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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虽然CD8+T细胞毫无疑问是抗肿瘤免疫应答的主导者，但看过这么多研究的大家想必也都明白，它们“能不能C”往往要看其它各方面给不给面子，像是CD4+T细胞当中的调节性T细胞（Tregs）就经常去当免疫抑制的反派角色，搞得奇点糕对CD4+T细胞整体的印象都不好了，但其实CD4+T细胞里面也是有好兄弟的，甚至有可能作用举足轻重呢。比如今天，美国埃默里大学研究者们在《自然》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就显示，肿瘤引流淋巴结（TDLNs）内存在一种具有干细胞样特征，可自我更新和继续分化的CD4+T细胞（特征为PD1+TCF+lin-），它们的分化命运会直接决定CD8+T细胞能否真正成为效应T细胞，进而控制肿瘤微环境内抗肿瘤免疫应答的走向。这类PD1+TCF+CD4+T细胞虽然原本可以向效应T细胞等不同方向分化，但在同为CD4+T细胞的Tregs约束下，它们分化产生的基本只能是Tregs；只有当Tregs被专门清除时，PD1+TCF+CD4+T细胞才能被“松绑”，分化为1型辅助性T细胞（Th1 Cells），并通过产生IFN-γ来帮CD8+T细胞分化为效应表型，要助力免疫治疗当然也要朝这个方向发力引导了。一图总结论文核心内容埃默里大学研究团队的第一步工作，是以肾癌为分析对象，用单细胞RNA测序和流式细胞术分析来阐明CD4+T细胞的异质性，但分析所见却相当有意思：肿瘤微环境和TDLNs内浸润的CD4+T细胞当中，除了大家熟悉的Tregs和Th1细胞外，还有多达65%其实是“沉默的大多数”，就像完全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具体来说，这些CD4+T细胞会高表达PD-1，也会表达提示干细胞样特征的TCF-1和一些共刺激分子，但不表达任何主要的谱系定义转录因子（lineage-defin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即BCL6, TBX21, GATA3或RORC，下文简称为lin-），增殖能力和辅助性评分相对最低，也不会表达各种效应分子和抑制性受体，整体处在类似休眠的状态。肿瘤和TDLNs中的大多数CD4+T细胞其实是“沉默的旁观者”然而“沉默的大多数”既然存在，就不会一点意义都没有。研究者们将PD1+TCF+lin-CD4+T细胞（由于CD4+T细胞普遍高表达PD-1，以下简写为TCF+lin-CD4+T细胞）分离出来，在体外条件下用不同的细胞因子处理或施加抗原刺激，发现它们仍具备向CD4+效应T细胞、Tregs和Th1细胞等不同方向分化和快速增殖的能力，即有着明确的干细胞样特征，且分化后克隆扩增的T细胞受体（TCR）克隆型也与肿瘤内的CD4+效应T细胞吻合，这说明TCF+lin-CD4+T细胞就是CD4+效应T细胞的前体细胞。接下来在荷瘤小鼠上的实验显示，植入肿瘤的第1周，大多数CD4+T细胞就在TDLNs内转化为了TCF+lin-表型，但肿瘤微环境内占主导地位的却是Tregs，TCF+lin-CD4+T细胞变成了少数派。在体外条件下能好好分化，到了肿瘤微环境内就只能变成Tregs，说明TCF+lin-CD4+T细胞的分化命运，受到了肿瘤微环境内另外一些“无形大手”的操控。通过PD-L1抑制剂处理排除PD-1/L1通路的影响后，研究者们就把嫌疑人锁定为了Tregs，将它们清除果然改写了TCF+lin-CD4+T细胞的分化命运：肿瘤和TDLNs内的CD4+T细胞数量不仅显著扩增，表型也变为以Th1细胞为主，TCR克隆型显示它们确实由TCF+lin-CD4+T细胞分化而来，抗肿瘤免疫应答也同时比之前强多了。Tregs会操控TCF+lin-CD4+T细胞分化命运，进而决定抗肿瘤免疫应答进一步分析显示，TCF+lin-CD4+T细胞是否能挣脱Tregs的束缚，向Th1细胞分化，也直接决定了TDLNs内CD8+T细胞能否分化为效应表型，而CD8+T细胞其实也有点“沉默的大多数”特征，它们同样具有干细胞样特征，但必须接收到Th1细胞产生的IFN-γ信号，才会上调各种效应分子表达并发生数量扩增，然后斗志昂扬进入肿瘤微环境去干掉癌细胞。由TCF+lin-CD4+T细胞分化而来的Th1细胞产生的IFN-γ，是让CD8+T细胞进入效应表型的关键最后研究者们证实，约有15%的人类肾癌患者是CD4+T细胞层面的“幸运儿”，即TCF+lin-CD4+T细胞能向Th1细胞分化（标志为转录因子TBET阳性），这部分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的生存预后更好。所以说，调动“沉默的大多数”确实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把原本啥事儿不干的CD4+T细胞激活起来，不就相当于天降了一支抗癌生力军？而且同样的道理，好像下个月在大洋彼岸还挺有适用性的参考文献：Cardenas M A, Prokhnevska N, Sobierajska E, et al. Differentiation fate of a stem-like CD4 T cell controls immunity to cancer[J]. Nature, 2024.本文作者丨谭硕

中文摘要 蛋白质纳米颗粒作为抗原展示载体，与天然病原体大小相似，能够有效帮助抗原提高其稳定性和免疫原性。临床试验研究表明，蛋白质纳米颗粒可被应用于新型疫苗的开发。此文对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的免疫学特性，以及蛋白质颗粒在疫苗研发中的应用进行综述，旨在为蛋白质纳米颗粒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正文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感染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常见疫苗包括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等，但部分研发策略还存在问题，如重组亚单位疫苗虽然成分明确、安全性高，但往往因缺乏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而无法高效诱导APC成熟，需要佐剂提高免疫原性，激活机体适应性免疫应答。 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脂质体、微粒、无机和聚合物、蛋白质等均能够被制成纳米颗粒，高效递送药物或诊断试剂到靶点。纳米颗粒大小适宜、表面可修饰，可以增强疫苗抗原在机体内的渗透性和半衰期，提高递送率。目前基于纳米颗粒的靶向治疗与诊断被广泛应用，其中蛋白质纳米颗粒已能获取清晰的原子级晶体结构，且能够在结构和基因上被操纵。基于此，研究者提出了将亚单位疫苗的抗原分子结合在蛋白质纳米颗粒表面形成与病原体相似的多价分子模式，以实现对免疫系统的有效刺激，这成为新的疫苗研发策略。 1 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的免疫学 1.1 免疫刺激 纳米颗粒疫苗能够增强淋巴运输、增加APC在淋巴结中的捕获以及通过多价受体交联增加抗原特异性B细胞的活化。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中抗原能够自组装成寡聚的病毒样颗粒（virus-like particle，VLP），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对于一些抗原无法自组装成纳米颗粒的亚单位疫苗，可通过将这些抗原附着到寡聚的蛋白纳米颗粒上来完成自组装。 纳米颗粒疫苗主要在次级淋巴器官中诱导适应性免疫应答，皮下或肌内注射后，通过淋巴引流或免疫细胞来介导疫苗抗原从注射部位到淋巴结（lymph node，LN）的运输。对于直接淋巴引流，疫苗颗粒的相对分子质量和尺寸至关重要。直径在10~200 nm范围内的纳米颗粒可通过淋巴管内皮细胞连接处直接扩散进入淋巴管向LN输送，最佳尺寸约为40 nm。小于10 nm的分子会扩散到血液中进行全身循环，较大的颗粒倾向于在注射部位附近积存，需要特化细胞如树突状细胞携带进入淋巴系统，大约24 h才能到达LN。因此，直径10~200 nm的蛋白质纳米颗粒能够快速进入淋巴结，刺激免疫系统。 1.2 免疫加强 在纳米颗粒表面密集展示抗原通常可以有效增加免疫原性，如肽抗原在体内因缺乏重复表位会被快速清除，导致体液应答较差，而在颗粒支架上多聚化时会产生强烈的抗原特异性抗体应答。蛋白质纳米颗粒还可以增加抗原的稳定性并保持所需的表位构象，如HIV包膜蛋白Env三聚体与自组装蛋白支架的融合已被成功应用于确保抗原折叠成正确的构象。纳米颗粒还可以作为多价抗原展示平台，以高度有序的方式在表面呈现抗原的多个拷贝，可以同时结合多个B细胞抗原受体，增加亲和力，从而诱导更强的B细胞活化。 预防性疫苗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产生持久的T细胞依赖的IgG抗体应答。APC对抗原的呈递取决于抗原相关的特异性，包括大小、形状、表面电荷、亲水性以及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抗原的大小是影响APC有效吸收的重要因素，纳米颗粒具有带电荷、疏水或受体相互作用特性的大表面，这导致APC与抗原颗粒的相互作用比与可溶性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更好。通过将抗原附着在纳米颗粒上，使疫苗增加到最佳尺寸范围，提高了APC的有效摄取，更多地呈递抗原以激活Th。 1.3 免疫靶向 蛋白质纳米颗粒还可以被应用于开发免疫逃逸病原体的疫苗，例如HIV、流感和疟疾等疫苗。部分病毒特异性抗体（一般多为非中和抗体）与病毒结合后，可通过其Fc段与某些表面表达FcR的细胞结合从而介导病毒进入这些细胞，从而增强了病毒感染性的过程，其中HIV和登革热病毒特异性抗体存在抗体依赖性增强作用。为了避免这一不良反应，研究者从抗原中分离出中和表位并将其构建于蛋白质纳米颗粒表面，可以增加抗原的呈递作用，从而产生强烈的中和性体液免疫应答。除了中和表位之外，在蛋白质纳米颗粒上引入T细胞表位还可激活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通用CD4+ T细胞表位可以通过募集Th帮助建立针对抗原的体液应答，而CD8+ T细胞表位可以产生针对特定病原体的杀伤性T细胞。 2 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的应用 蛋白质纳米颗粒在人体中有很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病毒衣壳是目前研究最多的天然蛋白颗粒，例如HPV和HBV的VLP。研究表明，接种二价HPV疫苗1次即能提供有效、持久的免疫效果。目前已发现来自不同生物的天然蛋白质，例如铁蛋白、二氧四氢喋啶合酶（lumazine synthase，LS）等能够自组装成纳米颗粒。这些自组装的蛋白质纳米颗粒展示抗原分子的平台技术也逐渐成熟，在临床前研究中，蛋白质纳米颗粒可显著提高抗体对多种抗原，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融合前F蛋白、HIV-1的包膜蛋白、流感病毒血凝素（hemagglutinin， HA）和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的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S）的中和效力或广度。目前展示病毒糖蛋白抗原的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NCT03186781、NCT04784767、NCT04645147）评估。此外，通过计算机设计的蛋白质纳米颗粒，具有强大的自组装优势和低免疫原性，也可以作为通用的多价抗原呈递平台。 2.1 VLP VLP是1种自组装系统，可在1种或多种病毒蛋白表达后自发形成病毒状颗粒，具有对称的二十面体或棒状结构，由于缺乏复制酶和编码病毒蛋白的核酸而无法复制。HPV疫苗如二价Cervarix、四价Gardasil-4和九价Gardasil-9，含有由主要衣壳蛋白L1自组装而成的L1-VLP，具有免疫原性并能够诱导高滴度的保护性中和抗体。中和抗体由VLP上的重复表位触发，这些表位可通过B细胞受体或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交联激活B细胞。此外，L1蛋白也富含Th表位。 从慢性HBV感染者的血浆中纯化获得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 可自组装成24~31 nm的纳米颗粒。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通过培养携带HBsAg基因的酵母细胞表达平台获得的HBsAg可自组装形成纳米颗粒。戊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E virus，HEV）也可以通过形成重组VLP提高免疫效果。由杆状病毒-昆虫细胞表达系统表达HEV的衣壳蛋白，获得的HEV-VLP能够预防感染。此外研究者发现HE-VLP外表面的环结构域允许外源表位的插入，而不影响VLP的形成，被认为有可能作为抗原载体。 对下一代流感疫苗的需求一直是对新型VLP疫苗进行研究的最大驱动力之一。流感病毒的VLP是由基质蛋白M1支持的脂质双分子层上的HA和神经氨酸酶抗原自组装产生直径100~150 nm的非传染性颗粒，与天然的流感病毒类似。目前多项流感VLP疫苗的安全性与免疫原性临床研究（NCT01014806、NCT01072799、NCT00903552等）已完成。 2.2 铁蛋白 铁蛋白是1种铁储存蛋白，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生物体，包括细菌、真菌、植物和动物。铁蛋白由24个亚基组成，每个亚基由4个螺旋束组成。它们自组装成1个八面体对称的球形结构蛋白质纳米笼，外径约为12 nm，内径约为8 nm，内部空腔提供了封闭环境隔绝铁和外部环境。铁蛋白自组装具有强大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的纳米颗粒，能够在85 ℃以下保持稳定，并能在中性pH条件下耐受相当高水平的变性剂，非常适合携带和暴露免疫原。此外，由于铁蛋白由8个单位组成，每个单位均为三轴对称，因此它可以呈现三聚体抗原的支架。许多病毒的主要抗原以三聚体形式发挥作用，例如流感病毒的HA、SARS-CoV-2的S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F蛋白等。将这些抗原分子融合到铁蛋白上能够形成与天然结构相似的三聚体。Kanekiyo等将流感病毒HA与铁蛋白基因融合，获得了HA-铁蛋白纳米颗粒。在抗原性方面，使用这种流感纳米颗粒疫苗进行免疫接种引起的血凝抑制抗体滴度大约是灭活疫苗的11倍。此外，它引发了2个高度保守结构域的中和抗体应答，提高了流感病毒免疫的效力和广度。 铁蛋白纳米颗粒也被用于SARS-CoV-2疫苗的研究，研究者利用铁蛋白纳米颗粒展示多价SARS-CoV-2 S，与单独的S相比在免疫小鼠后会引发更强烈的中和抗体应答。研究者利用SpyTag/SpyCatcher系统将SARS-CoV-2的受体结合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和七肽重复单位共价结合在铁蛋白纳米颗粒表面。与单体SARS-CoV-2疫苗相比，纳米颗粒疫苗能引起更强大的中和抗体和细胞免疫应答，能显著降低攻毒小鼠的病毒载量，在恒河猴中诱导了持续的中和抗体和细胞免疫应答。 研究团队采用SARS-CoV-2 S RBD与H7N9 HA的保守茎部区域HA2进行融合，并引入人铁蛋白，构建了可以同时抗SARS-CoV-2及流感病毒的疫苗。在小鼠体内验证该疫苗的免疫原性，发现其能够诱导针对多种SARS-CoV-2变异株的中和抗体。针对流感病毒的数据显示，该疫苗能诱导高水平的针对H7的抗体应答及较强的针对H3的抗体应答。在随后的攻毒实验中，发现疫苗对H7N9的致死性攻击有完全的保护，对H3N2的致病性攻击同样保护效果良好。 铁蛋白纳米颗粒引起免疫应答的潜力已被证明是针对多种病原体的，并且可以快速、低成本地生产。目前基于铁蛋白纳米颗粒的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NCT03186781、NCT04784767、NCT04645147等）。 2.3 LS LS存在于细菌、真菌和植物中，是参与核黄素生物合成的酶。LS因物种而异，由大小和亚基数不同的同源寡聚体组成，包括五聚体、十聚体和二十面体的六十聚体。所有LS单体的N端和C端都暴露在其表面并面向外，允许在2个不同的位置插入外源抗原序列，不会影响二十面体结构的形成。二十面体的LS也显示出强大的构象稳定性。以上特征使二十面体LS成为展示抗原的有吸引力的支架。Berguer等证实LS可在体外刺激小鼠的骨髓树突状细胞，上调共刺激分子CD40、CD80、CD86和MHC Ⅱ类抗原的水平，同时还证明LS能提高TLR4通路的mRNA、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的水平。 Jardine等采用嗜热菌Aquifex aeolicus的六十聚体LS作为抗原展示的纳米颗粒平台，构建了靶向HIV的gp120胞外结构域的免疫原eOD-GT6，能够强效刺激产生VRC01类中和抗体。相比之下，单体并不具有激活B细胞的活性，三聚体激活B细胞的效率和速度远不如形成六十聚体的纳米颗粒。Zhang等使用SpyTag/SpyCatcher系统将SARS-CoV-2的S三聚体在LS纳米颗粒上展示。他们对LS纳米颗粒进行了N-糖基化修饰，从而提高了蛋白质溶解度和表达。SARS-CoV-2 S的LS比单独的S能够引发更高的中和抗体应答，用0.08 µg的SARS-CoV-2 S-LS纳米颗粒进行小鼠疫苗接种可诱导与2.0 µg单独的S相似的中和抗体水平。 2.4 I53-50蛋白 研究者们基于天然蛋白质纳米颗粒的自组装能力，设计出许多具有自组装功能的蛋白质复合物。Bale等精确设计的自组装蛋白纳米颗粒I53-50由2种寡聚蛋白组成，包括三聚体I53-50 A和五聚体I53-50 B。分别表达和纯化这2个组分，并将其混合后可高效地组装成高度有序、均匀的二十面体颗粒，直径在24~40 nm。组装发生速度与病毒衣壳的组装速度相近，并且能够通过电荷互补性控制分子货物的包装。I53-50A能够保持抗原分子天然稳定的构象，这一特点使它在HIV、RSV、SARS-CoV-2的疫苗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研究者利用I53-50成功展示了20个不同毒株稳定的SOSIP三聚体，SOSIP位点是通过引入连接gp120和gp41亚基的人工二硫键（SOS），以及gp41胞外域（IP）的异亮氨酸-脯氨酸突变（I559P）形成。免疫研究表明，与传统的单组分纳米颗粒系统相比，该三聚体可以提高抗体应答的质量，并且在具有顶点-近端中和表位的SOSIP三聚体时最有效。此外有研究在I53-50纳米颗粒外部呈现了RSV-F糖蛋白三聚体重复结构的免疫原DS-Cav1（融合前稳定的F抗原），在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中，20个DS-Cav1三聚体的全价纳米颗粒免疫原诱导的中和抗体应答是三聚体DS-Cav1的10倍。 Walls等在I53-50纳米颗粒中展示了60个SARS-CoV-2 S的RBD，在低剂量的情况下诱导的中和抗体滴度约是预融合稳定S的10倍。SARS-CoV-2 RBD纳米颗粒诱导的抗体靶向多个不同的表位，这表明它们可能不容易逃避突变，并表现出比人恢复期血清更低的结合中和率，这可能会降低发生疫苗相关的呼吸道疾病的风险。目前研究者已启动了GMP生产工作，以推进SARS-CoV-2-RBD纳米颗粒疫苗进入临床。这些结果推动了I53-50纳米颗粒作为疫苗载体的持续开发。 3 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的构建策略 蛋白质纳米颗粒可以通过其组成蛋白的异体以重组形式获得，这种能力有助于通过合理的设计，赋予蛋白质纳米颗粒有用的、非天然的功能。基于分子组装机制允许纳米颗粒蛋白和抗原分别在各自最佳的表达系统中产生，以保持其天然的构象。为了有效地呈递和与细胞受体的相互作用，抗原保持其结构稳定性和构象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抗原可能会干扰纳米颗粒亚基间相互作用，阻碍其组装成纳米颗粒。目前有3种方法可以用来整合病毒抗原与纳米颗粒蛋白：基因融合、化学偶联以及SpyTag/SpyCatcher系统。 基因融合可以使抗原与纳米颗粒蛋白整合，表达后纳米颗粒蛋白的自组装导致抗原多价展示。但基因融合可能造成纳米颗粒蛋白亚基和/或抗原的不当折叠，导致支架组装抑制或抗原活性丧失。需要合适的设计以维持抗原与纳米颗粒的构象稳定，例如在抗原与纳米颗粒分子之间插入柔性的Linker，以保证2个组分的正确折叠。 SpyCatcher/SpyTag系统是一种快速稳定的不可逆肽-蛋白质连接方法，由化脓性链球菌纤连蛋白结合蛋白的胶原蛋白黏附素结构域改造而来，含有13个氨基酸的SpyTag和含有138个氨基酸的SpyCatcher。SpyTag中的天冬氨酸能和SpyCatcher上的赖氨酸在相邻的谷氨酸催化下自发反应生成异肽共价键。将SpyTag和SpyCatcher分别偶联纳米颗粒蛋白和抗原分子，表达纯化后，在体外混合得到展示多价抗原的纳米颗粒。 化学偶联使用交联剂与蛋白质氨基酸残基的侧链相互作用，实现抗原分子与纳米颗粒蛋白亚基的连接。最常见的反应是通过交联剂的 N-羟基琥珀酰亚胺臂对蛋白质纳米颗粒上的赖氨酸或N末端的氨基进行酰化，然后通过交联剂的马来酰亚胺臂烷基化抗原上的半胱氨酸。由于半胱氨酸在蛋白质表面很少见，因此通常可以通过点诱变引入单个暴露的半胱氨酸。化学偶联的VLP包括噬菌体Qβ和烟草花叶病毒，已进入多项临床试验，包括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的IL-1β疫苗和用于戒烟的尼古丁疫苗。蛋白质纳米颗粒表面存在多个赖氨酸，导致偶联产物的异质性。同时引入反应性半胱氨酸可能干扰抗原中预先存在的二硫键的形成。 4 总结与展望 在过去10年中，蛋白质纳米颗粒作为抗原展示的载体被广泛应用于疫苗的研发，特别是对SARS-CoV-2疫苗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对蛋白质纳米颗粒平台的极大兴趣。蛋白质纳米颗粒作为抗原的展示平台在疫苗研发中拥有巨大的潜力，它们可应用于多种病原体，能够显著提高抗原的免疫原性和稳定性，引发持久的保护作用。同时拥有重组蛋白的优势，能够快速、低成本生产。 使用蛋白质纳米颗粒作为抗原的载体，也存在潜在的针对载体的抗体应答风险，同时引入的SpyCatcher/SpyTag蛋白也是外源性蛋白，在体内可能产生免疫原性。已知的自组装蛋白质纳米颗粒的数量是有限的，可通过计算设计具有原子级精度和可控组装的蛋白质纳米颗粒。此外，蛋白质纳米颗粒疫苗的临床研究数据不足，限制了其在人体的应用。总之，开发基于蛋白质纳米颗粒的疫苗具有广阔的前景，但也必将面临相关的挑战，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进一步证明蛋白质纳米颗粒在新型疫苗开发中的实用意义。 作者 张欣明综述  李媛媛审校 国药中生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疫苗研发课题组(一)， 北京  101111 通信作者：李媛媛， Email：lily13102@163.com 引用本文：张欣明, 李媛媛. 蛋白质纳米颗粒在疫苗研发中的应用 [J].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 2024, 47(4): 238-244.   DOI: 10.3760/cma.j.cn311962-20230705-00058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摘要：近年来，基因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已有超过4000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与6000多种遗传疾病有关；下一代测序技术彻底改变了遗传疾病的诊断。大多数遗传疾病被认为是非常罕见或超罕见的，这里定义为病例少于1:100,000，但12种批准的基因治疗中（不包括RNA治疗），只有一种针对超罕见疾病。本文探讨了三种适合各种罕见遗传疾病的基因补充疗法方法：慢病毒载体修饰的自体CD34+造血干细胞移植、系统性腺相关病毒（AAV）载体向肝脏的传递，以及AAV向脑脊液和大脑的局部传递。结合RNA疗法，我们为这些基因治疗提出了一个潜在的商业模式。 1.背景 低发病率或低患病率的疾病，通常被称为罕见病，对卫生系统和患者都构成了沉重的负担。诊断罕见病很困难，因为医生对罕见病不太熟悉，而且诊断它们有时需要专门的测试或检查。针对这些疾病的药物开发也落后于更常见的疾病。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和授予销售独占权来鼓励开发孤儿药。在美国，罕见病被定义为影响少于20,000名患者的疾病。这一类包括许多遗传病和特定癌症亚型，但这些疾病的药物开发仍然困难。然而，近年来基因治疗的快速发展为治疗罕见遗传病提供了新的希望。在由基因突变和由此导致的基因产物缺失引起的疾病中，基因治疗旨在通过修复或补充缺陷基因来治疗这些疾病。尽管人类基因组包含大约20,000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其中超过4000个基因的突变已知会导致6000多种遗传病（OMIM条目统计），但下一代测序（NGS）的出现显著提高了这些疾病的诊断，无论它们的罕见程度如何。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孤儿药开发的成本仍然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因此，针对遗传病的药物开发和批准，特别是那些影响极少数患者或被认为是超罕见的疾病，仍然缺乏。目前，没有“超罕见”疾病的法律定义；这个子类别是由国家卫生和护理卓越研究所非正式引入的，用于针对患病率低于每50,000人1人的疾病的药物。有些疾病非常罕见，全世界受影响的个体少于30人，以至于n-Lorem基金会考虑进行单一受试者试验。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一个任意定义的超罕见疾病，即患病率低于每100,000人1人。 2.目前基因治疗的成功 尽管人类基因治疗的最初尝试遇到了并发症和失败，但近年来批准的基因治疗产品数量有所增加。以下是美国和/或欧盟批准的基因治疗列表，包括RNA治疗，改编自并更新自“2023年细胞和基因治疗的现状”（表1和2）。这些列表不包括癌症基因治疗。 2.1.批准的基因治疗 Luxturna，2017年批准用于Leber先天性黑蒙症（LCA），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通过视网膜下注射携带正常人类RPE65 cDNA副本的重组腺相关病毒（AAV），恢复了视力，这种恢复通常被描述为奇迹般的逆转失明。AAV依赖于辅助病毒来完成其生命周期，不会引起任何已知的人类疾病，而且AAV很少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这一突破强调了基因治疗治疗以前无法治疗的疾病的潜力。Luxturna的成功鼓励了基因治疗领域的进步。紧随Luxturna之后，使用AAV9病毒衣壳的Zolgensma在基因治疗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是一种痛苦的退行性疾病，最严重的婴儿无法发展出坐姿能力，其他人则逐渐失去运动和呼吸功能。SMA是一种相对常见的遗传病，发病率约为每10,000人1人，为Zolgensma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从2019年到2021年，有三种使用基因（慢病毒载体）修饰的自体CD34+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基因治疗被批准：Zynteglo用于β-地中海贫血，Skysona用于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ALD），Libmeldy用于脑白质营养不良（MLD）。β-地中海贫血和ALD也可以通过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治疗，但当没有合适的供体时，基因治疗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选择，自体移植比异体移植风险更低。2022年，Upstaza，rAAV2-hAADC，被批准用于治疗芳香族L-氨基酸脱羧酶（AADC）缺乏症，标志着第一个直接针对大脑的基因治疗。同年，Roctavian和Hemgenix分别被批准用于治疗血友病A和B。血友病的基因治疗取得了与Zolgensma相当的成功，这是由血友病的相对高发病率（血友病A影响1/5,617名男性，血友病B影响1/19,283名男性）推动的。考虑到凝血因子输注的昂贵和不便，这一成功尤为重要。2023年，又有四种基因治疗被批准：Vyjuvek用于大疱性表皮松解症；Lyfgenia，使用编码抗镰状血红蛋白HbAT87Q的慢病毒载体，用于镰状细胞贫血症；Casgevy，采用CRISPR-Cas9，第一种基因编辑疗法，针对BCL11A红细胞特异性增强子，也用于镰状细胞贫血症；Elevidys，用于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这是一种影响大约每5,000名男性1人的遗传性肌肉退行性疾病。 2.2.批准的RNA治疗 批准的RNA治疗比基因补充治疗要多（表2）。反义寡核苷酸（ASOs）和小干扰RNA（RNAi）是两种广泛用于沉默基因表达的策略。如Ionis Pharmaceuticals和Sarepta Therapeutics等公司已经开发了几种针对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转甲状腺素（TTR）相关遗传性淀粉样变性和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的反义疗法（表2）。如Alnylam等公司开发了针对TTR相关遗传性淀粉样变性、卟啉症、高草酸尿症等疾病的RNAi疗法（表2）。TTR相关淀粉样变性是由转甲状腺素系统沉积引起的，临床表现包括神经病变、心肌病和眼肌黄斑病变。ASO和RNAi在破坏互补mRNA和抑制TTR合成方面非常有效。自它们开发以来，Tegsedi（反义疗法）、Onpattro（RNAi）、Amvuttra（RNAi）和Wainua（反义疗法）都已获得治疗TTR相关遗传性淀粉样变性的许可。 2.3.临床试验 还有针对新治疗的临床试验。AAV-G6PC的肝脏转导提高了糖原贮积病Ia型的长期治疗效果。包括肝脏基因库治疗在内的不同策略的基因治疗已在糖原贮积病II型（庞贝病）的治疗中进行了测试。正在研究更多关于眼睛的遗传病。使用马传染性贫血病毒驱动的载体（EIAV-ABCA4）对ABCA4相关Stargardt病的患者进行治疗。反义寡核苷酸可以修复由超罕见ABCA4变体引起的异常剪接，在患有早期Stargardt病的儿童中。AAV5-NR2E3可能会减轻由视紫红质和其他基因突变引起的视网膜退化，在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中。此外，单次给药的载有基因编辑器mRNA的脂质纳米粒子可以灭活Pcsk9基因，以治疗遗传性和获得性高胆固醇血症，目前心脏-1研究正在进行中。 2.4.罕见病的强烈药物开发 像DMD这样的罕见病已经被不同的方法所接近。大约80%的DMD突变可能适合外显子跳跃。Eteplirsen（Exondys 51, Sarepta Pharmaceuticals）是FDA在2016年批准的第一种外显子跳跃药物治疗。外显子53跳跃，golordirsen（Vyondys 53, Sarepta Pharmaceuticals），增加了一小部分符合条件DMD患者的比例。读穿药物ataluren（Translarna）针对大约13%的有错义突变的DMD患者。此外，Elevidys，一种基于AAV的基因补充治疗，提供了一份微营养不良蛋白cDNA的副本，可能使所有DMD患者受益。另一个例子是亨廷顿病（HD），它是由亨廷顿基因上的CAG重复病理性扩展引起的。有几种方法可以减少突变亨廷顿蛋白的表达。用针对HD突变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的ASOs抑制亨廷顿蛋白可以恢复HD小鼠模型的认知功能。通过系统给药使用载脂蛋白A-I纳米盘可以将降低突变亨廷顿蛋白的ASOs输送到大脑。miRNA也可以降低亨廷顿水平，并在HD人化小鼠模型中保持纹状体体积和认知功能。一种口服的、能穿透大脑的小分子通过增强假外显子包含来降低亨廷顿水平。在HD小鼠中过表达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2（SREBP2）激活胆固醇生物合成途径基因的转录，清除突变亨廷顿聚集体，并减轻行为缺陷。 2.5.超罕见遗传病的少数治疗方法 在这些已经批准基因治疗的疾病中，SMA、DMD和血友病A的发病率最高，至少每10,000人中有1人。LCA的发病率范围在1/33,000到80,000之间。AADC缺乏症，只有140例记录在案（Orphanet报告2023年11月），在这种情况下是唯一的超罕见疾病。ALD（1:20,000–50,000）和MLD（1:40,000–100,000）的发病率高于AADC缺乏症；然而，只有一部分患者符合基因治疗的条件，必须在症状出现之前进行。ALD也可以通过异体HSCT治疗，这可能会给Bluebird Bio从这两种产品中获利带来挑战。此外，投入癌症基因治疗的资源比投入遗传病的资源要多得多，特别是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治疗。RNA治疗也取得了几次成功，但其高应用潜力在于其生产能力可以扩大到治疗大量患者。因此，开发超罕见遗传病的基因治疗通常在确保资金或资源方面面临困难。 3.超罕见遗传病的负担 鉴于遗传病的数量庞大，许多遗传学家在日常实践中经常遇到各种疾病。一位经验丰富的遗传学家通常能够识别出数百种遗传病。例如，粘多糖贮积症（MPSs）包括I型、II型、III型、IV型、VI型和VII型。黏多糖脂质贮积症（MLs）包括唾液酸苷症、半乳糖苷脂症、MLII和MLIII。糖脂贮积症包括高歇病、尼曼-匹克病A/B、尼曼-匹克病C、GM1和GM2神经节苷脂贮积症和法布里病。糖原贮积症包括糖原贮积病IA、IB、II（庞贝病）和III型。神经递质缺乏包括AADC缺乏症、酪氨酸羟化酶（TH）缺乏症、6-吡喃酮四氢蝶呤合成酶（PTPS）缺乏症和GTP环化水合酶1（GCH1）缺乏症。其他代谢疾病包括尿素循环障碍、氨基酸病和有机酸尿症。骨骼疾病包括埃勒斯-当洛斯综合症（EDS）、脊椎骨骺发育不良（SED）和成骨不全症（OI）。其他类别包括先天性全身性脂肪营养不良、涉及DNA修复缺陷的疾病和各种早婴儿癫痫性脑病（EIEE）的病因。最近，我们描述了34例骨骼疾病的遗传病因，确定了涉及这些疾病的16个基因，平均每种疾病2个患者。在我30年的实践中，我见过这里提到的所有疾病。遗憾的是，很少有特定的治疗方法，其中AADC缺乏症是唯一开发了基因治疗的超罕见疾病。有了足够的资源，这些疾病中的许多都可以用基因治疗来治疗。 4.适合治疗超罕见遗传病的基因治疗方式（图1） 4.1.慢病毒载体修饰的自体CD34+造血干细胞移植（图2） 在前述12种批准的遗传病基因治疗中，有六种利用慢病毒载体修饰的HSCT治疗腺苷脱氨酶缺乏症、β-地中海贫血、MLD、ALD和两种不同的镰状细胞贫血症患者。慢病毒载体，如用于治疗地中海贫血的载体，能够向非分裂细胞传递复杂的组织特异性表达盒，而不促进白血化，与早期临床研究中使用的γ-逆转录病毒载体不同。从理论上讲，任何可以通过传统异体HSCT治疗的遗传病也可以从慢病毒载体修饰的HSCT中受益；此外，基因治疗中的自体移植被认为比异体移植更安全。异体HSCT已被证明对治疗如高歇病和MPSI等疾病有效，尽管由于安全考虑更倾向于酶替代疗法（ERT）。然而，在影响大脑的疾病中，如高歇病III型和MPSIH/S，异体HSCT仍被视为一种治疗选择。人们了解到，移植的造血干细胞可以分化成吞噬细胞，作为小胶质细胞迁移到大脑，然后可以在ALD等疾病中清除异常代谢物，或在溶酶体贮积病中分泌分子以挽救宿主脑细胞。 慢病毒载体修饰的HSCT相对于异体HSCT的优势还包括使用更强的启动子来增加产物表达和密码子优化以增加翻译效率。基因工程可以向基因添加分泌性前导肽，实现类似于ERT的高血水平的转基因产物。慢病毒载体修饰的HSCT可以维持表达蛋白的高和稳定血水平，与ERT中观察到的脉冲式血蛋白水平不同。最近，通过向输注蛋白中添加能够穿透大脑的表位，如转铁蛋白表位或输注蛋白上的受体抗体，开发的针对大脑的ERT已被证明可以促进转铁蛋白受体介导的跨血脑屏障的运输。这种策略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慢病毒载体修饰的HSCT，通过修改载体中的cDNA序列。 然而，慢病毒载体修饰的HSCT有局限性和并发症。目前，无法调节病毒载体转导后转基因的表达水平。虽然在溶酶体贮积病等条件下，过度表达转基因可能是可以容忍的，因为治疗需要系统地或向脑脊液（CSF）输送大量的酶，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是有毒的。例如，在AADC缺乏症的基因治疗中，负责单胺神经递质产生的酶直接输送到壳核，以防止大脑中异位或过度的多巴胺产生。同样，在β-地中海贫血治疗中过度表达β-球蛋白可能导致α-球蛋白的相对缺乏，本质上将疾病转化为α-地中海贫血。因此，用于β-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的慢病毒载体包含β-球蛋白基因的调节元素。虽然慢病毒载体已被证明比逆转录病毒载体更安全，并且与载体插入相关的白血病无关，但它们最近被怀疑会导致骨髓发育不良（MDS）。鉴于基因治疗的新颖性，在进行治疗前需要仔细评估风险和收益。 图1 超罕见疾病基因治疗的应用。CGD慢性肉芽肿病，EDS埃勒斯-当洛斯综合症，EE癫痫性脑病，ML黏多糖脂质贮积症，MPS粘多糖贮积症，NBIA脑铁积累性神经变性，OA有机酸尿症，OI成骨不全症，SCID严重联合免疫缺陷，SED脊椎骨骺发育不良，神经递质缺乏，UCD尿素循环障碍。 图2 慢病毒载体修饰的自体CD34+造血干细胞移植机制。对造血干细胞的转导可以纠正血液中细胞的功能缺陷，包括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转基因可以编码分泌性蛋白，这些蛋白被分泌到系统循环中。如果分泌的蛋白包含一个靶向大脑的表位，它就可以进入大脑。骨髓来源的细胞也可以迁移到大脑并分化为小胶质细胞，这些细胞可以改善大脑缺陷。 4.2.系统性给药AAV载体至肝脏（图3） 在12种批准的遗传病基因治疗中，有两种针对肝脏（血友病A和B）、一种针对神经系统（SMA）、一种针对肌肉（DMD）使用系统性给药AAV载体。Zolgensma的系统性输注用于治疗儿童SMA，但计划在成年患者中将载体输送至脑脊液。Elevidys最近被批准用于DMD治疗，剂量为每公斤体重1.33×1014个载体基因组（vg/kg），仍在评估其效果和潜在副作用。系统性给药AAV至肌肉需要高剂量，更有可能引起并发症，包括肝毒性和微血管病变。相反，由于肝脏保留了超过90%的系统性输注AAV载体，系统性给药至肝脏只需要肌肉靶向所需剂量的十分之一，显著降低了并发症的风险。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AAV5-hFVIII-SQ）包含一个由肝脏选择性启动子驱动的凝血因子VIII cDNA。在3期研究中，134名血友病A患者接受了6×1013 vg/kg载体的单次输注。一年后的平均凝血因子VIII活性水平增加了41.9 IU/分升。治疗后4周凝血因子VIII浓缩物使用量和治疗出血的年化率分别下降了98.6%和83.8%。试验中没有死亡。Etranacogene dezaparvovec是一种表达Padua因子IX变体的AAV5载体。在3期研究中，54名血友病B患者接受了2×10^13基因组拷贝/公斤体重的载体。年化出血率从导入期的4.19次下降到治疗后7至18个月的1.51次。 在血友病的情况下，肝脏是关键，因为它产生凝血因子。许多其他遗传病，包括有机酸尿症、尿素循环障碍和氨基酸病等代谢疾病，也由肝脏功能障碍引起。像所有载体介导的基因治疗一样，效果可以通过更强或更合适的启动子、密码子优化、分泌性前导肽和针对器官（如大脑）的表位来增强。系统性给药AAV44.9-Mmut载体已被证明可以预防甲基丙二酸血症小鼠的致死性并降低与疾病相关的代谢物。治疗小鼠的组织生物分布和转基因表达研究表明，AAV44.9在转导肝脏和心脏方面非常有效。庞贝病是一种溶酶体贮积症，导致骨骼肌无力和心肌病。最近的数据揭示了2×1011 vg/kg的AAV2/8-LSPhGAA，包含一个肝脏特异性启动子/增强子和前导序列，转导了所有肝细胞，这导致成年GAA-KO小鼠的庞贝病部分生化纠正。 然而，系统性AAV给药受到预先存在的病毒衣壳抗体的阻碍，排除了一些患者接受治疗。此外，肝细胞的周转可以导致随时间推移转基因表达的减少，就像大多数肝脏导向的基因治疗一样，尽管治疗效果减弱的持续时间仍然不确定。最后，尽管AAV不是整合病毒，但观察到一小部分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这种病毒整合的长期影响尚未完全了解。 图3 系统性AAV载体给药至肝脏的机制。通过静脉输注后，大部分AAV载体被肝脏吸收。被转导的肝细胞恢复其功能，例如通过进行酶反应。如果转基因编码的是一个分泌性蛋白，该蛋白可以被释放到循环系统中以治疗系统性疾病。如果分泌性蛋白包含一个靶向大脑的表位，它就可以进入大脑。 4.3.局部给药AAV载体至脑脊液和大脑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图4） 靶向仍然是基因治疗中最大的挑战。例如，科学家正在研究开发修改后的AAV载体，这些载体靶向肌肉细胞的同时减少肝脏吸收。重新编程AAV衣壳以介导大脑基因输送也正在进行中。然而，AAV载体可以很容易地直接给药至脑脊液空间（鞘内或脑池内）或大脑实质，以治疗影响大脑、脊髓、眼睛和耳朵的疾病。脑脊液和大脑给药有几个优点。首先，所需的载体量大大少于系统性输注所需的量——比系统性AAV给药至肝脏少一个数量级。这种减少节省了成本并最小化了系统性并发症（如肝损伤）的风险。第二，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特权，预先存在的抗体所带来的挑战对于脑脊液和大脑给药来说不那么重要。第三，由于神经元不分裂，AAV的治疗效果可以持久。第四，直接将载体给药至大脑降低了转基因异位表达的风险。 在12种批准的遗传病基因治疗中，有一种靶向眼睛（LCA），一种靶向壳核（AADC缺乏症）通过局部注射AAV载体。两者都使用AAV2，它对神经元细胞表现出高亲和性和有限的组织分布。这些治疗使用最小量的载体，并以高效和缺乏重大并发症为特点。目前，基因治疗正在推进几种眼睛和耳朵疾病的治疗。此外，各种大脑疾病可以从大脑导向的AAV注射中受益。单胺神经递质缺乏可以通过壳核注射来治疗。脑铁积累性神经变性（NBIA）可以通过注射至壳核或苍白球来治疗。原发性肌张力障碍可以通过靶向丘脑来缓解。将AAV载体输送至脑脊液空间是一种治疗具有更广泛大脑病理学的疾病的方法。在人类中，通过侧脑室的AAV给药主要转导室管膜细胞。通过腰穿的给药既方便又实用，特别是对于脊髓疾病。直接注射至大囊（脑池内注射）可能在大脑和脊髓之间提供平衡的载体分布。这些方法可能对许多大脑疾病或具有大脑表现的系统性疾病有益，包括一些溶酶体贮积症。 大脑输送的主要限制在于载体分布是否足够广泛以涵盖所有受影响的大脑区域。例如，脑脊液输送通常导致壳核中的少量神经元转导，而壳核内注射不影响皮层或小脑中的细胞。此外，由于大多数疾病中的大脑病理学是不可逆的，基因治疗的潜在效果可能受到限制。 图4 AAV载体输送至大脑的机制。AAV载体可以直接给药至大脑实质或注射至脑脊液空间（例如，通过腰穿），然后载体迁移至脊髓和大脑。AAV可以转导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并改善它们的功能障碍。转基因可能被分泌出来，以缓解其他细胞的功能障碍。 4.4.RNA治疗和超罕见疾病的基因编辑 上述三种基因治疗模块主要涉及基因补充，但RNA治疗也正成为超罕见疾病最有希望的治疗方法之一。单链DNA或RNA寡核苷酸与RNA结合阻断基因表达，调节剪接，通过RNase H切割DNA•RNA杂交体，并针对miRNA。双链短干扰RNA（siRNAs）与RNA诱导的沉默复合体（RISC）的蛋白机器结合，RISC将其结合的小RNA导向目标互补RNA并通过mRNA切割、降解和翻译抑制来抑制其表达。通过磷酸硫酯（PS）键和化学修饰对DNA或RNA寡核苷酸进行修饰，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稳定性、与血清蛋白的结合以及与其互补序列的结合亲和力。 ASOs和RNAi可以降低mRNA水平并抑制突变有毒基因产物的表达，如在HD中观察到的，或针对代谢途径中的上游或下游基因以减轻突变的有害效应，如急性肝性卟啉症。此外，ASOs可以调节mRNA剪接；例如，在治疗DMD时，它们可以剪接出包含错义或无义突变的外显子以恢复蛋白质翻译，产生一个较短但功能性的抗肌萎缩蛋白，从而缓解症状。在更独特的案例中，ASOs干扰剪接抑制剂的结合，如在SMA治疗中，以实现正确的剪接。 尽管RNA治疗药物需要定期给药以治疗遗传病，但寡核苷酸可以像小分子药物一样生产和纯化，提供了低生产成本和可扩展性的相同优势。ASOs的行为相当一致，导致可预测的治疗剂量、给药途径、给药频率和潜在副作用。最近，n-Lorem与Ionis Pharmaceuticals合作，为每位患者发现和开发个性化的ASOs——N-of-1疗法。ASOs和RNAi治疗治疗单基因疾病的可能性最近已经回顾。 基因编辑，主要使用CRISPR/Cas，代表了另一种强大的工具，有效地阻断基因表达。目前，CRISPR/Cas9的第一个批准的临床应用是治疗镰状细胞贫血症。由于担心与双链断裂相关的风险，碱基编辑，一种不诱导双链断裂的CRISPR/Cas9衍生物，是一种更安全的替代品，已经催化了几次临床试验。然而，潜在的脱靶效应需要在超罕见疾病的治疗中谨慎应用碱基编辑。在表3中，我们比较了本文提到的治疗模块，并指出了将它们应用于治疗超罕见疾病的可行性。 5.资金、报销和商业模式 尽管基因治疗有潜力改变这些毁灭性罕见病患者的生活，但患者获取这些新疗法远非易事。开发罕见病治疗的障碍超出了技术问题，包括资金、报销策略和商业模式。虽然大多数目前批准的基因治疗针对罕见病，但它们共同对健康和保险系统产生了重大的财务影响。这促使提出了各种支付方法和政策，以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基因治疗的好处，例如，通过医疗贷款增加药物的负担能力。超罕见疾病的治疗商业模式也很困难。n-Lorem组织为影响全球不到30人的超罕见疾病提出了一种创新方法，采用非营利模式一次治疗一位患者。 然而，本文讨论的基因治疗方式——慢病毒载体修饰的自体CD34+造血干细胞移植、系统性给药AAV至肝脏、给药AAV至脑脊液和大脑，以及RNA治疗——有潜力治疗多种遗传病。在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监管环境中，一家公司可以专门从事一种技术用于多种疾病，从而节省开发成本、载体生产、生物分布和毒性测试。通过与渴望为患者提供治疗的患者团体和医学社团合作，可以更经济地设计临床试验。例如，在我们为AADC缺乏症开发Upstaza时，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超罕见疾病的大脑导向基因治疗，我们通过学术研究资助开发它，然后过渡到商业环境。这些战略方法将使公司在扩大超罕见疾病患者获得治疗的同时保持盈利。 6.结论 本文概述了基因治疗的当前成功，包括自体慢病毒载体修饰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学和神经系统疾病，以及AAV载体介导的基因治疗治疗眼睛、肝脏和神经系统疾病。这些新技术为成千上万的罕见遗传病患者带来了希望。然而，基因治疗的高风险和成本阻碍了其快速发展，尤其是对于只有少数合格患者的超罕见疾病。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几种适合治疗罕见遗传病的基因治疗技术。例如，在系统性给药AAV载体中，肝脏靶向需要较少的载体，但可以治疗肝脏和系统性疾病。直接将AAV载体输送至神经系统也可以治疗神经递质缺乏、原发性肌张力障碍和NBIA。因此，一家公司可以专门从事一种可以针对多种超罕见疾病的技术，以减轻基因治疗开发的财务负担。我们希望更多的超罕见遗传病患者能够尽快接受基因治疗。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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