诊断应用标准，对这些病原体作了详细全面的介绍。 常见呼吸道病毒 病毒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儿童呼吸道感染病毒种类至少涉及7个病毒科共200多个型别的病毒。 1.1 人呼吸道合胞病毒(huma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HRSV) HRSV是全球引起5岁以下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ALRTI)最重要的病毒病原体，占所有儿童ALRTI的22%。据估计，全球每年大约有270万~380万5岁以下儿童因HRSV感染住院，引起约4.8万~7.5万人死亡。 HRSV属于肺炎病毒科，正肺病毒属，为非节段性单股负链RNA病毒。目前，ON1和BA9基因型为我国及全球很多国家的优势流行基因型。 HRSV感染呈全球广泛流行，其流行受地理位置、温度和湿度等因素影响。在北半球国家和地区，HRSV的流行存在明显的流行季，主要集中于11月至次年2月的冬季和早春季节；在热带和亚热带，HRSV在潮湿的雨季感染率出现明显增高。我国北方地区HRSV流行季开始于第41周(10月中旬)，结束于次年第20周(5月中旬)，持续33周。 HRSV感染在不同年龄人群临床表现差异很大，毛细支气管炎和肺炎是婴幼儿HRSV感染的重要疾病，严重者可发生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年长儿HRSV感染可表现为症状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或中耳炎。 1.2 人流感病毒(human influenza virus，HIFV) HIFV是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全人群人普遍易感，儿童和老年人感染后危害最为严重，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亦可引起暴发疫情。 HIFV可分为甲、乙、丙，共3型。甲型流感病毒依据其血凝素(hemagglutinin，HN)和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NA)的亚型组合可进一步分为多种亚型，目前HN有18个亚型(H1~H18)，NA有11个亚型(N1~N11)。乙型流感病毒根据HA的抗原性可分为Victoria和Yamagata两个种系。引起季节性流行的HIFV主要有甲型H1N1、H3N2亚型和乙型的Victoria和Yamagata系4个亚型HIFV。 HIFV在全球呈广泛流行，但不同地区的HIFV型别和流行规模有所不同。我国甲型HIFV在北方省份以冬季为流行高峰，南方省份每年4-6月份出现流行高峰，而中部省份则呈现每年1-2月和6-8月双流行峰。 HIFV感染后引起的临床表现轻重不一，包括无症状感染、上下呼吸道感染，重症病例可以迅速进展为肺炎，亦可并发心肌炎、脑膜炎或脑炎，甚至危及生命。 1.3 人副流感病毒(human parainfluenza virus，HPIVs) HPIVs主要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是仅次于HRSV的第二大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住院的病原体。 HPIVs属于副黏病毒科(Paramyxoviridae)，有4个血清型(HPIV1、2、3和4)，HPIV1和HPIV3属于呼吸道病毒属(Respirovirus genus)，HPIV2和HPIV4属于腮腺炎病毒属(Rubulavirus genus)。通常HPIVs的流行是散发的，无明显的季节性。 HPIVs感染可引起鼻炎、咽炎、喉炎、气管支气管炎、细支气管炎和肺炎等，也可引发鼻窦炎和中耳炎。 1.4 人鼻病毒(human rhinovirus，HRV) HRV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体，主要引起上呼吸道感染。据统计，每年有30%~50%的呼吸道感染疾病与HRV感染有关。儿童是HRV的易感人群，据报道，有60%~80%在急诊科就诊的哮喘发作患儿伴有HRV感染，在3岁以下被诊断为毛细支气管炎的住院儿童病例中，有大约50%的婴儿感染或合并感染HRV，而几乎所有婴儿在出生1年后均会经历至少1次的HRV感染。 HRV属小核糖核酸RNA病毒科，肠道病毒属。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A、B、C 3个种共169个型别。HRV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HRV感染后主要表现为普通感冒症状，可引起喘息和哮喘急性加重。引起婴幼儿的支气管炎和毛细支气管炎。 1.5 人腺病毒(human adenovirus，HAdV) HAdV可分为7个种(A~G)和至少104个基因型，其中与呼吸道感染相关的HAdV主要型别为B种(HAdV-3，7，11，14，16，21，50，55)，C种(HAdV-1，2，5，6)和E种(HAdV-4)。HAdV-3和HAdV-7型是引起我国儿童呼吸道HAdV感染最常见的血清型，HAdV-55是引起成人HAdV社区型肺炎最常见的型别。 HAdV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在我国北方以冬春季节多见，南方以春夏季节常见。HAdV传染性较强，常可引起暴发流行。 HAdV感染可表现为上下呼吸道感染。HAdV是儿童重症肺炎的重要病原体，导致危重患者出现休克、呼吸衰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甚至导致死亡。 1.6 人偏肺病毒(human metapneumovirus，HMPV) HMPV是导致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毒病原之一。在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患者中，HMPV感染约为6.24%。 2017年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HMPV种属划分为肺病毒科(Pneumoviridae)，偏肺病毒属。根据HMPV F、G蛋白基因序列的差异，将HMPV分为A1、A2a、A2b、A2c、B1和B2共6个基因型。 HMPV在热带地区全年活跃，在温带气候地区，HMPV季节性流行发生在冬季和春季，在3月和4月达到顶峰，其流行高峰与HRSV重叠或稍晚于后者。 HMPV感染患者临床症状与HRSV感染相似，严重者可发展为细支气管炎和肺炎。有研究表明儿童HMPV感染可能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相关，如癫痫、脑炎等。 1.7人冠状病毒(human coronavirus，HCoV) HCoV是人类上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体。普通感冒中有15%~30%是由HCoV引起的。HCoV属于套式病毒目(Nidovirales)，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分为4个属：α-HCoV、β-HCoV、γ-HCoV和δ-HCoV。HCoV可分为普通人冠状病毒(HCoV-NL63、HCoV-HUK1、HCoV-OC43、HCoV-N229E)及高致病性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CoV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等]。 1.7.1普通HCoV 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普通HCoV有4种，分别为α属的HCoV-229E、HCoV-NL63，β属的HCoV-OC43、HCoV-HKU1。 HCoV感染呈全年流行。不同型别的HCoV在不同地区流行特点具有差异性，流行高峰随地理区域有所不同，有一定的季节差异。北京地区HCoV-OC43感染多发于春季(4月和5月)，HCoV-229E的流行高峰是在2月。在上海地区HCoV-OC43感染多发于夏秋季，HCoV-NL63感染多发生于秋冬季节。在中国香港地区HCoV-OC43感染主要发生在秋冬季，HCoV-HKU1在冬季检出更多，HCoV-229E多发生于冬春季节，HCoV-NL63感染多发生于夏秋季节。 这4种HCoV通常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多为自限性，但在婴幼儿、老年人或免疫缺陷患者也可引起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表现为喘息、气促等。 1.7.2高致病性冠状病毒 SARS是由SARS-CoV感染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于2002年11月，在我国广东省首次报道。随后，SARS病例数在我国大幅增加，并在全球蔓延，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现病例。200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宣布其流行结束。全球SARS病例数达到8 437例，死亡813例，病死率约为10%。SARS-CoV感染起病迅速，常见的早期症状包括发热、畏寒、咳嗽、身体不适、肌肉疼痛和头痛等，可发展为进行性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严重者可造成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常因肺部损伤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与成人相比，儿童发病率低，且多为散发，患儿一般与SARS成人有密切接触史，未见在学校、托幼机构内流行；临床表现较轻，预后较好，一般没有远期严重并发症，未见死亡病例报道。 MERS是由MERS-CoV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于2012年9月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首次报道。截至2020年，全球约27个国家报道过该疾病，其中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韩国疫情最为严重。截至2019年11月30日，全球总计2 494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和858例死亡病例。我国于2015年5月29日确诊了首例由韩国输入的病例。MERS-CoV的潜伏期为2~14 d，平均5~7 d，起病急，病情进展迅速；早期主要表现为发热、畏寒、乏力、头痛、肌痛等，随后出现咳嗽、胸痛、呼吸困难，部分病例还可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重症病例多在7 d内进展为重症肺炎，可发生ARDS、急性肾衰竭，甚至多脏器功能衰竭等危及生命。MERS致死率较高，死亡率约为37%。老年人、免疫力较差或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病情较重，病程进展较快，预后较差。儿童发病率低，且大多数为无症状感染，死亡率较低，预后较好。 SARS-CoV-2是引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病毒病原体。自2020年3月11日，WHO宣布COVID-19大流行，至今已1.5年的时间。目前，全球正处于第3次高峰的高位平台期。截至2021年11月29日，全球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2.5亿，死亡病例515万多例，病死率约为2.1%。 SARS-CoV-2属于冠状病毒科，β冠状病毒属。依据SARS-CoV-2的流行程度，WHO于2021年2月25日提出了关切变异株(variant of concern，VOC)和关注变异株(variant of interest，VOI)的定义。目前，WHO界定的VOC为4种，分别为Alpha(B.1.1.7及其亚分支)、Beta(B.1.351及其亚分支)、Gamma(P.1及其亚分支)和Delta(B.1.617.2及其亚分支)变异株；VOI为5种，分别为Eta(B.1.525)、Iota(B.1.526)、Kappa(B.1.617.1)、Lambda(C.37和C.37.1)和Mu(B.1.621和B.1.621.1)变异株。目前，Delta变异株为全球优势流行毒株。 SARS-CoV-2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接触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造成感染，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可能。病毒在宿主外不能繁殖，但可在短期内存活，存活时间主要与湿度、温度和材质有关。在相同的材质下，低温干燥的环境有利于病毒的存活。因此，污染了SARS-CoV-2的冷链产品可通过国际贸易远距离跨国、跨地区和跨大洋传播。 SARS-CoV-2感染的临床表现差异很大，从无症状到死亡。确诊病例临床可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轻型患者症状很轻微，无肺炎表现；普通型有发热和呼吸道症状，影像有肺炎证据；重症患者气促、缺氧、肺部影像学进展迅速；危重型会出现呼吸衰竭、休克或合并其他脏器衰竭。 1.8人博卡病毒(human bocavirus，HBoV) HBoV属于细小病毒科，细小病毒亚科，博卡病毒属。目前为止发现4个基因型HBoV(HBoV1~4)。 HBoV所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疾病四季均可发生，季节性不明显。 HBoV呼吸道感染所致临床表现与呼吸道其他病毒相比无特异性，轻者可无症状，或发热、流涕、咳嗽等，重者可致喘息、呼吸困难等，甚至死亡。 1.9人肠道病毒(human enterovirus，HEV) HEV在急性呼吸道感染中阳性检出率为4.7%~16.2%，EV-D68是公共卫生关注的一种肠道病毒病原体。 HEV属小核糖核酸RNA病毒科，肠道病毒属。基因组结构为单股正链RNA，可分为HEV-A(n＝25)，HEV-B(n＝63)、HEV-C(n＝23)和HEV-D(n＝5)4组。 HEV全年散发，各月份均有检出。但在急性呼吸道感染中，HEV在我国流行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高峰期主要集中在4-7月，年龄分布主要在5岁以下。 HEV大多数血清型对人类可致病，既可表现为无症状或上下呼吸道感染，也可引起包括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病毒性脑炎、急性迟缓性麻痹、病毒性心肌炎等严重疾病。 常见细菌      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细菌有A族链球菌、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百日咳鲍特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结核分枝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这些常见细菌性呼吸道感染季节性并不明显，可能多见于季节变换的时期。 2.1 A族链球菌 具有β溶血性特点，也称为A组β溶血性链球菌，是致病力最强的链球菌。其主要致病因子包括链球菌M蛋白、溶血素和胞外酶等。在呼吸系统主要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咽扁桃体炎、化脓性中耳炎、鼻窦炎等，较少引起肺炎和胸膜炎。该菌可致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和急性风湿热。 2.2 肺炎链球菌 定植在人上呼吸道，可通过飞沫传播，其侵袭力主要为荚膜，溶血毒素(haemolysin，HL)和NA也是其主要致病因子，多引起呼吸道疾病；根据肺炎链球菌表面荚膜多糖抗原的差异，可分为不同血清型，目前已知有100种血清型，目前引起我国儿童感染的主要有19F、19A、23F、14、6A和6B型等；可以引起上下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细菌性病原。WHO建议将肺炎链球菌疫苗纳入婴儿常规免疫计划，对所有<2岁的儿童进行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以预防由该菌引起的多种感染。 2.3 流感嗜血杆菌 是一种多形性革兰阴性杆菌，常定植于人上呼吸道，有3种主要抗原成分，型特异性荚膜多糖抗原(M抗原)、型特异性菌体抗原(S抗原)和种特异性菌体抗原(R抗原)，分为可分型(有荚膜)和不可分型(无荚膜)两类菌株，有荚膜流感嗜血杆菌分为a、b、c、d、e、f 6个血清型，其中b血清型致病力最强，f型次之。目前全球范围内致病型别以无荚膜型最为常见，是急性中耳炎、急性上颌窦炎、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肺炎的重要病因。疫苗可以预防b型流感嗜血杆菌疾病。 2.4 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显微镜下排列成葡萄串状，无芽孢、鞭毛，大多数无荚膜，常见于皮肤表面和上呼吸道黏膜，约30%的人可在鼻腔，特别是鼻前庭后部携带该细菌；产生并分泌外毒素休克综合征毒素1(toxic shock syndrome toxin-1，TSST-1)和肠毒素，特别是杀白细胞素(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PVL)，是一种具有强效细胞溶解及炎症活性的打孔毒素，另外HL、表皮剥脱素和耐热核酸酶也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毒力因子。金黄色葡萄球菌致病特点之一是引起化脓，造成组织坏死和脓肿。除了可以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外，还可以导致支气管炎、肺炎、肺脓肿、肺大疱、胸膜炎等。由于广泛使用抗生素，耐药性(mecA)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医疗机构的重视。 2.5 百日咳鲍特菌 是百日咳的病原体，人类是其唯一宿主，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传染性强，易感人群主要集中在1岁以下婴儿，其致病物质包括荚膜、菌毛、内毒素和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百日咳毒素是主要的致病毒素。细菌附着在上呼吸道的纤毛上，释放毒素，从而损害纤毛并导致气道肿胀。尽管全球范围常年维持较高的疫苗接种率，近一二十年来多个国家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百日咳再现。百日咳鲍特菌导致肺炎的比例为25%~88%，部分合并肺不张，极少见侵袭致胸膜炎。 2.6 大肠埃希菌 为革兰阴性杆菌，是一大群多样的细菌，大多数位于肠道内的大肠埃希菌为非致病性菌株，部分大肠埃希菌群含有毒力因子，可发生胃肠道外传播及致病；目前基于主要表面抗原可分为约190个血清群，某些种类的大肠埃希菌会导致腹泻，部分种类可致尿路感染，在呼吸系统常致新生儿和小婴儿肺炎，可伴有脓胸，较少致肺脓肿，多在医院环境下发生。 2.7 肺炎克雷伯菌 是肠杆菌科克雷伯杆菌属的一种细菌，属于人类口腔和肠道正常菌群，在致病性克雷伯杆菌中，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最为多见，是社区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的重要细菌性病原，尤其是碳青霉烯耐药和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肺部可形成空洞、单个或多个脓腔，与其他细菌比较，并发菌血症机会多。临床实验室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主要分为3个亚种，分别为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肺炎克雷伯菌硬鼻亚种和肺炎克雷伯菌臭鼻亚种。 2.8 结核分枝杆菌 结核病是由一群关系密切的分枝杆菌引起的，统称为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包含至少13个成员，最常见的为人型、牛型、非洲型及鼠型，对人致病主要为人型，其次为牛型，在呼吸道主要导致原发性肺结核、血型播散性肺结核、支气管内膜结核及胸膜炎等。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是由至少对异烟肼和利福平这两种最有效的结核病药物有抗药性的病菌引起，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病原。 2.9 铜绿假单胞菌 是一种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各种水、空气、正常人的皮肤、呼吸道和肠道等均有本菌存在。为条件致病菌，是医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主要的致病因子包括绿脓菌素、脂多糖、弹性蛋白酶和外毒素A，外毒素A是最主要的致病因子，经常引起术后伤口感染，也可引起褥疮、脓肿、化脓性中耳炎等；亦是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常见原因。 非典型病原 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非典型病原体主要包括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MP)、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CP)、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及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LP)。 3.1 支原体 是一类无细胞壁、多形性、可通过滤菌器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是目前所知的能在无生命培养基中繁殖的最小的微生物。其属于柔膜体纲支原体目下的支原体属。其中MP是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之一。全球感染率达9.6%~66.7%，且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全年发病，冬季更多见，每3~7年发生一次大流行。MP感染以学龄儿童多见，潜伏期为2~3周，突出表现为阵发性刺激性咳嗽，以夜间为重，咳少量黏痰或黏液脓性痰，有时痰中带血，也可有呼吸困难、胸痛。发热可持续2~3周，体温正常后仍可遗有咳嗽。严重MP感染可出现肺内肺外并发症的重症肺炎。 3.2 衣原体 是一群体积较小，能通过细菌滤器，细胞内专性寄生，并有独特发育周期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属于衣原体目衣原体科衣原体属。根据衣原体的抗原构造和DNA同源性的特点，将衣原体属分为4个种，包括沙眼衣原体、CP、鹦鹉热衣原体和家畜衣原体。能引起人类致病的主要是前3种。其中沙眼衣原体可分3个生物亚种，可引起结膜炎和婴幼儿肺炎。CP只有1个血清型，即TWAR组，CP传播方式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经飞沫或呼吸道分泌物传播，常可呈地方性、散发性流行。CP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约70%是无症状的或仅具有轻度症状，约30%为社区获得性肺炎。 3.3 军团菌 系需氧革兰阴性杆菌，广泛存在于湖泊和河流等天然水源及土壤中，也可在冷热水管道等人造水系统中繁殖。目前已知军团菌属有58个种和3个亚种，70个血清型，能引起人类疾病的约有30种，其中与人类疾病关系最密切的是LP，已确认有15个血清型，其中l型和6型最为常见，在欧美国家感染病例中，1型占80%。LP在自然界存活时间长，常在宿主免疫能力下降时依靠胞内寄生功能产生致病性，全年均可发病，夏秋季多，各年龄段均可以发病，成人发病高于儿童，男多于女。LP能引起社区获得性肺炎，特别是重症肺炎，还可引起医院内感染和旅游性肺炎，其潜伏期大约为2~14 d。可能出现前驱疾病，症状包括头痛、肌痛、虚弱和厌食。除了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外，通常会出现发热，并且通常伴有相对的心动过缓。肺炎患者出现胃肠道和神经系统表现应提示军团病。胃肠道症状可能很突出，包括腹泻、恶心、呕吐和腹痛。约50%的患者咳嗽时会产生脓痰，并可能出现胸膜炎性胸痛。头痛可能很突出，并伴有意识模糊、癫痫发作和局灶性神经系统表现。 非典型病原 真菌是一种具有真核、能产孢、无叶绿体的真核生物。目前儿童呼吸道真菌感染的常见种类为假丝酵母菌属(Candida)、荚膜组织胞浆菌(Histoplasma capsulatum)、皮炎芽生菌(Blastomyces dermatitidis)、球孢子菌属(Coccidioides)、曲霉菌(Aspergillus)和新型隐球菌(Cryptococcus neoformans)等。真菌侵袭性感染常见于免疫功能受损时，尤其是各种免疫功能缺陷病、中性粒细胞减少、接受长期免疫抑制治疗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儿童；某些特殊情况下，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血清可刺激毛霉菌的生长。呼吸道真菌感染无明显季节特点。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真菌感染的流行病学也在发生变化。组织胞浆菌病和球孢子菌病在北美比较多见，芽生菌病和孢子丝菌病在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引起散发性病例，东南亚地区马尔尼菲青霉菌(Penicillium marneffei)病在免疫缺陷(如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儿中比较常见，而在南美洲，副球孢子菌经常引起皮肤和骨关节的感染。 4.1 假丝酵母菌感染 假丝酵母菌属菌体呈圆形或卵圆形，直径3~6 μm，革兰阳性，着色不均匀。可形成芽生孢子和假菌丝，经培养假菌丝中间或顶端可形成厚膜孢子。具有侵袭性的菌株在体内易形成假菌丝。 多种假丝酵母菌都能引起临床症状，但儿童以白色假丝酵母菌(Candida albicans)感染最常见。临床表现不一，可表现为局部黏膜感染，也可表现为广泛性播散，累及多系统器官。口咽假丝酵母菌病(鹅口疮)常见于小婴儿，也可见于使用抗菌药物、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哮喘或鼻炎)、化疗或放疗的年龄较大儿童以及有细胞免疫缺陷的儿童。侵袭性假丝酵母菌病尚与气管插管、中心静脉置管等有关。 4.2 荚膜组织胞浆菌感染 荚膜组织胞浆菌在自然界广泛分布，在被鸟类或蝙蝠粪便污染的土壤中最容易增殖。35 ℃培养时，可见直径3~5 μm，大小均匀的梨形孢子，人体感染荚膜组织胞浆菌后，一般可在巨噬细胞内或其周围发现其孢子，直径约2~4 μm，卵圆形，大小均一。 大多数病例是在较大量的暴露后数周发病，临床表现较轻，除发热外，体格检查通常无明显异常，但也可能发现啰音或实变证据。某些急性组织胞浆菌病患者可表现出流感样症状，伴呼吸道症状和影像学异常。症状通常在数周内缓解，但疲劳和乏力可能持续数月，尤其是病情更严重者。X线影像学通常显示局灶性浸润及纵隔或肺门淋巴结大。组织胞浆菌病经常被误诊为社区获得性肺炎，只有在经验性抗菌药物治疗无效后才会考虑该诊断。 4.3 隐球菌属感染 隐球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其中新型隐球菌感染最为多见，其为圆形或卵圆形，单芽，厚壁，有宽阔、折光性的胶质样荚膜。隐球菌大小相差很大，一般直径多为4~7 μm，有些直径可达20 μm。周围荚膜由黏多糖组成，厚约3~5 μm。 隐球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真菌感染病原体，可见于免疫功能正常的儿童。中枢神经系统和肺部是两个最常受累的器官，可表现为致命性脑膜脑炎和/或肺炎。咳嗽、呼吸困难和胸痛是最常见的肺部感染症状，但胸部影像学显示肺部结节或隐球菌性肉芽肿的儿童也可能无呼吸道症状。除了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和肺部，隐球菌还可累及皮肤、软组织、骨、关节、骨髓和淋巴结等，腹腔内隐球菌病少见。 4.4 曲霉菌感染 曲霉菌是一种典型的丝状菌，主要以枯死的植物、动物的排泄物及动物尸体为营养源。曲霉菌丝有隔膜，直径3~6 μm，分支呈锐角45°，菌丝两侧平行。 曲霉菌感染多见于宿主免疫抑制情况下。侵袭性曲霉菌病最常累及肺部。患儿表现出多种症状和体征，包括发热、胸痛、呼吸急促、咳嗽和/或咯血。中性粒细胞减少的肺曲霉菌病患儿存在典型三联征：发热、胸痛和咯血。胸部影像学检查常见肺结节和/或浸润影。烟曲霉亦可引起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allergic bronchopulmonary aspergillosis，ABPA)，急性期主要为咳嗽、喘息、咯痰、咯血及发热。可咯出棕色痰栓。曲霉尚可以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4.5 毛霉菌(Mucor)感染 毛霉菌在土壤、粪便、禾草及空气等环境中存在。菌丝粗大不规则，无隔、多核、分枝状，直径约5~60 μm，不产生定形菌落。 毛霉菌感染在儿童中发病率逐渐升高，与免疫受损或其他免疫抑制患儿生存率的提高有关。毛霉菌病的特征为菌丝侵犯血管系统导致宿主组织梗死和坏死。糖尿病酮症患儿容易发生鼻脑型毛霉菌病或肺毛霉菌病，这是一种罕见但通常致死的真菌感染。鼻脑型毛霉菌病表现为急性鼻窦炎，伴发热、鼻充血、脓性鼻分泌物、头痛和鼻窦区疼痛。所有鼻窦均受累，并蔓延至邻近结构。肺毛霉菌病主要表现为发热伴咯血，亦有肺梗死及血栓形成。 4.6 马尔尼菲蓝状菌感染 马尔尼菲蓝状菌，原名马尔尼菲青霉菌，是双相型真菌，在30 ℃时呈现为菌丝形态，而在37 ℃时则为酵母形态。在细胞内菌体呈卵圆形、椭圆形，其大小形状一致，直径约2 μm。而游离于组织细胞外的菌则具有多形性，大小形差异大，直径为1~8 μm。 马尔尼菲蓝状菌可引起全身性真菌感染，主要来自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在免疫功能低下者中会发生蓝状菌病。马尔尼菲蓝状菌的传播方式仍不明确。症状和体征不一，轻则为单纯性皮肤病变，重则发生呼吸衰竭和循环衰竭，儿童和成人的表现相似。呼吸系统受累患儿可出现咳嗽、发热、呼吸困难和胸痛，胸片可显示弥漫性网状结节浸润、局限性或弥漫性肺泡浸润。 END 免责声明：本文仅作知识交流与分享及科普目的，不涉及商业宣传，不作为相关医疗指导或用药建议。文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TDS2025检测自动化建设与应用论坛主会场，大会第一天下午茶歇前授课时间段预定开始，咨询热线：177 0186 0390。点击图片，查看TDS2024会后报告

导读 在基因编辑和CRISPR技术的世界里，詹妮弗·A·杜德纳（Jennifer A. Doudna）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科学家。 她的生涯不仅仅是关于实验室的研究，更是关于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能够改变世界的实际应用。从发现CRISPR到领导开创性的临床试验，詹妮弗博士一直在打破科学的边界，为治疗遗传性疾病开辟新的道路。 她的工作不仅展示了科学的力量，也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医疗的无限想象。在这篇自述中，我们将跟随詹妮弗博士的脚步，探索她的科研旅程，以及她如何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本文为其在诺贝尔奖网站撰写的自传（https://www.nobelprize.org/）。 1964年2月19日，我在华盛顿特区出生，是家中的老大，我还有两个妹妹。我父亲马丁·K·杜德纳（Martin K. Doudna ）是当时美国国防部的演讲稿撰写人，而我母亲多萝西（Dorothy）则在社区学院任教。之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安娜堡（密歇根大学所在地），我父亲在那里攻读文学博士学位。1971年8月，当我七岁的时候，他收到了夏威夷希洛大学的工作邀请，于是我们全家又搬到了那里。 作为一个“白人”（夏威夷俚语，指非土著人），我在成长过程中在学校里总是有一种孤独或被孤立感。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促使我去冒险，去证明怀疑者是错误的，而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后来作为科学家的选择。在我孤独的时候，书籍给予了我安慰，它们激发了我去探索周围世界并融入其中。随着我结交朋友并扩展社交生活，我通过徒步旅行、骑自行车、探索熔岩洞穴等活动丰富了我的阅读经历。夏威夷的“大岛”拥有火山、森林和海滩的混合景观，提供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激发了我对生物多样性起源问题的最初思考。 六年级时，我偶然发现了父亲放在我床上的一本书，书名是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所著的《双螺旋》。书中讲述了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化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如何在1953年发现了DNA分子的螺旋结构，他们因此与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DNA由核苷酸链组成，每个核苷酸都包含四种氮碱基之一——腺嘌呤、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所有执行生命必需过程的信息都编码在这些AGTC碱基字母的序列中。一串包含制造特定蛋白质指令的碱基字母序列被称为基因。《双螺旋》解释了DNA的双链螺旋结构——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可以解开的扭曲梯子”——如何暴露其AGTC字母序列，从而使它们携带的遗传指令能够被复制到信使RNA（mRNA）上。在人类等真核生物的细胞中，mRNA将这些指令从细胞核传递到细胞质，在那里转运RNA（tRNA）利用这些信息将氨基酸组装成蛋白质。     在阅读《双螺旋》时，我被科学家们如何通力协作，精心拼凑并解决了生物学中最难解的谜团之一的过程所吸引。 在书中，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通过X射线晶体学图像揭示了DNA的螺旋形状，在了解到这位被誉为‘DNA的黑暗女神’所发挥的作用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女性也可以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尽管我的学术成绩出类拔萃，特别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但我的高中指导老师强烈反对我攻读化学专业，甚至让我不要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然而，我并未因此退缩，而是申请了加利福尼亚州波莫纳学院的化学专业，并在1981年秋季以17岁的年龄顺利入学。尽管我曾短暂地考虑过转攻法语专业，但最终我仍坚持学习化学。 那年夏天，我回到希洛，在唐·赫姆斯（Don Hemmes）的实验室工作，他是一位生物学教授，也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组，研究一种名为Phytophthora palmivora的真菌如何感染木瓜，这对夏威夷的果树种植者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我学会了如何为电子显微镜分析准备样本，并观察了真菌在不同萌发阶段发生的化学变化。这项研究揭示了钙离子在真菌发育中的关键作用，它们通过向真菌细胞发出信号，使其在营养物质的刺激下生长。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科学发现的乐趣，之前这种乐趣仅局限于我的阅读体验中，而这次实践活动让我更加渴望去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1984年夏天，经过大二和大三两年的学习，我对科学的热爱更加坚定，因此受邀加入我的导师莎朗·帕纳森科（Sharon Panasenko）生物化学教授的实验室工作。我的任务是培养基于土壤的细菌，以便我们能够研究使细菌在缺乏营养时自我组织成菌群的化学信号。我在大型烤盘中培养细菌，而不是使用传统的培养皿，这一方法得到了莎朗在《细菌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认可，这也是我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科学期刊上。    1985年春天，我以化学专业最高分的成绩从波莫纳学院毕业。我非常感谢波莫纳学院提供的人文教育，让我接触到了许多我从未接触过的想法，这些想法对我后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父亲的鼓励下，我申请了哈佛医学院的研究生院，并于1985年秋天入学。1986年，我选择在杰克·索斯塔克（Jack Szostak），他于2009年与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和卡罗尔·格雷德（Carol Greider）一起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进入了他的实验室进行论文工作，他发现了端粒帽如何防止染色体分解。 杰克正在将他的研究重点从DNA转向RNA，以及RNA在地球生命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怀疑RNA早于DNA出现，并鼓励我做他的第一名研究生，共同探索这一想法。    回想起来，在当时我做出专注于RNA的决定是完全合理的，但远离DNA是一个大胆且冒险的举动，因为当时公众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计划，旨在绘制和测序人类基因组（一个生物体的全部DNA）中的所有碱基字母。 被誉为“生物学的圣杯”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承诺，它所提供的丰富遗传信息将彻底改变医疗诊断和治疗。绘制和测序DNA是多数研究人员首要选择的项目，也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但我们看到了从更好地了解多功能RNA分子的所有形式所具备的巨大价值。 杰克和我一致认为，RNA在生命起源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取决于RNA分子是否能够自我复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一个自我剪接的RNA内含子（一种不编码蛋白质的DNA或RNA分子片段）重新改造为一种RNA酶（一种蛋白质催化剂），该酶可以拼接其自身的副本。这表明RNA可以作为聚合酶，一种促进形成DNA或RNA等分子的酶。我们在1989年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RNA催化的互补链RNA合成”的研究结果，这标志着我RNA研究的开始。 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继续在杰克的实验室作为博士后研究员研究自我复制的RNA分子，但我的好奇心却在“什么样的分子结构能使RNA自我复制”上。这是生物学领域最艰难的挑战之一，即确定RNA酶和其他功能性RNA分子的分子结构。 1991年夏天，我搬到了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在汤姆·塞奇（Tom Cech）的实验室工作。在那之前，塞奇与合作者西德尼·奥特曼（Sidney Altman）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发现RNA不仅作为遗传信使，还可以像酶一样发挥作用。他们将这种催化RNA称为“核糖酶”，这是通过将“核糖核酸”与“酶”结合起来命名的。他们的核糖酶就是我和杰克后来重新设计的自我复制的RNA酶。    作为汤姆实验室的研究员，我使用X射线晶体学成像RNA酶的结构，这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成像DNA结构的方式类似。为了这项工作，我与一位名叫杰米·凯特（Jamie Cate）的研究生合作，此前他一直在使用X射线晶体学研究蛋白质结构。尽管我们成功地使RNA酶结晶以供成像，但X射线的照射迅速破坏了晶体结构。 多亏了一次偶遇，我得以学习到用于在X射线成像前对晶体进行低温冷却的技术。有一次，我与耶鲁大学生物化学家托马斯·施泰茨（Thomas Steitz）以及他的妻子琼·施泰茨（Joan Steitz）夫妇的偶然相遇，施泰茨因确定核糖体的结构而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核糖体是细胞质中的大分子，利用RNA的遗传信息合成蛋白质。他们夫妻在波尔得分校休假一年。就是在这里，我学到了这项新的技术，在液氮中快速冷冻晶体可以保持其晶体完整性，即使受到X射线照射也是如此。 我渴望获取低温冷却技术，于是在1994年，我接受了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助理教授的职位，杰米·凯特（Jamie Cate）作为我的研究生随我一同前往我的新实验室。借助杰米开发的技术，我们使用X射线晶体学完成了电子密度图，让我们能够确定自我剪接RNA酶中每个原子的位置。有了这些信息，我们构建了分子的结构模型，类似于沃森和克里克对DNA所做的那样。    正如双螺旋结构揭示了DNA如何存储和传递遗传密码一样，我和团队构建的结构模型也揭示了RNA如何作为能够切割、拼接和复制自身的酶发挥作用。汤姆和我是这项研究的主要调查人员，而杰米则是1996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第一组核糖酶域晶体结构：RNA包装的原理”论文的主要作者。这篇论文被认为是科学界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首次详细观察了大型结构的核糖酶。我们当时希望，我们的发现能够为科学家未来如何修改核糖酶以修复缺陷基因提供线索。 1997年，我接受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的任命。2000年，我被任命为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分子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并被选入美国国家科学院。那年夏天，我和我的研究伙伴杰米·凯特（Jamie H. D. Cate）结婚，两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我们给他取名安德鲁（Andrew）。2002年，杰米和我接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化学学院的教授职位。我们还成为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Berkeley Lab）的科学家，这让我们有机会使用高级光源，这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用于晶体学研究的X射线源之一。    2002年秋天，我刚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时，中国爆发了一场由RNA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这次疫情促使我转向RNA干扰的研究，这是一种在许多重要功能中起基本作用的现象，包括人类免疫系统如何抵抗病毒感染。RNA干扰会沉默不需要的遗传信息，从而阻止它们编码的蛋白质的产生。 利用高级光源中强大的光束和精密的仪器，这是一台专为X射线和紫外线研究优化的同步加速器，我的实验室和我制作出了晶体学图像，从中我们确定了一种名为Dicer的酶起着分子尺子的作用，可以切割双链RNA并启动RNA干扰过程。我们发现，Dicer的分子结构在一端有一个“夹子”来抓住双链RNA分子，而在另一端则有一个“切割器”以一定的距离切割它。 我们的发现为理解Dicer酶如何参与RNA干扰通路的其他阶段奠定了基础，为重新设计指导特定基因沉默途径的RNA分子提供了指导。我们的工作后来促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微生物学家吉莉安·班菲尔德（Jillian Banfield）给我打来电话，她首次向我介绍了“CRISPR”这个词。 吉莉安正在研究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的基因组学，以期找到更好的清理污染场所的方法，她多次遇到了被称为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即规律性成簇间隔短回文重复）的DNA碱基序列单元或长度，它在微生物如细菌和古菌的防御机制中发挥作用，保护它们免受病毒和被称为质粒的入侵核酸链的侵害。CRISPR单元通常位于微生物的染色体上，由称为“重复”和“间隔”的碱基序列组成，这些序列将重复的序列分隔开。吉莉安对理解CRISPR和一种被称为“Cas”的相邻酶复合物（即CRISPR相关蛋白）如何共同作用，使微生物能够利用小型定制RNA分子（crRNA）通过基因沉默过程保护自己感到兴趣。吉莉安通过谷歌搜索找到了我实验室的网站，并建议开展合作，以了解CRISPR-Cas免疫系统如何通过RNA干扰发挥作用。    之后，我们在伯克利当地的一家咖啡馆边喝茶边交谈，讨论了CRISPR这一新的、神秘的生物学功能，以及它可能是RNA干扰的细菌等价物的可能性。虽然有关CRISPR的假说已经浮出水面，但还没有人进行过实验来证实或反驳这些理论。 2008年，我和吉莉安以及蒙大拿州立大学的马克·杨（Mark Young）组织了第一次关于CRISPR研究的国际会议，会议在伯克利举行。同年，西北大学的研究发现CRISPR-Cas系统并非通过RNA干扰起作用，而是将目标锁定在入侵者的DNA上。这一发现的含义十分重大。如果CRISPR-Cas能够识别、锁定并切割侵入性DNA，那么它就有潜力成为一种DNA编辑工具。然而，关键的实验信息仍然缺失，特别是关于CRISPR-Cas系统如何能够识别和切割不需要的DNA的信息。 我的实验室团队开始致力于填补这些缺失的信息，首先我们开发了一种纯化技术，为他们提供了高浓度的Cas蛋白样本，这是他们想要研究的。利用这种技术，我们首先研究了Cas1，我们发现它能够以某种方式切割DNA，有助于在免疫系统形成记忆阶段将新的外源DNA片段插入CRISPR单元。这使我们离理解CRISPR如何从攻击性噬菌体中窃取DNA片段并将其融入自身更近了一步，为免疫反应的靶向和破坏阶段奠定了基础。 2010年，我们在先进光源的X射线晶体学光束线上制作了Cas6f的首个原子尺度晶体结构模型，发现它与Cas1一样，可以充当化学切割剂。然而，我们发现Cas6f的工作是专门且有条不紊地将长CRISPR RNA分子切割成较短的片段，这些片段可用于靶向外源DNA。 我们的模型显示，当微生物识别出其已被外源DNA入侵时，它会将一小段外源DNA整合到其CRISPR单元之一中，该单元随后被转录为称为pre-crRNA的长RNA片段。Cas6f在每个重复元素内切割这种pre-crRNA，以产生包含与外源DNA部分匹配的序列的短crRNA，供Cas蛋白结合外源DNA并使其沉默。这些研究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题为《Sequence- and structure-specific RNA processing by a CRISPR endonuclease》。    2011年，我在波多黎各举行的美国微生物学会年度会议上遇到了埃曼纽尔·夏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埃曼纽尔是一名法国生物化学家、微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也是世界上顶尖的CRISPR-Cas研究人员之一。当时，她正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分子感染医学实验室研究被称为II型的CRISPR系统中的Cas9。她的研究表明，在人类病原体化脓性链球菌中，只有在存在第二种CRISPR RNA分子，即反式激活crRNA的tracrRNA时，才能产生crRNA，而CRISPR系统只需要Cas9即可获得对由crRNA靶向的病毒的免疫力。 埃曼纽尔和我开始合作，调查Cas9和crRNA在CRISPR微生物免疫系统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是否可以将crRNA和tracrRNA链接成一个单一的嵌合CRISPR RNA分子，从而使系统更易于操作。 我和我的实验室成员马丁·金尼克（Martin Jinek）和迈克尔·豪尔（Michael Hauer），以及埃曼纽尔实验室的克里斯托夫·奇林斯基（Krzysztof Chylinski）和伊内斯·冯法拉（Ines Fonfara）一起，揭示了CRISPR-Cas9组装的组件。在我们发现Cas9需要与tracrRNA和crRNA的分子复合物结合，然后识别和引导Cas9到入侵的DNA进行切割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tracrRNA和crRNA复合物是可编程的。 下一步是设计一个单引导RNA（sgRNA）分子，一端包含引导信息，另一端包含结合把手。这样的系统将为切割基因组中任何所需的DNA序列段提供一种简单的方法。然后，可以使用已建立的细胞DNA重组技术将新的遗传信息引入基因组。 2012年8月17日，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首次在线发表于2012年6月28日）。论文标题为《A Programmable Dual-RNA–Guided DNA Endonuclease in Adaptive Bacterial Immunity》。埃曼纽尔和我是主要研究人员；共同作者包括马丁、克里斯托夫、伊内斯和迈克尔。 我们的论文表明，经过数亿年的进化，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为了防御病毒和其他入侵DNA而发展的免疫系统，可以被改造成相对易于使用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以无与伦比的效率和精确度重写任何生物体（包括人类）细胞内的遗传代码。 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珍贵而纯粹的快乐时光，我们发现细菌并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编程一种战士蛋白来寻找并破坏病毒DNA，我们能够重新利用这一基本属性用于完全不同的用途，这更是幸运，甚至是一种奇迹。发现带来的喜悦与我在夏威夷与唐·赫姆斯（Don Hemmes）共事多年前的实验室里感受到的感觉一模一样。 2014年，我与乔纳森·韦斯曼（Jonathan Weissman）共同创立了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Innovative Genomics Institute，简称IGI），以实现CRISPR基因编辑在人类健康、气候和农业方面的潜力。我担任所长的IGI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组成，他们正在开发基础性CRISPR技术，以促进人类受益的基因工程创新，同时使这些技术能够造福全人类并价格合理。我们继续努力将最初的好奇心驱动的基础发现项目转化为帮助改善人类状况的策略。    IGI早期倡议之一的重点是扩大镰状细胞病的治疗途径。此时，我已经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公司Caribou Biosciences，并会共同创立Editas Medicine、Intellia Therapeutics、Mammoth Biosciences和Scribe Therapeutics等公司，将CRISPR从实验室带入诊所，以CRISPR为基础的治疗和诊断形式。 我接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Gladstone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细胞与分子药理学兼职教授等职务，继续研究CRISPR基础疗法的输送技术、下一代CRISPR诊断技术的开发，以及CRISPR-Cas系统的结构和机制调查。我们能够利用CRISPR巨大的“双重用途”潜力，使我决定积极参与并启动关于CRISPR的伦理使用和负责任监管的公众讨论，特别是在人类生殖系编辑的情况下。 2015年，我首次呼吁暂停在人类生殖系中使用CRISPR，并与另外20名研究人员安排了一次会议，讨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这次纳帕谷会议以1975年的阿西洛马尔会议为榜样，阿西洛马尔会议曾为重组DNA研究提出了指导方针，并与其中两位关键组织者保罗·伯格（Paul Berg）和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共同组织。我们在纳帕谷会议上进行的讨论被总结在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份报告中。我们概述了人类生殖系编辑的影响，并最终呼吁采取谨慎的道路，包括制定明确的国际指导方针，而不是仅仅实施暂停。 2015年12月，我成为了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组织者之一，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首次举行的关于CRISPR技术的社会与伦理应用的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安全应用CRISPR技术的伦理考量，并达成了与纳帕会议相似的共识——在人类生殖系编辑被允许之前，必须满足某些条件。随着CRISPR开始进入主流对话，2017年，我与塞缪尔·斯特恩伯格合著的《创造中的裂痕：基因编辑与不可思议的控制进化力量》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我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我们呼吁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和更广泛的公众持续参与的原因。我希望我和萨姆描述的步骤能阻止任何过早尝试进行可遗传基因编辑的行为，但仅仅一年后，我所担心的那种轻率实验就发生了。    2018年，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出现了中国首例“CRISPR婴儿”诞生的消息——这是一种医学上不必要的、非法的人体实验——将我们推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和我的同事，包括国家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许多成员，其中许多人参加了2015年的纳帕谷会议，我们一致认为，生殖系编辑的风险仍然太大，不能允许在胚胎、卵细胞或精子细胞中进行基因编辑。回到美国后，我与多位参议员会晤，讨论CRISPR技术最安全的发展路径——以及其对我们健康的未来影响——并继续引导关于必要法规的对话，包括随后由美国科学院和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国际委员会。 2020年初，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我扩大了与CRISPR相关的工作。我和我的IGI同事在2020年3月，仅用了三周时间，就在我们的研究设施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自动化的冠状病毒临床检测实验室。自那以来，我们的团队已经为当地和州级社区的数千人提供了关键的检测服务。此外，我们还启动了一项新计划，旨在开发一种基于CRISPR的快速、现场诊断测试，并推出了大约20多个其他研究项目。我们意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合作和创新，以帮助我们摆脱疫情，因此我们发布了一份路线图，详细阐述了将我们的非临床实验室转变为检测设施的过程，并将所有与COVID-19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开放源代码。 我们的团队继续致力于基因组工程研究，以提高全球患者的护理标准，并解决目前尚未满足的最高需求。从埃马纽埃尔和我共同发现CRISPR，到目前正在发生的基因组编辑革命，我们迄今为止的努力被畅销书作家和历史学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在他的2021年3月出版的《解码者：詹妮弗·杜德纳、基因编辑和人类未来》一书中记录了下来。不久后，IGI领导了一个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联合体，开始了首个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基于CRISPR疗法的临床试验，用于直接纠正导致镰状细胞病的基因突变。我们正在开发镰状细胞疗法和未来的CRISPR基因疗法，最终目的是从人体内部（体内）治疗疾病，并扩展到血液癌症、免疫性疾病和其他目前无法治疗的罕见疾病。通过提高我们重写生命密码的能力，并支持使我们发现CRISPR成为可能的基础科学研究，我相信这些疾病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    原文链接：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2020/doudna/biographical/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2024 年 10 月 11 日，SINOVAC 科兴财务共享中心上线启动仪式在大连举行。SINOVAC科兴董事长、总裁兼 CEO 尹卫东通过视频连线在启动仪式上致辞，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王楠，公司副总裁、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静及公司商务总经理田园等出席启动仪式。 尹卫东董事长 对共享中心成功 上线表示祝贺 我们进行共享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赢。SINOVAC科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实现了价值创造，这不单单体现在创造股东价值上，更重要的是创造社会价值。目前共享中心的建设是企业集团化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接下来各个环节都在此基础上，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科兴人一直保持创业的心态， 我们将在信用的基础上共享，在信心的基础上共创，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共生，在“为人类消除疾病”的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从而最终实现共赢。 王楠总表示，虽然过去20多年来科兴进行了很好的价值创造，但是科兴人不会就此停下创造价值的脚步。目前，公司正在启动集团化管控项目，这将为公司在新的发展阶段进行新的价值创造提供坚实的保障，而财务共享中心的落地标志着公司在新时期向新的价值创造阶段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李静总代表集团各子公司表态，财务共享是实现集团化管理非常重要的一步，各子公司都大力支持，并且已经着手梳理汇总各自数据来推进集团财务共享，相信这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价值创造效率。 财务共享是SINOVAC科兴推进集团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先手棋”。财务共享中心的顺利启动将带动集团其他重要业务板块的管理创新和系列变革，推动集团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共享为始最终实现共赢！ 关于SINOVAC科兴/产品介绍 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Sinovac Biotech Ltd.，SINOVAC科兴）是中国领先的生物高新技术企业，以“为人类消除疾病提供疫苗”为使命，致力于人用疫苗及其相关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为全球疾病预防控制提供服务。 SINOVAC科兴研制的疫苗主要包括针对病毒性肝炎、流感、肺炎、脊髓灰质炎、水痘、腮腺炎等常见传染病的疫苗以及针对SARS、甲型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EV71相关手足口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疫苗。公司现有4款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甲肝灭活疫苗、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水痘减毒活疫苗）或列入紧急使用清单（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疫苗质量管理体系获国际组织和多国药监部门认可。 未来，SINOVAC科兴将继续聚焦于生物医药领域的科学创新，通过自主研发以及对外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推动更多高品质生物医药产品更快地实现产业化落地，用于满足全球的疾病防治需求，助力提升全球健康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