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jugated Estrogens/Bazedoxifene Acetate

摘要:真核生物转录的早期阶段包括两个主要事件：新合成mRNA的加帽，以及RNA聚合酶II从启动前复合物到生产性延伸状态的转变。加帽检查点模型意味着这些事件是紧密耦合的，这对于确保新合成mRNA的正确加帽是必要的。最近的发现还表明，加帽机制对转录和整个基因表达过程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这些现象的分子基础将在本文中被讨论。1.引文真核生物mRNA的一个特征是5’端存在帽状结构。该结构由倒置的7-甲基鸟苷组成，其与新合成的转录子的第一个转录核苷酸相连，随后被帽结合蛋白复合物（CBC）结合。帽状结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保护mRNA免于5’核酸外切酶降解，以此来稳定新生的转录子。此外，帽状结构有助于聚集用于拼接、3’端加工、导出和翻译所需的因子。mRNA 加帽机制具有三种基本活性：RNA 5’三磷酸酶（RT）、鸟苷酸转移酶（GT）和RNA鸟嘌呤-N7甲基转移酶（RNMT）。在酵母中，有3种独立的酶负责这些活动。RNA 5’三磷酸酶（RT）和鸟苷酸转移酶（GT）在酿酒酵母中结合在一个功能复合物起作用，但在粟酒裂殖酵母中分别发挥作用。在后生动物中，前两种活性由相同的加帽酶（CE）进行，而甲基转移酶（RNMT）活性存在于 RNMT-RAM 复合物中，其中RNMT是催化亚基，RAM 是激活RNMT活性的活化亚基。此外，加帽机制包括帽子特异性mRNA-甲基转移酶 CMTR1和CMTR2（CMTr），以及最近描述的腺苷N6-甲基转移酶（CAPAM）。真核生物的mRNA加帽过程并不总是进行至完成。在哺乳动物中，DXO/Dom3Z和XRN家族蛋白在5’端加帽质量控制中用作监测蛋白质。特别是，脱帽外切核糖核酸酶DXO会降解加帽但未甲基化的早期mRNA。在酿酒酵母中，RNA加帽质量控制存在部分冗余机制：Rai1-Rat1和Ydr370C/Dxo1。当加帽和转录机制紧密耦合时，加帽发生。下面，我们描述了关于加帽过程和转录事件之间联系的观点。表1显示了在不同物种中参与建立这种联系的因素列表。2.加帽检查点模型RNA聚合酶II（Pol II）依赖型转录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和信号调节的复杂过程，其中涉及多个检查点，以确保正确的mRNA合成和mRNA-蛋白质复合物的组装。主要检查点包括正确的mRNA加帽、剪接和3’端形成。真核生物转录发生在以下基本阶段：起始前复合物的组装、起始、延伸和终止。起始到延伸的转变进一步分为“早期延伸”和“生产性延伸”。这两个子阶段由RNA聚合酶II的暂停进行区分：在大约20-60个核苷酸转录后，RNA聚合酶II停止合成，直到特定信号出现。对hsp模型基因这一现象的早期研究表明，停顿与mRNA帽状结构的形成有关。加帽检查点模型表明RNA聚合酶II在启动子近端区域暂停，以确保在生产性延伸开始之前mRNA加帽。早期延伸的停止确保了加帽酶的聚集，这反过来又吸引了其他因素来取消早期延伸的停止。随着RNA聚合酶II穿过暂停区域，加帽逐渐发生：最近的暂停RNA大部分没有加帽，而更远端的完全加帽。在此上下文中，加帽意味着添加鸟苷，而其在转录过程中甲基化的时间点尚未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加帽”在下文中指的是添加鸟苷的事件，并特别指出了其甲基化的情况。即使在暂停阶段，有几个因素可以确保进行适当的转变。转录起始后，DRB敏感型诱导因子（DSIF）结合RNA聚合酶II，并将负延伸因子（NELF）聚集到染色质。后者导致转录暂停，在此期间加帽机器聚集。在早期延伸过程中，RNA聚合酶II C末端结构域（Pol II CTD）在第5个丝氨酸残基处被细胞周期蛋白依赖型激酶7（Cdk7）磷酸化，其是TFIIH的一个亚基。磷酸化的RNA聚合酶II C末端结构域（Pol II CTD）和DRB敏感型诱导因子（DSIF）的Spt5亚基聚集加帽机器。加帽酶的聚集可以缓解负延伸因子（NELF）的作用，并为正转录延伸因子（P-TEFb）加载提供平台。后者使RNA聚合酶II C末端结构域（Pol II CTD）、DRB敏感型诱导因子（DSIF）和负延伸因子（NELF）的第2个丝氨酸残基磷酸化。结果，磷酸化的负延伸因子解离，暂停的RNA聚合酶II被释放到生产性延伸中（图1）。3.加帽机器的功能取决于转录mRNA加帽装置和早期伸长因子在细胞核中显示出紧密的联系。连接这些机器的核心参与者是RNA聚合酶II C末端结构域（Pol II CTD）和Spt5。事实上，带有截断CTD的RNA聚合酶II显示了加帽缺陷。RNA聚合酶II C末端结构域具有特定的磷酸化模式，这取决于转录过程的阶段，而加帽酶（CE）的聚集和功能取决于该模式。正是磷酸化的CTD将转录与加帽耦合。更准确地说，它在第5个丝氨酸残基处的磷酸化（而不是在Ser2处）激活了加帽活性。启动子上的第5个丝氨酸残基磷酸化提供了正确的早期mRNA加工。第5个丝氨酸残基磷酸化的RNA聚合酶II已被证明可与加帽机器和TFIIH激酶共纯化。最近的研究表明，Ser7磷酸化对于加帽也很重要：鸟苷酸转移酶 Ceg1与酵母中的RNA聚合酶II相关联是必要的。裂变酵母中的Ser5磷酸化RNA聚合酶II C末端结构域和Spt5与鸟苷酸转移酶 Pce1和三磷酸酶Pct1相互作用。在芽殖酵母中，RNA鸟苷酸转移酶 Ceg1与Ser5磷酸化CTD结合，并将Cet1三磷酸酶聚集到RNA聚合酶II，并且还表明Ceg1和Abd1直接独立地与磷酸CTD结合。Ser5磷酸化对于RNGTT结合及其在哺乳动物中的活性也很重要。人类RNA鸟嘌呤-N7甲基转移酶（RNMT）募集还依赖于Ser5磷酸化[46]，RNMT与加帽酶和RNA聚合酶II的伸长形式形成三元复合物。小鼠加帽酶Mce1的鸟苷酸转移酶结构域与磷酸化的CTD结合。此外，哺乳动物鸟苷酸转移酶通过与Ser5磷酸化CTD结合以变构方式激活。因此，加帽机器与Ser5磷酸化Pol II CTD的连接是一个保守的特征。然而，哺乳动物加帽酶中CTD结合位点的位置和组成与酵母加帽酶中的位置和组成不同，后者识别相同的CTD一级结构。在芽殖酵母中，所有3个加帽酶被聚集到转录基因的5’端需要Kin28。这是负责Ser5磷酸化的主要激酶（后生动物中TFIIH的Cdk7亚基的同源物）。抑制人Cdk7活性导致加帽酶聚集减少，从而减少mRNA加帽，并增加RNA聚合酶II启动子-近端暂停。正如预期的那样，在生产性延伸期间，起作用的Pol II CTD磷酸酶拮抗CE结合。因此，磷酸酶FCP1对于哺乳动物中CE与Pol II CTD的解离是必要的。然而，单独磷酸化的Pol II CTD不足以实现高效加帽。有一种CTD独立但Pol II介导的机制，与CTD依赖性过程并行工作，以确保最佳的加帽。酵母中的mRNA加帽酶需要两个界面才能与Pol II相互作用：Ser5磷酸化CTD和Rpb1的多螺旋足域。后者有助于CE与Pol II相互作用的特异性。足部结构域或其相关因子的突变导致Ser5磷酸化增加。在酿酒酵母中，Cet1和Ceg1以异四聚体Cet12Ceg12形式与Pol II相互作用。Ceg1与磷酸化的Pol II CTD之间的相互作用已得到充分研究，但Cet1也与CTD外部转录的Pol II复合物形成广泛的相互作用。Ceg1似乎是可移动的，并且在转录复合体中采用多种构象。还观察到Ceg1与Pol II亚基Rpb7的接触。因此，CTD非依赖性和CTD依赖性网络共享机制的组合在激活共转录加帽。另一个有助于加帽机器募集的转录因子是Spt5蛋白，它是早期Pol II伸长因子DSIF的亚基。Spt5携带CTD，其作用类似于Pol II CTD。Spt5和Pol IICTD对于CE的招募很重要。在裂变酵母中，三磷酸酶Pct1和GT Pce1独立地与伸长因子Spt5结合。在芽殖酵母中，Spt5有助于mRNA加帽酶 Cet1、Ceg1和Abd1的稳定募集。有实验证据表明“Spt5 CTD代码”的概念，类似于Pol II CTD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Spt5 CTD在结构上是灵活的，可以采用由特定细胞Spt5CT受体蛋白模板化的不同构象；此外，Spt5CTD 重复的苏氨酸磷酸化刻有一个二元开关，由不同的CTD受体读取，每个受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与Pol II CTD不同，P-TEFb磷酸化Spt5 CTD阻断了Spt5-Pce1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CE招募的方式可能是物种特异性的。在芽殖酵母中，帽甲基转移酶Abd1直接与磷酸化的丝氨酸5 CTD Pol II相互作用，而裂变酵母中的帽甲基转移酶Pcm1在与Cdk9/Pch1（P-TEFb）的复合物中募集，Cdk9/Pch1显然将加帽装置靶向转录复合物。一个以上的一般转录因子参与适当的加帽。这是TFIIB尖端区域，这是丝氨酸5 CTD Pol II磷酸化和mRNA加帽的适当水平所必需的。在哺乳动物中，第一和第二转录的核苷酸也可以被CMTR1和CMTR2酶O-2甲基化。这种修饰在翻译启始和转录本识别为先天免疫中的“自我”方面具有作用。在转录早期将CMTR1招募到Ser5磷酸化的Pol II CTD中。最近，发现了一种新的甲基转移酶CAPAM。它催化第一个转录的腺苷N6-甲基化。CAPAM被鉴定为Ser5磷酸化CTD相互作用因子1（PCIF1）。虽然最初发现CAPAM对模型基因的RNA聚合酶II依赖性转录有负面影响[68]，但后来的全转录组分析显示其对转录有基因特异性影响。因此，CE与Pol II和Spt5之间存在许多相互作用。这些互动对于CE的招募和功能至关重要。加帽机器与转录装置之间的连接是双峰的。一方面，Pol II CTD可以作为将mRNA 5’端和CE结合在一起的支架，从而提高加帽效率；另一方面，转录因子可以变构地增强加帽机器的活性。4.加帽装置对转录的影响加帽酶（CEs）与转录机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加帽酶与CTD Pol II的相互作用增强了加帽，但加帽酶也会影响转录。如初始所示，Cet1抑制转录再启动，并降低RNA聚合酶II在启动子-近端区域的积累，该区域独立于mRNA加帽活性。Ceg1刺激早期伸长，其突变体在此过程中存在缺陷。最新发现表明，Cet1-Ceg1复合物和DSIF刺激Pol II启动子逃逸并转移到伸长。酵母甲基转移酶Abd1对启动子的Pol II募集具有基因特异性刺激作用。Abd1对转录的刺激发生在甲基化缺陷突变体中，因此与加帽本身无关。Abd1中的条件突变体在某些基因上与启动子结合的Pol II以及在其他基因的启动子清除或早期伸长方面存在缺陷。Abd1 耗竭导致 CTD Ser5的高磷酸化。裂变酵母加帽-甲基转移酶Pcm1将P-TEFb招募到染色质中。当这种连接被破坏时，Cdk9没有被正确招募，Pol II延伸受到严重影响。Cdk9与RNA三磷酸酶Pct1的相互作用也在粟酒裂殖酵母中进行了描述。加帽酶沿基因的分布意味着它们会影响转录的后期阶段。在酵母中，Cet1和Ceg1的全基因组占用仅限于转录起始位点，而Abd1的占用率在下游110 bp处达到峰值，CBC的占用率随后升高。据推测，Ceg1-Cet1加帽装置与转录复合物解离，因为Ser5磷酸化在延伸过程中减少，而酵母Abd1帽甲基转移酶延长了与Pol II CTD的相互作用。人类加帽酶存在于5‘末端和整个基因中，甚至包括poly（A）位点下游超过千碱基的3侧翼区域。因此，加帽因子会影响转录延伸、终止、和mRNA 3’端加工。酿酒酵母Cet1 N端结构域（NTD）促进染色质转录（FACT）的募集或促进染色质转录（FACT），从而增强在Pol II参与活性基因的转录延伸，独立与mRNA加帽活性。Cet1 N端结构域的缺失会损害染色质转录的靶向，从而降低Pol II在转录伸长中的参与度，从而导致Pol II的启动子近端积累。在哺乳动物中，CE在NELF的帮助下抵消转录抑制[28，82]。哺乳动物RNMT-RAM也促进Pol II依赖性转录。RNMT-RAM对转录的影响是直接的并且独立于mRNA加帽、稳定性和翻译。RNMT-RAM结合早期mRNA的整个长度并招募与转录相关的蛋白质。因此，已经发现加帽酶调控转录，并且该调控独立于其酶活性。这种效应的机制似乎是基因和物种特异性的。加帽-转录相互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是CBC。它与早期转录活动也具有互惠关系。CBC参与转录因子的招募和转录的调节过程。CBC与酵母中的CTD激酶相互作用，其消耗影响CTD Ser2和Ser5的磷酸化水平。在哺乳动物中，CBC通过NELF和P-TEFb的募集刺激转录延伸，并且对CTD Ser2磷酸化很重要。在酿酒酵母中，CBC招募Ctk2或Bur2（P-TEFb的直系对照）。Abd1和CBC对于激酶Ctk1和Bur1的募集很重要，这两者促进了延伸和CE释放。mRNA CBC还通过其与酿酒酵母体内Mot1p的相互作用刺激启动子处的预启动复合物的形成。Mot1p是一种转录调控子，可积极或消极地以一种基因特异性方式调节Pol II转录基因表达。CBC通过阻碍终止因子Pcf11p和Rna15p（裂解因子CFIA的亚基）的募集来抑制弱终止子。因此，CBC在转录过程中具有多重功能。最近，聚腺苷酸结合蛋白相互作用蛋白2被描述为CBC的一种新型伴侣。这些蛋白在转录的早期延伸共同作用，它们的消耗会影响果蝇中的Ser5 CTD Pol II磷酸化。5.加帽作为基因表达的调控步骤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例子说明mRNA帽状结构形成受到不同信号的调节。这些信号调节mRNA帽状结构形成的速率和程度，导致基因表达的变化。第一个被描述的调节加帽的例子是c-myc依赖性活化。c-Myc调节许多转录子的帽状结构形成。c-Myc增加了催化活性CE向Pol II及其靶基因的募集。此外，c-myc导致帽状结构甲基化增加，这对c-myc依赖性基因调控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增加的帽状结构甲基化与TFIIH和P-TEFb活性的c-myc依赖性增强有关。由于7-甲基鸟苷帽状结构是有效翻译所必需的，因此增强的甲基化帽状结构形成也将蛋白质产量从c-myc响应基因水平的提高到超过转录诱导的水平。因此，无论转录增强本身如何，加帽的调节都是增强蛋白质合成的一种方式。另一个例子是E2F1转录因子，它通过依赖于Pol II磷酸化的机制促进帽状结构的形成。加帽由信号通路调节。例如，RNMT在细胞周期中被CDK1-细胞周期蛋白B1磷酸化并激活。这导致帽状结构甲基转移酶活性升高，同时转录在有丝分裂后G1期开始时重新开始。这是协调mRNA加帽与转录爆发的方法。在酵母中，营养饥饿导致帽状结构甲基化普遍减少。据报道，输入蛋白α刺激一般帽状结构甲基化。相反，CE mRNA-cap通过调节果蝇中的PKA活性来正向调节Hh信号活性。因此，mRNA加帽的调控因子，加上加帽质量控制机制，也许提供了另一层基因表达的调控。6.结论和前景上述加帽检查点模型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然而，目前的加帽/转录相互作用模型尚未完成。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未来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澄清将加帽与转录暂停和延伸联系起来的因果关系。加帽蛋白和转录机器之间的广泛相互作用网络尚不清楚。因此，对新生mRNA进行CBC募集的机制知之甚少，监测去帽机器的募集也是如此。物种和基因特异性相互作用特别令人感兴趣。加帽和转录机器具有一些物种特异性特征，例如存在相当数量的后生动物特异性因子和种内副群（表1）。此外，高等真核生物CE的非催化调控域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即使在密切相关的物种中。这些事实可能意味着，在与转录装置的特定相互作用中，这些因子和结构域都有参与。上面一些例子提到了物种特异性连接，包括哺乳动物/酵母CE与磷酸-CTD Pol II相互作用的不同位点，芽殖/裂变酵母中GT-RT与Pol II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哺乳动物中存在NELF-CE相互作用，以及转录机制中Abd1 / Pcm1的不同靶标。加帽机制功能中的基因特异性已经在一些例子中进行了描述，例如前面提到的c-myc和E2F1依赖性加帽调节。其他基因特异性转录因子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起作用并调节局部加帽。加帽因子也可能是基因特异性信号通路的靶标，例如RNMT的NTD，其携带多个修饰位点。加帽步骤并不总是进行至完成。一个重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这是否仅仅是加帽过程固有的低效率的结果，还是调节早期mRNA加工的调控活动。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么所涉及的成分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出决策：哪些早期mRNA应该加帽？先前的加帽模型表明，加帽通过阻止mRNA降解，在调控因表达方面起着“被动”作用。现在很明显，加帽可以被修改为“主动”调节mRNA或选定的子集的命运。目前尚不清楚哪组基因和转录因子参与调节加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更深入地了解信号通路对加帽的影响以及加帽调控在整个基因表达中的作用。原文来源：Interplay of mRNA capping and transcription machineries.

LBA501-LUMINA研究：T1N0管腔A型乳腺癌保乳手术后去放疗的前瞻性试验 早期乳腺癌患者保乳手术（BCS）后，通常会辅助放射治疗（RT），以降低局部复发（LR）的风险。然而，这种治疗方法不仅费用昂贵且不方便，并伴有急性和晚期毒性。单靠传统的临床病理因素（CPF），很难识别出局部复发风险低到可以免于放疗的那部分患者。 已有研究显示，分子分型中管腔A型复发风险最低；对先前试验的回顾性分析表明，60岁以上的管腔A型1-2级T1N0 BC患者接受BCS和内分泌治疗后局部复发风险较低。目前，尚未有前瞻性研究评估CPF结合管腔A亚型指导RT决策的能力。 来自加拿大的Timothy Joseph Whelan教授等人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纳入标准为：≥55岁女性，已完成保乳手术的1-2级T1N0 BC患者，切除边缘≥1mm；管腔A亚型（定义为：ER≥1%，PR>20%，HER2阴性，Ki67≤13.25%）；并辅助内分泌治疗。ER（雌激素受体）、PR（孕激素受体）和HER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表达情况根据ASCO指南在当地进行评估。 符合临床纳入标准，且ER≥1%、PR>20%、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被登记，并使用国际Ki67工作组认可的检测方法，在加拿大三大中心实验室中的一个进行Ki67免疫组化染色，每年进行实验室间的质量评估。Ki67≤13.25%的患者中被纳入试验，并被分配不接受RT治疗。 研究的主要结局是LR的时间（定义为从入组到发现同侧乳腺中任何浸润性或非浸润性癌症的时间）。假设5年LR率为3.5%，至少需要500名患者的样本量，在双侧可信区间（CI）为90%（单侧为CI95%）的情况下得出<5%的显著差异。患者在前两年每六个月随访一次，然后每年随访一次。使用死亡作为竞争风险模型的累积发病率函数估计LR的概率。次要结局为对侧乳腺出现肿瘤的时间；无复发生存期（RFS）；基于任何复发、第二次癌症或死亡的无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 在2013年8月至2017年7月之间，来自26个中心的727名登记患者中有501名患者的Ki67≤13.25%，并被纳入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5年，中位年龄为67岁，其中442名（88%）患者的年龄<75岁。肿瘤的平均大小为1.1厘米。5年的LR率满足预期。 这项研究表明，≥55岁1-2级T1N0管腔A型女性乳腺癌患者，接受保乳手术后辅助内分泌治疗，5年时局部复发风险非常低，可以免于放疗。 ENZAMET的首次计划中期分析表明，在34个月的中位随访期之后，出现243例死亡病例，表明恩扎卢胺联合标准疗法治疗mHSPC带来的总生存期受益具有临床意义（HR=0.67,95%CI 0.52-0.86,p=0.00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了出现470例死亡病例后所进行的预定分析的最新OS结果。 这个研究将mHSPC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接受睾酮抑制(TS)联合非甾体类抗雄性激素（NSAA）药物或者恩扎卢胺治疗。分组因素包括年龄、瘤荷（高 vs 低，根据CHAARTED定义分组），以及由主治医师指定的是否计划同时接受多西他赛治疗。 1125例患者进行了随机分组，中位年龄为69岁，其中503例患者同时还接受多西他赛治疗，602患者有较高转移瘤荷。下表中的OS是基于476例死亡病例的分析结果，这些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8个月，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19日。与对照相比，所有接受恩扎卢胺治疗的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0%（p=0.0001）。表中展示了根据瘤荷状态，以及同时接受多西他赛治疗的M1高瘤荷和低瘤荷分组的结果。 与NSAA相比，恩扎卢胺联合TS在合并的总体队列中带来了具有临床意义的OS延长，在额外的三年随访时间里，这种获益持续存在。尽管TS+多西他赛+NSAA组的患者生存期相对较长，但低瘤荷患者的OS获益更为显著，不过在M1高瘤荷患者中也观察到OS受益。 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对卵巢癌（OC）患者一线维持治疗显示出有效性，但可能从中获益的人群仍不明确。 Bradley J. Monk教授等人开展的ATHENA-MONO研究，旨在评估rucaparib单药用于广泛性卵巢癌患者作为一线维持治疗的有效性，包括没有发生BRCA突变或其他同源重组缺陷（HRD）或高风险临床特征（如残留疾病）的人群。在本次大会上，研究人员报告了rucaparib对比安慰剂作为卵巢癌一线维持治疗的疗效。 研究的纳入标准为已完成肿瘤细胞减灭术（包括R0水平）和一线含铂双药化疗（包括含贝伐珠单抗的化疗方案）后缓解的III-IV期高级别OC患者，入组患者按4:1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口服rucaparib（600mg BID），另一组使用安慰剂。 根据HRD状态（使用FoundationOne CDx检测确定），化疗后肿瘤残余情况和手术时机对患者进行分层。主要终点为，在HRD人群（BRCA突变或BRCA野生型/杂合性缺失LOH高）和意向治疗（ITT）人群中，研究者根据RECIST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盲法独立中心审查（BICR）评估的PFS是一个独立的次要终点。BRCA突变和HRD阴性患者（BRCA野生型/LOH低）的PFS是探索性终点。 截至2022年3月23日，427名和111名患者被随机分到rucaparib单药治疗组和安慰剂组（中位治疗时间分别为14.7和9.9个月）。PFS数据如下图所示。 最常见的3级治疗引发的不良事件（TEAE）是贫血（rucaparib组28.7%，安慰剂组0%），中性粒细胞减少（rucaparib组14.6%，安慰剂组0.9%），转氨酶（ALT/AST）升高（rucaparib组10.6%，安慰剂组0.9%）。患者因TEAE导致的rucaparib剂量减少、中断和停药的发生率分别为：49.4%、60.7%和11.8%。 这项研究表明，与安慰剂相比，rucaparib单药一线维持治疗，在ITT和HRD阳性人群以及HRD状态未知的亚组患者中观察到明显的临床获益。 Trabectedin单药用于复发性铂敏感卵巢癌患者（OC）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总缓解率（ORR）为26%-4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5个月。此外，在一项单臂2期试验中，trabectedin治疗BRCA突变和/或BRCAness表型复发性OC患者的缓解率（RR）为39.4%、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4.5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为18个月。 MITO23研究是一项开放性、III期随机试验，纳入标准为BRCA 1/2突变或BRCAness表型的复发性OC患者（定义为之前接受过至少2次铂基治疗并对其有响应），入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接受trabectedin 1.3 mg/mq q 21d，对照组接受临床医生选择的化疗方案（可选方案：卡铂、吉西他滨、紫杉醇周疗、聚乙二醇化阿霉素脂质体或托泊替康）。 研究的主要终点是OS，次要终点为PFS、ORR和反应持续时间（DoR）。样本量的计算基于trabectedin将中位OS从10个月增加到15个月的假设（双侧对数秩检验，误差为0.05，检验把握度为80%）。使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中值和生命表，并使用对数秩检验进行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用于评估治疗效果。 244名患者根据意向治疗原则进行随机分析。中位随访时间为40个月时，对照组和试验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4.4和4.9个月（风险比为1.03， p =0.848），中位OS分别为17.9和15.8个月（风险比为1.15， p= 0.304）。 接受标准化疗的患者ORR为20.2%，接受trabectedin治疗的患者ORR为15.4%。根据BRCA突变状态、化疗类型和无铂间隔时间，在预先指定的亚组分析中，trabectedin没有显示出更好的疗效。所有化疗方案均未发现新的毒性反应。 这项研究表明，与标准化疗相比trabectedin单药治疗BRCA突变和BRCAness表型OC患者，不能改善生存结果。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由于费用问题，只有1%-3%的患者能够获得批准用于治疗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的方案。在印度Tata纪念中心Vijay Maruti Patil团队之前的研究中，节拍化疗（MC）提高了这种情况下的生存率。回顾性数据表明低剂量的纳武利尤单抗可能是有效的。因此，这个研究旨在评估在MC中加入低剂量的纳武利尤单抗是否能提高总生存率。 这是一项随机的3期优效性、开放标签研究。ECOG PS 0-1，接受姑息性治疗的复发性或新诊断的晚期HNSCC成年患者符合入组标准。将患者以1:1的比例随机分配至MC组，包括甲氨蝶呤15 mg/㎡口服每周一次、塞来昔布200 mg口服每天一次和厄洛替尼150 mg口服每天一次，或MC-I组，即MC化疗联合纳武利尤单抗20 mg静脉注射每3周一次。治疗持续到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不良事件。每2个月进行一次疗效评估[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估标准（RECIST）1.1版]。主要终点是1年总生存期（OS），预先设定的中期分析的疗效的p值为0.006。 151例患者随机分组，MC组75例，MC-I组76例。添加低剂量纳武利尤单抗使1年总生存率从16.3%（95%CI 7.95-27.4）提高到43.4%（95%CI 30.8-52.3）[风险比（HR）0.545；95%CI 0.362-0.82；P=0.00358]。MC组和MC-I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6.7个月（95%CI 5.83-8.07）和10.1个月（95%CI 7.37-12.63）（P = 0.0052）。 MC组和MC-I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4.57个月（95%CI 4.2-5.3）和6.57个月（95%CI 4.43-8.9）（P = 0.0021）。MC组和MC-I组的缓解率分别为49.3%（95%CI 37.8-60.8）和65.2%（95%CI 53.4-75.4）（P = 0.085）。MC组和MC-I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50%和46.1%（P = 0.744）。 这是首次在随机研究中证明，添加低剂量纳武利尤单抗可提高总生存率，这将成为不能获得全剂量纳武利尤单抗患者的替代治疗标准。 Atezo与CE联合疗法是第一个批准用于ES-SCLC一线治疗的免疫疗法。然而，大多数患者最终会出现疾病进展。TIGIT是一种存在于活化的T细胞和NK细胞上的新型抑制性免疫检查点。Tira（抗TIGIT）可能与其他免疫疗法如PD-L1/PD-1抑制剂具有协同作用，并进一步放大免疫应答从而改善临床结果。SKYSCRAPER-02研究（NCT04256421）评估了在ES-SCLC患者中，atezo+CE疗法增加tira，是否增强其抗肿瘤作用和生存获益。 符合标准的初治ES-SCLC（允许纳入无症状治疗或未治疗的脑转移瘤[BM]患者）患者按1:1随机接受tira 600 mg IV或安慰剂（pbo）联合atezo 1200 mg IV+CE，21天每周期*4周期的诱导治疗，然后使用tira或安慰剂联合atezo维持治疗，3周每次，直至疾病进展或丧失临床获益。分层因素包括ECOG PS（0 vs 1）；BM的存在/病史（是vs否）；乳酸脱氢酶(≤正常上限[ULN]与>ULN）。共同主要终点是在基线时没有BM的病史/存在的所有随机患者（主要分析集[PAS]）中，研究者评估的PFS和OS。其他终点包括所有随机患者的PFS和OS，无论BM状态如何（全分析集[FAS]），以及客观缓解率，缓解持续时间和安全性。 共490例患者接受随机分组（tira+atezo+CE，n=243；pbo+atezo+CE，n=247）。截至2022年2月6日，中位随访时间为13.9个月（mo）；数据呈现了PFS的最终分析结果和OS的中期分析结果。 在PAS中，与pbo+atezo+CE相比，tira+atezo+CE没有额外的PFS或OS获益。FAS中的PFS和OS与PAS中观察到的一致。 3/4级TRAEs发生率分别为52.3%（tira+atezo+CE）和55.7%（pbo+atezo+CE），5级TRAEs发生率分别为0.4%（tira+atezo+CE）和2.0%（pbo+atezo+CE）。tira+atezo+CE和pbo+atezo+CE中，导致任何治疗终止的TRAEs发生率分别为的5.0%和5.3%。 在伴或不伴脑转移的初治广泛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atezo+CE联合tira并未提供优于atezo+CE的获益。该组合耐受性良好，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该研究将继续进行至原计划的最终OS分析。 研究表明，作为新辅助治疗临床试验中常见的疗效终点，病理反应与包括可切除NSCLC在内的各种肿瘤患者接受化疗时的生存相关。然而，病理完全缓解（pCR）与生存之间，以及与可预测新辅助免疫治疗EFS的病理退缩程度之间的关联性尚未得到严格证实。CheckMate 816（NCT02998528）是一项在可切除NSCLC新辅助治疗中比较NIVO+化疗与化疗的随机3期研究，本研究在EFS和pCR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的改善，达到其两个主要研究终点。在此，我们报告了CheckMate 816研究中病理退缩和EFS关联性的事后分析。 将可切除成人NSCLC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分为接受3个周期NIVO 360 mg+含铂双药化疗Q3W或单独化疗Q3W。主要研究终点是EFS和pCR（基于免疫相关病理反应标准，原发肿瘤[PT]和淋巴结[LN]中无任何残留活肿瘤[RVT]），均由盲法独立评估委员会进行评估。主要病理反应（MPR，PT和LN中RVT百分比不超过10%）是次要终点。在该事后分析中，仅在PT中基于病理学退缩深度（通过测量RVT百分比）评估EFS。此外，使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评估了RVT百分比（仅PT）对2年EFS结果的预测能力，使用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总体诊断准确性（0.5=随机机会；1=100%准确性）。 NIVO+化疗组和化疗组中，具有病理学可评估样本患者的基线特征平衡良好，且与总体人群相似。两组中，与没有达到pCR或MPR的患者相比，达到的患者EFS（最小随访时间，21个月）均得到改善（见表）。 RVT百分比似乎可以预测NIVO+化疗组2年的EFS（AUC=0.74），但在化疗组中，其与EFS的的相关性（AUC=0.54）尚不明确。NIVO+chemo组中，0-5%，>5-30%，>30-80%和>80%RVT患者的2年EFS率分别为90%，60%，57%和39%。 在CheckMate 816研究中，NIVO+化疗新辅助治疗组原发肿瘤的病理反应（pCR和MPR）与改善的EFS相关。此外，病理退缩的深度似乎可以预测EFS的改善。 27%–42%携带KRAS G12C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发生中枢神经系统（CNS）转移（mets）且预后不良。研究药物Adagrasib（Ada）是一种KRAS G12C抑制剂，不可逆地选择性结合KRAS G12C，将其锁定在非活性状态，并针对有利的PK特性进行了优化，包括长半衰期（约24h）和剂量依赖性PK。在CNS转移的临床前模型中，Ada显示了剂量依赖性CNS渗透和颅内（IC）肿瘤消缩。 KRYSTAL-1（NCT03785249）是一项多队列1/2期研究，评估Ada作为单药治疗或与经选的药物联合治疗KRAS G12C突变晚期实体瘤患者。在1b期队列中，患有KRAS G12C突变NSCLC和活动性未治CNS mets的患者接受Ada 600 mg BID治疗。 这项1b期队列的目的是评估安全性和临床活性，包括通过盲法独立中心审查（BICR）评估的系统和颅内客观缓解率（ORR）、缓解持续时间（DOR）、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通过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评估系统缓解；颅内缓解通过改良的RANO标准和IC RECIST进行评估。尽可能收集脑脊液（CSF），用于测量Ada浓度以进行选择性评估。 截至2021年12月31日，25例NSCLC患者入组并接受治疗。截止日期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6个月。中位年龄66岁，52%为女性，28%/72%为ECOG PS 0/1，既往系统治疗的中位线数为1（范围0-4+）。根据BICR评价的改良RANO标准，IC ORR为31.6%[6/19；3例完全缓解（CR），2例部分缓解（PR），1例未确认（PR）]；IC疾病控制率（DCR）为84.2%[16/19，包括10例疾病稳定（SDs）]。未达到中位IC DOR（95%CI 4.1–NE）；中位IC PFS为4.2个月（95%CI 3.8–NE）。 为两例观察到CNS转移灶退缩的患者采集了CSF样本，Ada的CSF浓度超过在其他治疗中观察到的CNS渗透分割系数，证明了CNS渗透性和CNS抗肿瘤活性（Kp,uu 0.47）。BICR评价的系统ORR为35.0%（7/20），DCR为80.0%（16/20），中位DOR为9.6个月（95%CI 2.7-9.6）；中位PFS为5.6个月（95%CI 3.8-11.0）。 对所有入组的患者，OS数据尚不成熟，在分析时未达到中位数。安全性与之前报告的Ada情况一致；96%的患者出现任何级别的治疗相关性不良事件（TRAE），36%的患者出现3级TRAE，没有4/5级TRAE。以后将进一步展现描述IC活动的IC RECIST评估数据。 这些初步数据表明，在具有KRAS G12C突变和活动性未治的CNS mets的NSCLC经治患者中，Ada具有良好的耐受性、CNS渗透性和有效的IC活性，且该研究的临床数据首次证实，KRAS G12C抑制剂具有CNS特异性抗肿瘤活性。 基于组织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仍然具有挑战性，因为肿瘤活检通常不足以进行全面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并且在晚期/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重复活检可能有风险。这些挑战可能通过使用基于血液的检测来确定最合适的靶向治疗来克服。 BFAST（NCT03178552）是一项全球性的开放标签、多队列试验，旨在通过二代测序（NGS）评估游离细胞DNA（液体活检），确定携带驱动基因变异的晚期/转移性NSCLC患者中所选疗法的疗效和安全性。瑞士Lausanne大学医院Solange Peters研究团队展示了来自ROS1+队列的数据：这是首次前瞻性、在基于血液的NGS确定的患者中，对entrectinib的疗效进行评估。 在这项单臂分析中，初治可测量的IIIB/IV期NSCLC成年（≥18岁）患者，经FoundationOne Liquid® CDx CTA基于血液的NGS检测评估ROS1+，接受entrectinib 600mg/d 口服，直到疾病进展（PD）、不可接受的毒性、知情同意撤销或死亡。筛选时无症状脑转移的患者符合入组条件。 在基线时和之后每隔8周，对所有疾病累及区域进行肿瘤扫描（无基线中枢神经系统（CNS）病灶的患者不要求进行脑部影像检查）。主要终点为研究者（INV）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通过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评估。次要终点包括INV评估的缓解持续时间（DoR）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独立审查机构（IRF）评估ORR、DoR、PFS、总生存期（OS）；至CNS疾病进展（PD）的时间，安全性。 55例经基于血液的NGS确认的ROS1+ NSCLC患者被纳入研究，并接受entrectinib治疗。平均年龄为56岁；58%为女性，75%没有吸烟史。非鳞状腺癌是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n = 48/55；87%）;4例患者（7.3%）有基线CNS病灶。中位随访18.3个月。在数据截止时（2021年11月26日，n = 54例患者有可测量病灶），确认的ORR为81.5%（n = 44/54，95%CI 68.6–90.8），INV评估2例完全缓解（CR），42例部分缓解（PR），IRF评估3例CR，41例PR。 INV评估的中位DoR为13.0个月（95%CI 6.3-18.4），IRF为16.7个月（95%CI 5.6-24.0）。INV评估的中位PFS为12.9个月（95%CI 8.7-18.5），IRF为14.8个月（95%CI 7.2-24.0）。OS数据不成熟，记录了20个事件（36.4%）。未达到CNS PD的中位时间（INV: 9个事件；IRF: 6个）。大多数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不严重，无治疗相关死亡。 这些数据支持了基于血液的NGS作为ROS1+ NSCLC临床决策的另一种方法的临床价值。接受entrectinib治疗的ROS1+ NSCLC（基于血液的NGS）患者表现出持久的缓解，这与使用基于组织检测的entrectinib试验的结果一致。没有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 在CheckMate 227第1部分（NCT02477826）研究中，无论肿瘤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水平如何，NIVO+IPI在转移性NSCLC患者（pts）中的一线治疗中均表现出长期持久的生存获益。在此，我们展示在转移性NSCLC一线治疗中，免疫联合治疗3期临床试验的最长已报道的随访时间（5年）。 研究纳入初治的IV期或复发性、无已知EGFR/ALK基因突变、ECOG表现状态 ≤ 1的成人NSCLC患者，以组织学分层。PD-L1≥ 1%的患者以1:1:1随机分配至NIVO（3 mg/kg Q2W）+IPI（1 mg/kg Q6W），NIVO（240 mg Q2W）或chemo。PD-L1<1%的患者以1:1:1随机分配至NIVO+IPI，NIVO（360mg Q3W）+chemo或chemo。患者接受治疗直至疾病进展、不可耐受的毒性，免疫治疗时间不超过 2年。 评估终点包括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客观缓解率（ORR），缓解持续时间（DOR）和新的疗效终点：无治疗间隔。在停止研究治疗（出于任何原因，包括治疗完成）的患者中测量无治疗间隔，其定义为：从最后一剂研究性治疗到开始后续系统性治疗或死亡的时间，以先发生者为准。 最小随访时间为61.3个月（数据库锁定，2022年2月15日）。在PD-L1≥ 1%的患者中（N=1189），与chemo相比，NIVO+IPI组OS持续长期获益（HR，0.77[95%CI，0.66-0.91]）；5年OS率分别为24%（NIVO+IPI），17%（NIVO）和14%（chemo）。 PD-L1<1%（N=550）的患者中，与chemo相比，NIVO+IPI组OS也持续获益（HR，0.65[95%CI，0.52-0.81]）；5年OS率分别为19%（NIVO+IPI），10%（NIVO+chemo）和7%（chemo）。 以其他的研究终点评价，在总人群中和5年仍存活的患者中， NIVO+IPI对比 chemo均观察到临床获益。NIVO组和NIVO+chemo组PFS，ORR和DOR数据有待进一步展示。在NIVO+IPI组且5年仍存活的患者中，66%（PD-L1≥ 1%）和64%（PD-L1<1%）患者在治疗结束后，维持超过3年无治疗间期；PD-L1≥ 1%和PD-L1<1%的患者中，NIVO±IPI治疗的中位持续时间分别为17.7个月（范围）（0-25.5）和9.5个月（0-25.1）。没有观察到新的安全信号。 通过最少5年的随访，研究发现，不管患者PD-L1表达水平如何，NIVO+IPI与化疗相比在初治转移性NSCLC患者中继续提供长期，持久的临床获益。NIVO+IPI增加了5年生存率；大多数患者在停止治疗后，维持超过3年的无治疗期。 在CheckMate 9LA（NCT03215706）研究中，一线（1L）纳武利尤单抗（NIVO）+伊匹木单抗（IPI）联合2个周期的化疗，被证明在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相比单独化疗有更多生存获益。西班牙12 de Octubre大学医院Luis G. Paz-Ares研究团队报告了该研究至少3年随访的最新疗效和安全性，以及研究的探索性生物标志物分析。 IV期或复发性NSCLC，没有已知的EGFR/ALK敏感突变，ECOG体力状态≤1的成年患者被随机1:1分配到NIVO 360 mg Q3W + IPI 1 mg/kg Q6W + 2个周期的化疗（n = 361）或4个周期的单纯化疗（n = 358）。根据肿瘤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性别和组织学类型对患者进行分层。单纯化疗组中的非鳞状（NSQ）NSCLC患者可以接受培美曲塞维持治疗。 研究者对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和客观缓解率（ORR）进行评估。对于所有患有NSQ NSCLC且组织可进行突变分析评估的患者（n = 313），用FoundationOne CDxTM检测鉴定突变型（mut）或野生型（wt）KRAS和STK11基因。探索性评估包括通过突变状态和安全性评估的NIVO + IPI +化疗与单纯化疗的OS和PFS。 在至少36.1个月的随访中（截至2022年2月15日），NIVO + IPI +化疗与单纯化疗相比，患者继续获得长期、持久的OS获益[风险比（HR）0.74（95%CI，0.62-0.87）]；3年OS率分别为27%和19%。在所有随机患者和大多数亚组中观察到NIVO + IPI +化疗与单纯化疗相比的临床获益，包括PD-L1表达水平（见下表）或组织学类型。 在对可评估的KRAS和STK11突变的患者的探索性分析中，NIVO + IPI +化疗与单纯化疗相比，OS似乎有所改善（中位OS，16.3 vs 13.1个月）。在是否有KRAS突变（中位OS，mut:19.2 vs 13.5个月；wt: 15.6 vs 12.7个月）或STK 11突变（mut:13.8 vs 10.7个月；wt:17.8 vs 13.9个月）的患者中，也观察到NIVO + IPI +化疗对比单纯化疗，具有延长OS的相似趋势。将来会继续展示其他疗效结果。延长随访未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 通过至少3年的随访，1L NIVO + IPI +化疗在转移性NSCLC患者中显示出长期、持久的疗效优势。不管KRAS和STK11突变状态如何，观察到NIVO + IPI +化疗相对于单纯化疗的生存获益。 在之前对III期双盲KEYNOTE-716研究的分析中，帕博利珠单抗辅助治疗（pembro）与安慰剂相比，在已切除 IIB 或 IIC期（AJCC-8）黑色素瘤患者中显著提高了无复发生存率。来自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了KEYNOTE-716研究中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MFS）和延长随访的无复发生存率（RFS）结果。 研究共纳入976例年龄≥12岁，IIB或IIC期皮肤黑色素瘤完全切除，且前哨淋巴结活检阴性的患者。研究第一部分（Part 1），患者以1:1的比例随机分为pembro 200 mg（儿科患者为2 mg/kg）和安慰剂组，接受17个周期的治疗（Q3W，约为期1年）。成年患者的随机分组按T类别3b，4a，4b进行划分，儿科患者单独划分。治疗持续到疾病复发或出现不可接受的药物毒性。在Part 1中接受安慰剂治疗，或在完成Part 1后6个月内未出现疾病进展的患者，有资格在复发时接受额外的pembro Q3W治疗（Part 2）。研究主要终点为RFS，次要终点为DMFS。本次中位随访的数据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4日。 在26.9个月（4.6-39.2个月）的中位随访中，与安慰剂相比，pembro辅助治疗显著改善了患者DMFS（HR 0.64，95% CI，0.47-0.88；P=0.0029；两组均未达到中位值（NR）），24个月DMFS为88.1%（pembro）和82.2%（安慰剂）。延长随访显示，pembro辅助治疗保持了低于安慰剂的复发风险（HR 0.64，95% CI，0.50-0.84），24个月RFS为81.2%（pembro）和72.8%（安慰剂）。 Pembro组有137例患者（28.4%）发生3级以上任何原因不良事件（AE），安慰剂组有97例（20.0%）。Pembro组有83例患者（17.2%）发生≥3级药物相关AE，安慰剂组有24例（4.9%）。Pembro组有1例患者因任何原因AE死亡，安慰剂组有5例，研究中未发生药物相关死亡。Pembro组有182例患者（37.7%）发生免疫介导AE，安慰剂组有45例（9.3%），其中最常见的为甲状腺功能减退（17.2%和3.7%）。 这个研究表明，在切除后的IIB和IIC期皮肤黑色素瘤辅助治疗中，帕博利珠单抗与安慰剂相比显著改善了DMFS，并在延长随访中保持了优于安慰剂的PFS，是有利的辅助治疗方案。 葡萄膜黑色素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眼内恶性肿瘤。即便成功控制原发病灶，大约50 %的患者会出现转移，其中肝转移最为常见。肝转移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约为6-12个月，并极少有能延长生存期的系统治疗方案。之前一项采用肝脏隔离灌注（IHP）的研究发现，接受IHP的患者与瑞典同期生存最长的历史对照组相比，总体生存期增加了14个月（26个月 vs 12个月）。 在这项多中心，随机，对照，III期试验中，未治疗的葡萄膜黑色素瘤孤立性肝转移患者，在2013年至2021年间随机分组接受IHP或最佳替代治疗（对照组）。研究主要终点为24个月的总生存率，来自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了根据RECIST 1.1评价的次要研究终点，分别为无进展生存期（PFS），肝脏PFS（hPFS）和治疗毒性。 研究纳入93例患者随机分组，每组有3名患者因撤回同意书或不适合入组而被排除，最后87例患者被分到IHP组（43例）和对照组（44例）。IHP组中，41例（89%）患者接受了治疗。对照组中，49%的患者接受了化疗，39%的患者接受了免疫治疗，9%的患者接受了局部治疗。 在意向治疗分析中，IHP组的总体缓解率（ORR）为40%（17/43），对照组为4.5%（2/44）（p<0.0001）。IHP组的中位hPFS为9.1个月（95% CI，5.6至13.4个月），对照组为3.3个月（95% CI，2.9至4.0个月）（p<0.0001）。IHP组的中位PFS为7.4个月（95% CI，5.2至11.6个月），对照组为3.3个月（95% CI，2.9至3.7个月）（p<0.0001）。 IHP组有14起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其中最常见的为血管并发症和感染。对照组中有13起不良事件，最常见的为免疫治疗相关副作用。IHP组有1例与治疗相关的死亡。 以上数据表明，在未治疗的孤立性葡萄膜黑色素瘤肝转移患者中，与最佳替代治疗相比，IHP治疗提高了ORR，hPFS和P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