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gji Biology (Suzhou) Co., Ltd

PD-1/PD-L1作用于人体免疫系统，被认为是抗肿瘤治疗的“杀手锏”，更被誉为广谱抗癌药，也是药企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之一。国内多家企业均有所布局。今年的AACR，与PD-(L)1相关的单/双/三抗、ADC产品可谓百花齐放。AACR会议期间，至少有13家中国Biotech公司带来了PD-(L)1相关成果展示，其中4款单/双抗产品已上市，4款PD-(L)1在研单抗、双/三抗组合产品，5款处于临床前PD-(L)1双抗、ADC产品，足以证明该赛道竞争的火热态势。2024年AACR展示的国产PD-(L)1药物01PD-(L)1药物市场规模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指出，全球PD-1/PD-L1单抗市场预计于2025年达到626亿美元。其中，中国PD-1/PD-L1市场规模预计将于2025年达到519亿元。巨大的市场下，国内多家企业均有所布局。据 Insight 数据库显示，在国内已获批上市以及处于申报上市阶段的 PD-(L)1 单抗高达22款，目前临床试验多以拓展适应症或者联合用药为主，涉及企业超百家，处在III期临床阶段的管线也超百条。近期各家企业年报披露的国内PD-1业绩排名浮出水面。从已上市产品销售额来看，百济神州以38亿销售额遥遥领先，复宏汉霖作为后起之秀，在2023年实现了11亿元的销售额，并成功反超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成为国产PD-1领域的一匹黑马。毫无疑问，在产品的竞争上，PD-1/L1依旧是药企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之一。2023国内PD-1销售额排名|来源财经网医药吉满生物为了满足广大用户需求，可以提供PD-1/PD-L1稳定过表达细胞系、报告基因检测细胞系、抗体和蛋白现货产品；旨在加快药物研发进程，助力临床申报。具体咨询吉满客服电话（同微信）：18916119826。02PD-(L)1双抗荣昌生物在AACR上展示的是自研PD-1/VEGF双抗RC148，RC148为荣昌生物首款双抗新药。去年8月29日，荣昌生物在Clinicaltrials.gov网站上注册了RC148的一期临床试验。RC148是一种新型的人源化IgG1沉默双特异性抗体，靶向VEGF和PD-1。在临床前研究中，RC148阻断VEGF与VEGFR和PD-1与PD-L1的结合，阻止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生长和迁移，实现有效的T细胞活化，在啮齿动物模型中表现出协同抗肿瘤作用，并在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中显示出安全性。开拓药业一项临床前研究PD-1/ALK-1双特异性抗体Nivo813也在此次AACR大会入选。临床前数据表明，Nivo813是一种双阻断抗PD-1/ALK-1双特异性抗体，同时显示出与细胞表面PD-1和ALK-1的结合效力，在体外表现出剂量依赖性的抗血管生成和强大的抗肿瘤疗效，支持其治疗人类癌症的临床潜力。目前国内PD-1/VEGF双抗赛道已打的火热。康方生物AK112为全球首款PD-1/VEGF双抗，并与Summit达成50亿美元合作开发协议，首付款即高达5亿美元。此外，君实生物也申报了PD-1/VEGF双抗，荣昌生物、开拓药业的加入无疑为此靶点双抗的竞争又加了一把火。03PD-(L)1三抗嘉和生物的GB268，宏成药业的HC010，这两款均为PD-1/CTLA-4/VEGF三抗。此外还有烁星生物带来的PD-L1/EGFR/CD28三抗SM2275。嘉和生物的GB268是同类首创的抗PD-1/CTLA-4/VEGF三特异性抗体，设计创新。临床前数据表明，GB268在引发抗肿瘤反应方面非常有效。同时，免疫相关的不良事件得到缓解。上海宏成药业自主研发的1类生物制品创新药注射用HC010是一款针对晚期实体瘤的注射用冻干制剂，靶向人PD-1、CTLA-4和VEGF的三特异性抗体，属于全球首创。其设计目的是用于阻断PD-1与其配体PD-L1/L2、CTLA-4与其配体CD80/CD86以及VEGF与其受体VEGFR2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抑制两个免疫检查点和血管新生，从而促进抗肿瘤免疫和血管正常化。该项目已于2023年12月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临床试验。结合临床前疗效和安全性数据，HC010在治疗抗PD-1抗体耐药NSCLC患者方面显示出潜在的益处。烁星生物的SM2275是使用 StarMab 专有的 Quadbody 多功能 VHH 抗体平台开发的。M2275是一种新型双 EGFR 和 PD-L1 靶向、条件性 CD28 激动抗体。它通过独特的作用机制在临床前研究中验证了良好功效和安全性。值得一提的是，烁星生物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生物制药公司，利用自创的纳米多抗生物药平台技术，开发创新的纳米抗体药物。04PD-(L)1ADC药物与非特异性小分子细胞毒性药物相比，ADC显示出更好的疗效和靶点选择性。康源久远是全球唯一一家开发基于PEG的双抗ADC的公司，其利用聚乙二醇双抗ADC（P-BsADC）技术平台开发的CD47/PD-L1双抗ADC JY207在AACR上展示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表明，JY207在体外和体内均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其作用机制已得到充分认识。这些发现为JY207作为CD47/PD-L1双阳性癌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提供了证据。05结语进入「后 PD-(L)1 时代」，各大药企为了延续 PD-(L)1 单抗的生命周期，或拓展差异化适应症，或探索联合疗法。无论PD-(L)1 单抗还是ADC，单药治疗难免力所不及，而PD-(L)1联合用药能发挥出「1+1>2」的疗效。AACR上的”百花齐放”的国产PD-(L)1组合药物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来临了。细胞系产品查询投稿丨商务合作转载丨加交流群往期推荐视角 | 纸面之外的药明康德2023年报Claudin18.2ADC赛道群雄逐鹿：3家率先进入III期临床下一个10亿美元重磅炸弹选手"裁员潮”仍在加剧：2月多家药企裁员点击下方“药研网”，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创新药行业大起大落的三年，风险极高、失败率极大的早期创新孵化领域收缩明显。国内创新药赛道种子轮/天使轮、Pre-A~A+轮融资事件和金额走势医药魔方InvestGo医疗健康投融资数据库显示，2013~2023年，国内创新药赛道种子轮/天使轮和PreA~A+轮投资事件逐年减少，投资金额则在2021年冲高后回落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国内创新药种子轮/天使轮投融资事件仅46起，总金额约12亿元人民币，为201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在这样颇具挑战的创新孵化大环境中，一家“年轻”的资本却逆势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设立至今三年多，复健资本新药创新基金已孵化出10家创新药企业，其被投企业已有多个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尚不满5周岁的复健资本，来头不小——复健资本由复星医药作为控股股东于2019年发起设立，专注于医疗大健康领域的投资。复星医药是国内创新药产业的头部玩家。早在2014年，中国创新药行业仍在起步阶段，复星医药就作为LP参与投资国际顶尖孵化基金。复星医药先后与以色列Pontifax基金、波士顿MGB（Mass General Brigham Ventures），旧金山BCF（Berkeley Catalyst Fund）、剑桥CIC（Cambridge Innovation Capital），以及牛津OSE（Oxford Science Enterprises）达成战略合作，通过海外基金间接投资全球生物医药创新项目，或通过设立国内平台公司引进并共同转化全球顶级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2020年8月，复健资本旗下首支以控股孵化模式为主的新药创新基金成立，首期规模15亿人民币，聚焦临床重要的未满足需求，专注转化基因细胞治疗、大分子等领域的潜在突破性疗法，力图成为“中国生物医药CVC的标杆”。复健资本如何逆势在创新孵化领域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近日，医药魔方Invest采访了复健资本联席CEO兼新药创新基金总经理崔志平及其团队，破解复健资本新药创新基金的逆势生长之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于新药创新基金这样一个控股孵化基金来说，“找钱”不仅是募资，更是处理孵化企业和基金的关系。崔志平解释道：“我们参观过不同的孵化模式，有单纯物业出租的，有物业出租+孵化打造生态的，也有基金+孵化器模式。我们采取的模式是‘基金+孵化器’，投、融、管、孵、退，一个团队来做。这种模式也更能让基金团队和孵化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大程度形成合力，启动、发展孵化企业。但创新药行业是出了名的长周期、高风险，药物从发现到真正上市，环节极多，往往需要多方参与，加上公司治理，问题就更复杂。对此，崔志平团队给出的破解之法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崔志平2005年加入复星医药后，带领团队积极走出去，学习了解海外源头创新孵化模式，期间，复星医药作为LP投资了多家海外基金，帮助复星医药储备了不少全球领先的创新药项目，助力复星医药“从仿转创”。这些经历，让崔志平感叹：“这个行业的成功率，就看你的团队，专业程度越高，成功率越高。”作为控股孵化型CVC，团队的“专业”之一就是要决定“孵化什么技术、疾病领域的公司”。就此，新药创新基金主要考虑三点因素：其一，未满足临床需求；其二，全球前沿技术；其三，与复星医药的现有生态圈形成战略协同。尤其在技术上，崔志平所说的“专业”，并不只是基金团队要“看得懂”，还要从产业视角，结合技术成熟度、市场和竞争综合判断：“我们做项目，太早了，死在沙滩上；太晚了，卷到后面了。”新药创新基金一期主要布局基因治疗、细胞疗法和创新生物药实体（如双特异抗抗体、ADC、核酸药物）。“现在成熟的、最新的技术，我们全部覆盖；我们关注的几乎全是大分子。”崔志平解释道。就基因治疗，新药创新基金布局了两家公司，分别做内耳听力损伤药物和眼科药物。“因为目前（基因治疗）生产成本高，所以我们做这种剂量比较小的、生产工艺能够解决的产品，比如治疗眼睛的药物，给到患者10e10-11的剂量（病毒基因组，vg）就可以。”崔志平解释道。崔志平反复提到，基因治疗和细胞疗法的春天还在后面：“随着生产工艺的提升，基因治疗可以拓展到其他的疾病领域。细胞治疗，比如CAR-T是肿瘤免疫方向的，但未来，我认为会在再生领域广泛应用。人体有200多种细胞，我们现在只做了两种，第一个是iPSC诱导的角膜内皮细胞，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中国率先上市的iPSC诱导的细胞产品。”“下一个风口可能是抗衰老相关的疾病。两年前我们感觉（这个领域）时机没到，还需要很多技术的突破。”崔志平透露。除了选对技术和疾病领域，新药创新基金还通过“投资组合+打法”的组合拳来规避早期研发风险。“孵化是一定要一群项目，不同的技术赛道，不同的疾病领域，形成一个组合，才能平衡风险。”崔志平笃定道。打法上，新药创新基金遗传了复星医药多元化、开放式创新的基因，将引进和早研相结合，释放部分风险。新药创新基金孵化的10家公司中，有3家是围绕特定领域，通过复星医药全球化基金网络布局，引进国内外领先的产品或技术而组建的平台公司。新药创新基金团队的专业既在于整体布局，也在于事无巨细的投后管理工作——不同于一般的基金，新药创新基金与几家孵化企业同在“初创公司聚集地”复星医药张江产业园的一栋办公楼中，以方便基金团队与孵化公司及时沟通、快速解决问题。孵化公司星济生物CEO安毛毛博士指出，新药创新基金细致的投后管理能够让科学家团队更加聚焦地开展研发工作，用一句话总结新药创新基金的服务就是“新药基金是孵化公司强大的后勤基地”。具体来说，新药基金为孵化企业提供的最大的一个帮助是“融资”，另外一个就是提供企业运营方面的建议，比如企业怎么搭架构，怎么管理运营，包括人、财、法这些方面。”复健资本新药基金董事总经理宋怀恩补充道：“比如期权池设立、团队构建、产品管线配置、对外合作等，都需要我们投资人员充分介入到投后管理中。”培养这样一个专业团队，也是崔志平三年来付出心力最多的地方，“我们团队，原来大家都没有基金投资的经验，更多的是看并购、海外BD的项目，也没有规模化和科学家在早期项目上合作过。做早期孵化，需要更加全面，不单要能看得懂产品，看得懂技术，更多（要考虑）商业上的问题，以及如何和科学家沟通、协同各方。”做孵化，资源协同是王道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长于科研的科学家。在目前新药创新基金孵化的10家公司中，6家都是与科学家或教授合作，将无形资产折算成股权，与基金共同孵化公司。科学家、教授，是新药创新基金的重要资源之一，目前，基金已与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达成合作，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是主要锚点。一般来说，新药创新基金会就已布局的技术领域对标头部专家，同时在国内外高校中搜寻合适的创始科学家和相关项目。如成立于2020年的星济生物，专注于抗感染大分子药物，其创始人、联席CEO兼CSO安毛毛博士是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课题组长（PI），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抗感染抗体药物研究。谈起和新药创新基金的“缘分”，安毛毛回忆道：“新药创新基金一开始就是希望把我们国家大学、科研院所里的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 所以在基金成立前期就在各个大学年底的PI汇报会上找。我也是那个时候在同济医学院的会上认识（他们）的。原来我也有两个产品转让出去，就一拍即合。”目前，星济生物6个产品管线中有2款药物将在2024年进入临床II期。新药创新基金孵化公司时，同时注重科研实力和产业经验。如果不是安毛毛博士这样本身兼具二者的创业者，基金团队还要负责“配对”。例如聚焦全人源纳米抗体的平台型公司博奥明赛，新药创新基金一方面找到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应天雷教授联合创立公司并任CSO，他主攻的研究方向就是恶性肿瘤及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性全人源单抗药物研发；另一方面，新药创新基金在一次biotech闭门会上结识了产业经验丰富的涂超博士，他是多家生物医药公司的创始人，具有超过20年的生物治疗药物研发和BD经验，领导过20多个治疗性抗体项目，任博奥明赛联合创始人、总裁和CEO。博奥明赛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全人源纳米抗体库 (UDABTM)，多样性达万亿级（1012）。公司目前有十多个在研的全新大分子生物药物，包括多个国际上首创的全人源纳米抗体（VH）以及在肿瘤微环境中（TME）特异性激活NK细胞的双（多）特异性纳米抗体 (UDAB-MTM)。目前进展最快的产品是一款广谱抗新冠病毒的吸入式给药的纳米双抗，处于临床II期，有效解决病毒免疫逃逸问题，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出高效、广谱的抗病毒活性。不过，作为新药创新基金的孵化企业，科学家专于研发，但不能只做研发。相较于一般基金与企业“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崔志平将新药创新基金和孵化企业视作一个团队：“原来这些科学家只要搞研发就好了，现在他们团队一起去融资，一起去搞BD，一起去路演，我们是有经验，科学家他们都没做过，我们要一起做。”专业能力加上通力合作，这两家最早成立的公司已经逐渐孵化成型，不仅有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且社会资本开始参与公司融资，不再完全依赖基金“输血”。不过，到这一阶段，新药创新基金的工作仍未结束，还会依托复星医药的后端资源继续赋能孵化企业。在宋怀恩看来，这是新药基金能做好孵化的优势所在：“想把孵化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后有多少资源来支持。背后有复星的很多团队，我们才敢在不同的细分赛道做早期布局，另外，biotech做到中试、临床实验、生产和商业化，都需要外部资源，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复星医药资源、渠道，以及外部CRO等资源，把这个系统盘活。”新药创新基金将基金与孵化企业看作一个团队、一个系统，如同一个池塘生态系统，科学家、教授、全球化基金布局等都是外部资源，如池塘上空的太阳能，而复星医药内部强大的后端资源则是这片池塘的肥沃土壤，巧借外部、盘活内部，才能创造出充满生命力的池塘，正如不断孵化创新药企的基金团队。推荐阅读提前5年投中全球最热靶点，这家投资机构越“冷门”越重仓Copyright © 2024 PHARMCUBE. All Rights Reserved.欢迎转发分享及合理引用，引用时请在显要位置标明文章来源；如需转载，请给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或发送消息，并注明公众号名称及ID。免责申明：本微信文章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不可直接作为决策内容，医药魔方不对任何主体因使用本文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2024年已经开启。对于新的一年，大多数产业人士收敛着乐观态度。“2023年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看项目，但最后敲定的寥寥无几。”一级市场投资人林若(化名)苦笑着提到。“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两年谈赛道和靶点都没有意义了。比如我们今年看了好几个不错的ADC项目，最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凛冬已至，群狼活，独狼死。抱团取暖的投资模式成了熬过这段时期的关键。要集中力量，就必须找到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尽可能地创造利益倍数。而在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就是那个最大公约价值。在过去，原始创新主要解决的是内卷。一个业内人尽皆知的数据是：全球前十大创新药热门靶点的集中度为7.68%，我国这一数值则已达到19.38%。低垂的果实被摘完倒逼着企业往更高处钻研，而从长远来看，让产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作为“paper”大国的科研优势，这才是必然走向。道理大家都懂，但谁都不愿意去做吃螃蟹的人。原因在于，很多时候大家没有动力去做这种风险高、门槛高的事情。毕竟，第一个吃螃蟹的最容易被夹：业界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BD玩法，比起去投资一篇确定性很低且周期长的新paper，显然投身于经市场验证后的赛道或靶点更有把握。业界的这种“冷漠”导致我国大量的原始创新成果被束之高阁。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上市的37种一类新药中仅有3个产品具备原始创新作用机制。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8%，低于全领域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20%。而在美国和日本，同领域比率接近70%。而在如今的特殊时期，原始创新似乎重新唤起了资本的兴趣。一些人感到，原始创新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找钱快车道。“在中国，最大的市场话语权来自医保。而医保看重的是临床需求。在这方面，医院和医生其实是最懂的。为了走向更大的市场，临床的科研专家应该引导资本，而不是反过来。”复健资本联席CEO、新药创新基金总经理崔志平在接受采访时说。而另一个原因，在于原始创新讲求价值接力的投资模式。原始创新的投资主体包括了国家的科研基金、地方的产业基金、大药企的孵化基金等。项目早期，有政府的启动资金和优惠政策兜底；晚期，有大药企的商业运营助阵。这些都为一些中小型基金省去了不少的金钱、风险、时间，以及心理负担。“有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蛋糕的块数尽可能切得少，这样自己分到的才多。没钱的时候，一块蛋糕的块数肯定越多越好。因为基金可以用在一块蛋糕上省下来的去买一点其它蛋糕，来做到风险管理。”崔志平说到。然而，有合作的地方就有冲突。要吃上蛋糕，就首先要解决多方利益的平衡。01药企和基金国外的原始创新转化率之所以更高，在一些药企看来，要归功于当地投资界的专业水平。“专业度越高，容忍度越高，”一名头部药企创投业务高管评价道，“我们接触下来，很多美国的潜在投资人问问题、竞标，都非常在点子上。和做药的有共同语言。所以如果我手上有一个项目数据好，在当前的一个环境之下，那我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带着公司到美国去IPO。”言下之意，是国内的投资圈“看不懂”原始创新的潜在价值。当然，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发现它的价值。另一位行业人士也提到，目前很多产业基金和学研机构之间存在合作意愿，但缺乏有效的理解和沟通机制。“很多投资机构很愿意和专家接触，但大多非常浅表。他们同时看好几个项目，很难分出人手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某一个项目的创新机制和价值。”因此，中小型基金参与原始创新，往往要依赖明星企业所建立的投创与孵化平台。但同时，这种模式依然存在一定隐患。“大药企做孵化，还是围绕自己的核心管线，做一些打法的配合。有些企业在内部自研领域做得很强，但还缺乏外部创新孵化的经验。”一位国内医药投资人总结道。在这个意义上，投资机构和大药企联合孵化，几乎存在天然时差。投资机构需要恪守一定的退出时间表，以保持相对稳定的资金流转和投入产出比；而大药企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灵活，需要根据自身企业的战略变动、市场与政策突发风险等，来对孵化企业进行调整。因此，即使双方争议可以依循合同法得到解决，但也很难达到真正的平等共赢。对此，业界也在探索更妥当的应对方法。其中之一便是由大药企来做GP（General Partner），和众多基金一起捆绑成为坚固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采取的就是基金加孵化一个团队，投、融、管都是一个团队在做。我们可以用基金管理费去深度赋能这批孵化的公司。现在大部分所谓的孵化就是帮着租房，但实际上从场地、资金，到技术、人才，复星医药能为初创企业做的事情非常多。”崔志平说到。以往药企习惯的是做并购和LP（Limited Partner）。孵化这件事，要么是为了和母公司产生协同关系，要么是为了加杠杆，做业绩或者玩金融游戏。比如截至去年6月，就有60多家药企以LP的身份重新进入行业。毕竟，有着现金流的企业如果短期没有大幅扩张的需求，以投资人的身份去赚点财务收入以及薅一些产业资源，已经成为现阶段主流玩法。然而，当药企成为GP后，和直接收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要考虑的是旗下基金的利益。但GP和LP的共同愿景无非是将被孵化企业做得更好，但作为制药公司，显然在“服务”这块能做得更好。“一个基金10个亿，绝大部分都是以参股投资为主。因为大家都知道原始创新的孵化是苦活是累活的。”而把这些活儿交给药企GP，专业性这一块有了充分保障。在这种模式下，药企不只是一块吸金的招牌，同样还是投前投后的保姆、是技术门槛的守门人。以复星医药旗下复健资本新药创新基金孵化的两家biotech：博奥明赛和星济生物为例。前者做纳米双抗，后者专注大分子抗感染产品，都有做出FIC的潜质，也都是国内这波创新药弄潮儿里的一员。但和绝大多数双创企业不一样的是，这两家科学家立身的biotech可以做到只专注“科学研究本身”，因为所有跟“business”有关的事项，全部都有复星医药这家老牌制药公司来护航。科学家因为思维体系和做商业的天然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钻研未知，后者是培育市场，国内高校里的转化成果天然离创业这件事很远。但是目前已经开始有一批产业里的玩家在尝试打通这层阻隔了。02License in不香了么？搞源头创新，就是拥抱不确定性。在整个市场还可以“买买买”的年头里，原始创新在资本眼里无疑是拥抱风险。既然可以从0.5到1，为什么还要去做从0到1这种不确定的事情？今非昔比。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外部研发数量走低，内部研发重新占领高地。根据医趋势统计，2022年全球创新药License in项目的终止数量创新高，超过60项。“中国的创新药不再License in，是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代。”崔志平说到。“以前的生物医药市场，连仿制药都可以性感，更何况是海外引进新药呢？但现在，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关于出海的。你没法把License in的东西再License out出去。”当中国创新药的手不再向外伸，内循环便成为一种新的流行。对比之下，本土的原始创新有它的优势。其一是成本。据林若介绍，同一种适应症的临床费用，美国基本上是中国的数倍到十倍，除非是有着绝对的把握，否则这是一项风险极高的选择。目前绝大多数本土公司都是选择“借鸡生蛋”的模式去做：跟跨国药企合作，用全球权益去换对方对海外临床的成本负担，自己做的少之又少。其二是丰富的科学成果。如今，中国本土研究机构每年在《Nature》、《Science》、《Cell》三大顶刊发布的论文数量大约在100-150篇左右，约占全球总数的10-15%，仅次于美国。用其他的各种定量指标衡量，例如Nature Index，高引用论文，高引用科学等，也都会得到类似结论。其三是完整的产业链。这不仅意味着原始初创能被更好地赋能，也使得孵化的资金渠道更有层次。在医疗专项投资基金中，往往能看到多方角色的身影。比如像药明或泰格这样的CXO企业，以投资方式达成获客的目的；比如各地国有资本，将政府基金导流进中后轮的企业融资；甚至还有IPO热潮后财富自由的企业高管或创始人，摇身一变成为专业的个人LP。大部分企业还是选择BD和孵化两条腿走路。最近几年，一些MNC也开始在国内建立产业孵化器，投资早期原始创新项目。比如当年罗氏投资近3亿元启动“罗氏中国加速器”，比如诺和诺德的INNOVO、EntreStar等平台，都是为学者和创业者打造的合作项目。但在林若看来，很多的药企孵化器模式，并不真正具有投资功能。“有的就是搞个比赛，其实就是来看项目的。真金白银的东西很少。”此外，大部分MNC是以“撒网”的方式对待孵化，一笔孵化基金的钱可能还到不了一笔BD首付款的一半。说白了，这些MNC要的不是钱，而是技术与管线，所以投资以及孵化公司的发展对它们而言都意义不大。而这些被孵化的创新项目，也大多只停留在开发最早期的实验室分子筛选阶段，无法成长起来。2023年，MNC既往的在华BD并不顺利，百济和诺华、天境和艾伯维、基石和EQRx逐一分手。BD终止是业内常态事件，一大半的原因来自于MNC自身的聚焦管线调整，因此并不能以此说明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低下。然而，对于被孵化的公司来说，这种“常态”对其的打击又是实实在在的。拿不到后续付款，业内口碑急转直下，如何起死回生，这时候就要看孵化器的投融能力是否过硬了。03走出体制，再进入另一个体制中国原始创新的研究主体是谁，这一点一直存在争议。明面上，是医院和大学。我国一直提倡医药创新应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医院的临床资源结合药学院、医学院等科研单位的人才、设施、理论成果，构成了前沿领域的研究基础。然而，这两类主体在体制内面临着一些问题。“大学里面做研究转化遇到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设备，一个是资金。买一台仪器要几百万，做一个实验要上千万，而学校主要依赖于政府发放给学校的研发资金，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申上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才50万，做一个实验就没了。”星济生物创始人安毛毛说到。而在医院，矛盾更加突出。有论文统计2016-2020年上海12家高校附属医院后发现，五年专利转化率仅为4.3%，甚至比国内高校平均的5%还要低。尽管大多数医院都声称在向研究型医院转型，专利数量直线上升，但大多数都是为完成晋升或绩效指标、并不具备真正产业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医院研究者申请的专利一般为职务发明，所有权归属医院。这也导致医学工作者的创新动力较弱。“大部分医生能拿到的，就是许可和转让费，是很少的一笔钱，作价入股很困难。所以医院里有研究能力的医生对科研没热情，项目都让自己团队里的小医生代劳了，导致成果低质量。”安毛毛说。很多研究者因此走出体制，进入各大biotech的创始团队。他们往往第一个奔向的就是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首先是因为钱多：2023年在一些省市，政府引导母基金或专项基金群的规模都已突破千亿。其次是因为很多地方基金还承担着招商引资的任务，而这些研究者提供的人才资源和技术生态，可以引流更多的社会资本，带动地方产业升级。一般来说，研究者在当地初创的企业，就必须申报当地政府基金。但有些企业在其它城市拿到了更好的价码，也会选择把团队搬过去。在这方面，项目早期的初创biotech反而具有更高的灵活性。“政府招商相对来说更喜欢临床后阶段的项目，但二期三期的项目基本都是到了20亿以上的估值，如果没有股权投资或者较大的研发补贴，一般企业不太会搬过来。相对来说，一期的项目挪一下要容易很多。”崔志平提到。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基金面临的困境，和曾经的体制内研究者们并无二致。在很多地方，一旦被投初创企业临床夭折，投资款项收不回来，政府基金就要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追责问题。而恰好，生物医药又是一个失败率远远大于成功率的行业。“其实原始创新非常考验投资人的眼光。”崔志平说，“必须得看得到未来的风口，也要看得懂早期项目。”因此，和孵化器的选择一样，原始创新企业对于产业基金的选择上，也必须擦亮眼睛。原始创新这条路正在渐渐变得热闹，但人们的脚边却也布满了许多隐形的坑洞。来源 | 深蓝观（药智网获取授权转载）撰稿 | 李昀责任编辑 | 八角声明：本文系药智网转载内容，图片、文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本平台留言，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商务合作 |  张武龙 13368443108（同微信） 阅读原文，是昨天最受欢迎的文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