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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编者按：在乳腺癌治疗领域，CDK4/6抑制剂（CDK4/6i）的问世为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现有CDK4/6抑制剂在疗效和安全性等方面仍有一定可提升空间，尤其是在血液毒性、胃肠道毒性和肝毒性等方面。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乳腺癌治疗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突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院士牵头的Ⅲ期LEONARDA-1研究成果的公布，不仅展示了CDK4/6抑制剂来罗西利（Lerociclib）的卓越疗效和安全性，更标志着中国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本文将从HR+/HER2-乳腺癌患者CDK4/6抑制剂的应用现状、来罗西利的作用机制、LEONARDA-1研究的突破性进展等方面，邀请徐兵河院士深入介绍来罗西利在乳腺癌治疗中的独特价值及治疗意义。 01 HR+/HER2-乳腺癌治疗现状与挑战：CDK4/6抑制剂临床应用与安全性考量 《肿瘤瞭望》：在乳腺癌患者治疗中，CDK4/6抑制剂的作用日益显著。请您为我们介绍下当前HR+晚期乳腺癌中CDK4/6抑制剂的地位及应用现状，并分享下开发新型原研CDK4/6抑制剂的必要性？ 徐兵河院士：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GLOBALCAN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为35.72万例，中位发病年龄为51岁[1]。在新发病例中，约3%～10%的患者在确诊时即有远处转移[2]，而在早期患者中，约30%最终会发展为晚期乳腺癌[3]。晚期乳腺癌患者的预后相对较差，既往的一些报道表明，5年生存率仅为20%，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3年[4]。在乳腺癌患者中，50%～70%的患者为HR+/HER2-亚型[5]。近年来，CDK4/6抑制剂的获批及应用改变了HR+/HER2-晚期乳腺癌的临床治疗模式，患者生存也获得突破性改善。作为一类重要的内分泌靶向治疗药物，CDK4/6抑制剂通过抑制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阻断肿瘤细胞从G1期进入S期，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 目前，CDK4/6抑制剂+内分泌治疗（ET）已成为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一线标准治疗，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然而，尽管CDK4/6抑制剂通常情况下的耐受性良好，但其血液毒性、胃肠道毒性、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也时有发生。这些不良反应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治疗中断或剂量调整，最终影响疗效。因此，开发更加高效、低毒的新型CDK4/6抑制剂成为当前乳腺癌治疗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02 来罗西利展现持续抗肿瘤作用，是强效且更安全的CDK4/6抑制剂 《肿瘤瞭望》：能否为我们介绍下来罗西利在作用机制上有哪些特征和优势？ 徐兵河院士：来罗西利是一种强效、选择性的口服CDK4/6抑制剂，对CDK4/cyclin D1和CDK6/cyclin D3具有高度效力（IC50分别为1 nM和2 nM），较其他CDK4/6i具有更强抑制作用[6-7]，但对CDK9/cyclin T的效力适中（IC50为28 nM）。体外研究表明，来罗西利可精确产生G1期阻滞效应，并抑制Rb和癌细胞增殖的磷酸化[6]。在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和前列腺癌的异种移植模型中，每日口服来罗西利可显著抑制肿瘤生长[6,8]。此外，来罗西利的人体表观分布容积显著高于其他药物，具有最大程度的组织分布，并在肿瘤组织高度富集，肿瘤组织暴露是血浆暴露的18倍。给药24小时后，肿瘤组织药物浓度是血浆药物浓度的100倍以上，给药48小时后，肿瘤组织药物浓度可以高达约65 ng/mL，而血药浓度已无法检出[9]，这种高效的肿瘤组织分布使其在抑瘤作用上更具优势。 来罗西利在药物分子结构上的改进，使其临床血液学和胃肠道毒性均更低。一项针对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的Ⅰ/Ⅱ期研究结果显示，持续使用来罗西利联合氟维司群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特征，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胃肠道毒性、疲劳、口腔炎和脱发的发生率较低[6]。药代动力学特征及安全性允许其连续给药（无治疗假期），实现了持续的靶点抑制和抗肿瘤作用，这使得患者能够更好地耐受长期治疗，提高了治疗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03 LEONARDA-1是更符合我国临床现状的研究，挑战更高的治疗难度 《肿瘤瞭望》：日前，您牵头的针对中国患者群体的Ⅲ期LEONARDA-1研究，其结果已在《自然-通讯》上发表，您如何评价该研究结果，特别是来罗西利联合氟维司群治疗所展现出的疗效和安全性特征？ 徐兵河院士：LEONARDA-1是一项我们牵头的随机、双盲、Ⅲ期研究。纳入了既往接受过内分泌治疗复发或进展的HR+/HER2-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评估了来罗西利联合氟维司群在治疗内分泌耐药的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该研究共纳入了275例具有各种高危因素的患者，包括：肝转移（40.9%）、原发耐药（24.8%）、转移器官数目≥4（26.3%）以及既往复发转移接受一线化疗（29.2%）等人群，比例接近临床治疗现状。近期，该研究结果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进行了发表[10]。 研究结果显示，来罗西利联合氟维司群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研究者评估的中位PFS（主要终点）为11.07个月，较安慰剂组的5.49个月延长了一倍多，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55%（HR 0.451，P＜0.0001）。独立评审委员会（BICR）评估的PFS（次要终点）也显示了类似的改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65%（HR 0.353，P＜0.0001）。此外，来罗西利组的客观缓解率（ORR）和临床获益率（CBR）也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研究者评估的ORR和CBR）分别为23.4% vs 8.7%和48.2% vs 24.6%。 预先设定的PFS亚组分析显示，不同患者亚组中的结果与整体研究结果一致，包括年龄（＜65岁或≥65岁）、是否绝经、激素受体状态、既往内分泌治疗耐药情况、既往内分泌治疗目的、既往复发/转移期是否接受过化疗、是否内脏转移、是否肝转移、是否存在可测量病灶以及基线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等。PFS亚组分析结果还显示，对于肝转移、原发耐药、转移器官数目≥4、既往复发/转移期接受过化疗等难治人群而言，来罗西利+氟维司群大幅度提高了PFS，显著降低了疾病进展及死亡风险。 CDK4/6抑制剂的安全性在血液学毒性、胃肠道症状和Q-T间期延长等方面有所不同。如阿贝西利与较少的血液学毒性和较多的胃肠道症状相关；哌柏西利和达尔西利可能有较高比例的3级或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瑞波西利有可能延长Q-T间期。在安全性方面，来罗西利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LEONARDA-1研究中，来罗西利治疗相关的最常见3级或4级不良事件是血液学毒性（主要是中性粒细胞减少和白细胞减少）。来罗西利组3或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为46.7%，其中4级发生率较低（5.1%），无发热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报告。通过中断/减量和/或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得到有效管理，没有患者因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而停止治疗。此外，在接受来罗西利治疗的患者中，包括腹泻、恶心和呕吐在内的胃肠道毒性（阿贝西利和瑞波西利的常见不良反应）发生率不到20%，并且未报告3级或4级腹泻。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尽管跨试验比较具有挑战性并可能存在偏倚，但来罗西利可能在胃肠道和血液学毒性方面有总体优势[10]。LEONARDA-1研究中，来罗西利组因不良事件终止治疗的比例仅为0.7%，低于其他CDK4/6i相关研究既往报道的数据（2.5%-15.9%）[10-14]。 04 LEONARDA-1研究结果公布展示中国科研创新与国际影响力 《肿瘤瞭望》：LEONARDA-1研究结果的公布，让我们看到了新的CDK4/6抑制剂来罗西利针对中国患者的疗效，您认为它如何展示了中国科研人员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徐兵河院士：作为首个针对中国患者群体的新的CDK4/6抑制剂研究，LEONARDA-1研究不仅证实了来罗西利在中国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还展示了我国学者在临床试验设计、数据分析和结果解读方面的卓越能力。2023年ASCO大会上，我们报道了LEONARDA-1研究的初步结果[15]。今年1月，随着该研究结果成功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通讯》上，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学者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有望提升我国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来罗西利的优异表现不仅为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为全球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罗西利的研发和LEONARDA-1研究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创新突破。随着更多临床数据的积累和应用的推广，来罗西利有望成为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进一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 1、Bray, Freddie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2: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vol. 74,3 (2024): 229-263. doi:10.3322/caac.21834 2、Chang, Jenny et a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rcinoma: importance of prognostic markers of the primary tumor.” Cancer vol. 97,3 (2003): 545-53. doi:10.1002/cncr.11083 3、Gonzalez-Angulo, Ana Maria et al. “Overview of resistance to systemic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medicine and biology vol. 608 (2007): 1-22. doi:10.1007/978-0-387-74039-3_1 4、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CDK4/6抑制剂治疗激素受体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乳腺癌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3版)[J]. 中华肿瘤杂志, 2023, 45(12):1003-1017.DOI: 10.3760/cma.j.cn112152-20230428-00188. 5、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国晚期乳腺癌规范诊疗指南(2022版)[J]. 中华肿瘤杂志, 2022, 44(12):1262-1287.DOI: 10.3760/cma.j.cn112152-20221007-00680. 6、Bisi, John E et al. “Preclinical development of G1T38: A novel, potent and selective inhibitor of cyclin dependent kinases 4/6 for use as an oral antineoplastic in patients with CDK4/6 sensitive tumors.” Oncotarget vol. 8,26 (2017): 42343-42358. doi:10.18632/oncotarget.16216 7、Sammons, Sarah L et al. “HR+, HER2-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nd CDK4/6 Inhibitors: Mode of Action, Clinical Activity, and Safety Profiles.” Current cancer drug targets vol. 17,7 (2017): 637-649. doi:10.2174/1568009617666170330120452 8、Stice, J. P. et al. CDK4/6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and viable alternative to taxanes in CRPC. Mol. Cancer Res. 15, 660–669 (2017). 9、Bulat, I. et al. Lerociclib (G1T38), a continuously dosed oral CDK4/6 inhibitor, with fulvestrant in HR+/HER2-advanc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Updated phase II results and dose selection. Ann. Oncol. 31, S380–S380 (2020). 10、Xu, Binghe et al. “Lerociclib plus fulvestrant in patients with HR+/HER2-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who have progressed on prior endocrine therapy: LEONARDA-1 a phase III randomized tri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 16,1 716. 16 Jan. 2025, doi:10.1038/s41467-025-56096-2 11、Sledge, George W Jr et al. “MONARCH 2: Abemaciclib in Combination With Fulvestrant in Women With HR+/HER2- Advanced Breast Cancer Who Had Progressed While Receiving Endocrine Therapy.”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vol. 35,25 (2017): 2875-2884. doi:10.1200/JCO.2017.73.7585 12、Cristofanilli, Massimo et al. “Fulvestrant plus palbociclib versus fulvestrant plus placebo for treatment of hormone-receptor-positive, HER2-nega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hat progressed on previous endocrine therapy (PALOMA-3): final analysis of the multicentre, double-blind, phase 3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Oncology vol. 17,4 (2016): 425-439. doi:10.1016/S1470-2045(15)00613-0 13、Slamon, Dennis J et al. “Phase III Randomized Study of Ribociclib and Fulvestrant in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Nega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 MONALEESA-3.”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vol. 36,24 (2018): 2465-2472. doi:10.1200/JCO.2018.78.9909 14、Xu, Binghe et al. “Dalpiciclib or placebo plus fulvestrant in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and HER2-nega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 randomized, phase 3 trial.” Nature medicine vol. 27,11 (2021): 1904-1909. doi:10.1038/s41591-021-01562-9 15、https://dailynews-ascopubs-org.libproxy1.nus.edu.sg/do/lerociclib-fulvestrant-may-reduce-risk-disease-progression-advanced-hr-positive-her2 徐兵河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北京协和医学院长聘教授 国家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和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北京肿瘤学会和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理事长 相关推荐 1 开年喜报！Nature子刊发表徐兵河院士牵头的Ⅲ期LEONARDA-1研究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开年喜报 编者按 CDK4/6抑制剂已成为HR+/HER2-乳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涵盖了晚期解救治疗和早期辅助治疗。但不同CDK4/6抑制剂的疗效和安全性特征有所差异。为了进一步满足更多乳腺癌患者的治疗需求，提供更加丰富的治疗选择，仍需研发更加高效、低毒的CDK4/6抑制剂。2025年1月1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院士牵头开展的全国多中心Ⅲ期LEONARDA-1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Nat Commun），该研究探讨了CDK4/6抑制剂Lerociclib联合氟维司群用于治疗内分泌耐药的HR+/HER2-晚期乳腺癌（AB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内分泌治疗（ET）是HR+/HER2-乳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但随着内分泌治疗耐药的发生，可导致患者治疗获益不佳。ET耐药与细胞周期调控紧密相关，CDK4/6参与调节细胞周期从G1阶段转入DNA合成发生的S阶段。CDK4/6抑制剂（CDK4/6i）可通过降低Rb磷酸化来阻止肿瘤细胞周期从G1进入S阶段。已经有多项研究评估CDK4/6i联合ET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尽管CDK4/6i通常情况下的耐受性良好，但其血液毒性、胃肠道毒性、肝功能异常、静脉血栓栓塞和皮肤不良反应等不良反应也时有发生。在维持治疗有效性的同时，管理这些毒副作用是临床持续面临的挑战。 Lerociclib（GB491）是一种强效、选择性的口服CDK4/6i，对CDK4/cyclin D1和CDK6/cyclin D3具有高度效力（IC50分别为1 nM和2 nM），但对CDK9/cyclin T的效力适中（IC50为28 nM）。体外研究表明，Lerociclib可精确产生G1期阻滞效应，并抑制Rb和癌细胞增殖的磷酸化。在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和前列腺癌的异种移植模型中，每日口服Lerociclib可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在一项针对HR+/HER2− ABC患者的Ⅰ/Ⅱ期研究中，持续使用Lerociclib联合氟维司群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特征，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胃肠道毒性、疲劳、口腔炎和脱发的发生率较低。此外，其疗效数据与氟维司群联合已批准的CDK4/6抑制剂数据一致。 此次报道的LEONARDA-1研究，是一项在全国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双盲、Ⅲ期研究。该研究入组了275例既往接受过内分泌治疗复发或进展的HR+/HER2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随机接受Lerociclib 150 mg日二次或安慰剂联合氟维司群治疗。研究的主要终点结果显示：在研究者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方面，Lerociclib组相较于安慰剂组延长了一倍多（11.07 vs 5.49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近55%（HR 0.451，95%CI：0.311–0.656，P=0.000016）。亚组分析显示，大多数亚组患者有一致的Lerociclib组PFS获益趋势。 在次要终点方面：通过盲态独立中心审查（BICR）评估的PFS，也显示了Lerociclib组相较于安慰剂组的改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近65%（11.93 vs 5.75个月；HR 0.353，95%CI：0.228-0.547，P=0.000002）。 在意向性治疗（ITT）人群中，Lerociclib组的客观缓解率（ORR）达到了安慰剂组的近3倍（23.4% vs 8.7%），临床获益率（CBR）也提高近1倍（48.2% vs 24.6%）；Lerociclib组和安慰剂组的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81.8%和71.0%。在基线疾病可测量人群中的疗效分析也得到相似结果。OS结果尚未成熟（Lerociclib组有9例[6.6%]死亡，安慰剂组有13例[9.4%]死亡），但已表现出获益趋势（HR 0.630，95%CI：0.267–1.484）。在中位随访23个月时进行的OS事后分析（DCO：2024年3月30日；Lerociclib组分别有32例和43例死亡）显示，HR为0.649（95% CI：0.410–1.028）。 安全性分析如下表所示，Lerociclib组的≥3级不良事件（AE）发生率高于安慰剂组（57.7% vs 15.2%），但严重AE低于安慰剂组（5.8% vs 8.0%），Lerociclib组仅有1例（0.7%）患者因不良事件导致停药。Lerociclib较为常见的≥3级AE为中性粒细胞减少症（3级：41.6%，4级：5.1%）、白细胞减少症（23.4%，仅为3级）。 总之，这项在中国开展的多中心Ⅲ期研究显示，与安慰剂＋氟维司群相比，Lerociclib＋氟维司群可显著改善内分泌治疗耐药患者的PFS，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这些结果支持Lerociclib＋氟维司群作为内分泌耐药的HR+/HER2- ABC患者的治疗选择。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libproxy1.nus.edu.sg/articles/s41467-025-56096-2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合子基因组激活(zygotic genome activation, ZGA)作为生命起始后的第一个转录事件，是启动胚胎发育程序、推动早期胚胎发育由母源基因组控制转变为合子基因组控制的重要转折点。 由于研究材料有限，人们对 ZGA 的发生机制(尤其是在哺乳动物中)的发生机制知之甚少。随着单细胞和微量细胞基因表达和染色质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近些年研究发现伴随ZGA的发生，表观基因组和转录组会经历剧烈的重编程现象。参与ZGA启动的多类调控因子也被陆续鉴定出来。这些ZGA调控因子具体是如何协同调控ZGA发生的？它们在其中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伴随ZGA发生的表观遗传重编程现象是否也参与ZGA？这些问题均是领域内的热点研究问题。 2024年8月19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颉伟团队在《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报告》(EMBO Reports)杂志发表题目为 “启动合子基因组：许可因子，特异因子及其他调控因子” (Kick-starting the zygotic genome: licensors, specifiers, and beyond) 的特邀综述文章。该综述将调控ZGA的因子总结为了两类：一类为ZGA许可因子(Licensors)，它们参与控制ZGA事件是否能被允许发生以及何时发生 ；另一类是特异性决定因子(Specifiers)，它们在ZGA过程决定了哪些基因被特异性激活。 该综述基于多个物种ZGA调控机制的相关研究，总结了ZGA许可因子和ZGA特异因子以及它们的工作机制，并讨论了表观遗传重编程对于ZGA的作用，为深入理解ZGA激活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 作者首先讨论了ZGA附近的染色质重编程以及相关表观遗传调控因子在ZGA中的作用，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Histone acetylation，H3K4me3, H3K27me3 and H2AK119ub, H3K9me3等)、组蛋白变体的重编程，以及染色质重塑因子、染色质三维结构重编程在其中的作用。该综述进一步总结了各个物种中已知的ZGA 关键转录因子，包括果蝇中的Zelda、GAF、CLAMP，斑马鱼中的Nanog、 Pou5f3 、Sox19b，小鼠中的OBOX, DUX家族蛋白，人中的TPRX家族蛋白等，回顾了它们的发现和工作机制，并讨论了部分关键转录因子与重复序列之间的关系。 转录因子对于ZGA非常关键，但是过表达转录因子并不能提前引发ZGA发生。很多证据表明存在一类因子能够参与控制ZGA事件是否能被允许发生以及何时发生。因此作者提出ZGA 许可因子 (Licensor)的概念来代表这一类因子，转录因子则作为Specifier (特异性决定因子)提供基因表达的特异性。 作者同时提出了鉴定ZGA licensor的四条标准： 1，Licensor对于启动ZGA至关重要；缺乏该因子会导致ZGA出现严重缺陷； 2，ZGA之前，licensor在蛋白丰度、成熟度或核定位方面会发生单方向的变化；阻止这种变化会影响ZGA发生； 3，加速这种变化会促进ZGA发生(这也取决于其他licensor是否已经准备好)； 4，Licensor对于ZGA起到全局调控的作用，而非直接影响ZGA基因激活的基因特异性。部分可能的ZGA 许可因子包括斑马鱼的核孔复合体组分和小鼠转录机器的部分调控因子如Cyclin T1等。 最后，该综述对ZGA领域未来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和研究手段提出了展望，包括：各物种中ZGA关键转录因子是哪些？哺乳动物是否存在其他新的关键转录因子？关键转录因子与表观遗传调控因子如何协作？ZGA发生时间如何调控？有哪些新的Licensor？能否建立ZGA体外模型，开发生化和遗传筛选手段等来寻找新的ZGA调控机制和因子？这些问题都亟待未来更多的研究来解析。 图1 . 许可因子 (licensors) 作为“电闸”，特异因子 (specifiers) 作为“开关”，共同参与调控ZGA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颉伟教授为本综述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2018级博士研究生邹卓宁（已毕业）和清华大学生命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王秋艳为共同第一作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培养2020级博士研究生吴希为本综述的撰写提供了帮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Richard M. Schultz教授参与修改了论文。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libproxy1.nus.edu.sg/10.1038/s44319-024-00223-5 原文链接： https://life-tsinghua-edu-cn.libproxy1.nus.edu.sg/info/1131/6146.htm 本文仅用于学术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若有侵权，请联系微信：bioonSir 删除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