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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研适应症- |
最高研发阶段临床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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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获批日期- |
/ Active, not recruiting临床1期 一项在健康受试者中评价TG103注射液对缬沙坦胶囊、华法林钠片、阿托伐他汀钙片和地高辛片的药代动力学影响的I期临床试验
主要目的:
队列1: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中评价TG103注射液对缬沙坦胶囊和华法林钠片的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PK)影响。
队列2: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中评价TG103注射液对阿托伐他汀钙片和地高辛片的PK影响。
次要目的:
队列1: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中评价TG103注射液多次给药的PK特征和免疫原性;评价TG103注射液对华法林钠片药效动力学(Pharmacodynamics,PD)的影响;TG103注射液、缬沙坦胶囊和华法林钠片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初步探索中国健康受试者中TG103注射液对QTc间期的影响。
队列2: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中评价TG103注射液多次给药的PK特征和免疫原性;评价TG103注射液、阿托伐他汀钙片和地高辛片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一项多中心、非随机、开放、平行对照、单次给药,评价TG103注射液在肾功能正常和肾功能不全受试者中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的Ⅰ期临床试验
主要目的:
评价肾功能正常和肾功能不全受试者单次皮下注射TG103注射液后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次要目的:
评价肾功能正常和肾功能不全受试者单次皮下注射TG103注射液后的免疫原性; 评价肾功能正常和肾功能不全受试者单次皮下注射TG103注射液后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中国健康受试者不同部位皮下注射TG103注射液的生物利用度比较研究
主要目的:比较中国健康受试者在不同给药部位皮下注射TG103注射液的相对生物利用度(bioavailability, BA)。
次要目的:评价中国健康受试者不同给药部位皮下注射TG103注射液的免疫原性; 评价中国健康受试者不同给药部位皮下注射TG103注射液后的安全性 和耐受性。
100 项与 成都天视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相关的临床结果
0 项与 成都天视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相关的专利(医药)
个案背后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最终的出发点和终点一致:让项目更好、更快地实现自身价值。若是秉持此原则,不管是资本方强势还是科学家强势,受益的都是产业和产业服务的患者。
2020年9月4日,纳斯达克上空继续飘雪。
天境生物一下公布了两个重磅交易,一笔来自高瓴资本,4.18亿美元;一笔来自艾伯维,19亿美元。天境生物二级市场投资人很快沸腾起来,高开13.67%,瞬间冲至18.23%,彼时纳斯达克还盘桓在红绿柱的选择之间,最终天境生物以3.63%涨幅收尾。
两笔交易,一夜之间,天境生物和他背后的投资人康桥资本刷屏了整个医药圈。
以“天境生物-康桥资本”为代表的模式也开始备受关注,特点是投资人作为创始合伙人,与科学家一起从头到尾孵化出一家公司,最终由投资人来控股,参与制定核心发展战略。这种模式下,初创药企拥有了互联网企业的融资速度,成立2~4年便能IPO上市,对国内初创药企而言,较为鲜见。
2016年,康桥资本分别向三境生物和韩国药企天视珍注资2000万美元,而后康桥资本创始人傅唯开始推动两家公司的合并,“当时我就和三境生物创始人臧敬五提出,你若能和天视珍团队合并,变成一个大平台,我们愿意追加投资1亿元。”2017年3月,三境生物正式宣布与天视珍合并,康桥资本和天士力注资1.5亿美元。
康桥资本的作用不仅仅只是推动合并这么简单。2017年11月,天境生物从德国MorphoSys公司引进了一款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CD38抗体原创药物,彼时该产品刚在欧洲I/IIa期临床研究。据傅唯绍,在CD38抗体药物引进过程中,是康桥资本的团队帮忙引荐并促成了交易。
康桥资本虽然是天境生物的最大股东,但并不参与日常管理,只是会和被投资公司一起制定核心战略,提供资源上的支持。傅唯解释道,“比如,提供国际视角和信息,我们在美国有6个董事总经理,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有深厚资源。”
借力资本带来的产品快速引入, 2020年1月两家公司合并3年后,天境生物上市了。为什么天境生物会取得成功?大多媒体将其归功于资本的力量。
康桥资本成立于2014年,与其他专注于医药产业的投资机构相比,算是新生力量。“没有医疗项目投资经历是一件确定性的事,反过来讲也是一种优势。在医疗领域没有路径依赖,只需要将商业能力这个长板做到最长,然后让有行业能力的人加入团队。”傅唯曾如是说道。随后云顶新耀项目,便是傅唯前述投资法则的实践。
康桥资本持有云顶新耀62.48%股权,并由傅唯出任公司董事局主席。云顶新耀主要从事后期临床阶段的药物研发,是一家以授权引进为商业模式的药企,而授权引进模式最需要的就是商业能力。云顶新耀的第一步就是找人,刚开始康桥资本配置的都是对资本运作尤其是医疗行业的融资并购十分擅长的人才。等到资金充裕后,便开始大规模招揽行业专家。
譬如2020年2月履职的云鼎新耀首席执行官薄科瑞,是早期来华试水并最终扎根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一。他曾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医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终身教授。2010年作为礼来中国外部创新高级副总裁来到中国,2018年加入信达生物任首席科学官。且从云顶新耀核心团队来看,除原有配置的资本运作人才,近来加入的高管均是来自跨国药企的顶尖人才,譬如首席医学官、首席技术官。
投资人找科学家在领导班子搭建完成后,云顶新耀继续迅速发展。成立3年便许可引进了8款产品,其中两款有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年完成最终审批批准和上市,其他6款药物的获批许可预计在2024年或2025年获得。2020年7月,云顶新耀正式递交了在港交所上市的申请文件。这距离康桥资本成立这家公司并为其提供第一名员工、投资第一笔钱、支持其第一个专利产品的诞生刚刚3年时间。
明显的感受是“更快了”,不过还有越来越多的“康桥之子”正在路上,等待成熟。譬如苏桥医药,一家做大分子CDMO的公司,康桥资本全程参与了工厂、团队等搭建;还有更年轻的Affamed,2019年由康桥资本创立并出资,致力于中枢神经系统和眼科领域药物研发。近日,该企业从日本Kissei制药引进一款帕金森新药产品。
01.孵化模式的演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初创药企开始借助高频的产品交易,扩充管线,讲资本故事,这与产业界广泛热议的“康桥模式”异曲同工。
准确来说,不能叫“康桥模式”,而是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创立模式的演化。90年代,美国生物技术公司都是由创始人主导成立公司,大多是科学家,诸如Alexion、BioMarin、Seattle Genetics(现更名Seagen)等一批新贵药企。由于创立时便种下了“科学”基因,大多数深耕在某一领域,做到“小而专、小而美”。
但缺点也慢慢暴露,早期人才招募困难、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寻求外部融资,而这恰恰是投资人最擅长的。在时间的积累下,科学家与投资人逐步达成共识。201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生物技术公司由基金和创始人共同成立、孵化,即完成了从科学家找钱到钱找科学家的演进。如Atlas venture孵化了罕见病基因疗法公司Generation Bio;Third Rock孵化了Agios(白血病和血液类罕见遗传病新药研发公司)、Bluebird bio(CAR-T、基因疗法新秀)等;ARCH venture孵化抗艾药企Vir Bio;Flagship Venture孵化mRNA疫苗头部企业Moderna等。
这一模式下,通常公司创立时便已明确资金来源,科学家只需要专注业务,且科学家和投资人在基金成立之初便对业务方向达成共识。由于效率高、融资快,很快这一模式便流传到中国,在国内医药土壤上进行了一系列过渡实践,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
2010年前后,国内医药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与美国更不具可比性。所以,对本土模式的理解关键是要将“孵化”一词广义化,彼时生物医药融资环境相当不乐观,几乎没有人愿意在种子轮进入,仅有少部分投资者愿意投向这些早期公司。有数据显示,在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2010年全年A轮之前(含A轮)的早期融资事件仅有24件,而2020年前10月同口径数据为157件。
彼时有并且还有能力与意愿运作项目的孵化基金,大多来自产业,比如复星医药。
2009年,复星医药前任董事长陈启宇飞往美国旧金山,找到复宏汉霖前任CEO刘世高,在一张餐巾纸上描绘了复宏汉霖的蓝图,研发出中国首个生物类似药“利妥昔单抗”汉利康,成为业内佳话。
其实,那次陈启宇还见了王为波,他后来成为复创医药联合创始人,该公司2009年由复星医药孵化,是一家小分子创新药平台。近日,该公司将一款BCL-2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海外独家研发、注册、生产和商业化许可权益授权给礼来。
此后,挣到第一桶金的创新药企,比如贝达、CRO领域的龙头企业药明康德、泰格医药等,也开始扮演创新药孵化器的角色。
随着医药生态环境变好,一些投资机构也开始跨界重仓医药。高瓴资本便是其中一例,秉承着“长期主义”的投资理念,高瓴资本高调演绎了“基金孵化”在中国的特色模式。2014年,高瓴资本开始投资百济神州,“百济神州融了8次,高瓴资本就投了8次”。此外,百济神州有很多关键项目都有高瓴资本的身影,譬如撮合百济神州与新基的合作;在商业项目的引进、人才团队的补充、企业运营管理上,高瓴资本都参与其中。
02.投资人与科学家
钱到、人到、产品到,医药创新药企正欣欣向荣地发展。而决定这些药企发展速度与未来的重要因素是投资人与科学家,准确来说是两者的关系。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投资人和科学家的关系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的状况不同。从过往发生的案例来看,创新药企投资人和科学家开始出现意见不统一,乃至最终分道扬镳,大多出现在产品做到临床后期或者上市后。
其实,矛盾的爆发是点滴堆积后,逐渐发酵的结果。这并非由单个科学家或投资人决定,而是由整个生物医药发展环境确定。
有投资人认为,中国的创新药发展还没有进入到全球新的阶段,现在的创新药公司所谓的“科学家”更多是扮演项目管理人的角色。如果把一家公司,真正交给真正的科学家去打理,“挺危险的,因为科学家一般倾向于做一个全新的东西,没有被证实的东西。投资人倾向于做快速跟进,但科学家往往不愿意干。而中国的成功公司都是懂这种快速跟进的产品。”
这位投资人举了一个院士办公司的例子。这位在国内赫赫有名,曾经担任知名高校副校长的归国院士,创办了一家创新药企。“一直没有起色,直到后来找了一位职业经理人打理,才在资源配置、产品报批上走上快车道,并在资本市场上市。”
有的科学家则觉得投资人需要更专业,一位创新药企的CEO曾经调侃道:“他们从名校出来,穿上西装,转身就成了投资者,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还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但他们的问题角度让我无法回答。”
投资人和科学家,或者与项目管理人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需要明确的问题。选对人很重要。启明创投投资人合伙人唐艳旻认为,刚开始投资的时候就把人选好,然后充分地相信,在做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帮忙。但如果一开始没选对人,表现完全不如预期,双方就会出现矛盾,“管理者如果是科学家,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因为科学家经常是科学思维,相对固执。”
“你可以不懂,但不要掺和。”奥博投资前资深董事总经经理王健发现,“越是年轻的投资人,就像刚刚开车的人,非常小心。这类投资人可能凌晨一两点还打电话,但常常抓不住重点,他觉得控制越多越安全,其实这越浪费大家的时间。”
有时候,创业者的心态也比较微妙,“很多创业者,特别是年轻的没有很多经验的创业者,他认为投资人就是来占他便宜的,比如投资人投几千万美元,占股比例超过50%,就像一艘船别人已经占了2/3。使得创业者对投资人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和芥蒂。”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每个个案背后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最终的出发点和终点一致:让项目更好、更快地实现自身价值。若是秉持此原则,不管是资本方强势还是科学家强势,受益的都是产业和产业服务的患者。
本文刊载于《医药界》·E药经理人杂志2020年10月刊“中国医药产业投融资年报”专题,原标题《孵化投资迈不过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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