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T3

今天小编给大家解读一篇2月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杂志（IF：25.7/Q1）的文章“Single cell landscape of functionally cured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reveals activation of innate and altered CD4-CTL-driven adaptive immunity”。在本文中作者结合单细胞数据、流式细胞术和免疫荧光，阐明与慢性乙型肝炎（CHB）和功能治愈（FC）患者相关的免疫病理细胞状态。背景慢性乙型肝炎(CHB)病毒感染影响2.57亿人，主要在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每年估计有80万人死于肝硬化和肝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很难彻底治愈和清除病毒感染，在患者血清中出现或不出现抗HBs抗体的情况下，病毒表面抗原(HBsAg)的丧失，也叫功能治愈(FC)。病毒感染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大和持久的适应性免疫反应。病毒特异性CD8 T细胞参与急性乙肝病毒感染。然在慢性乙肝患者中，乙肝病毒特异的CD8 T细胞最终耗尽。最近的研究表明，适应性免疫反应的损害除了高抗原负荷外，还与暴露于病毒抗原的时间有关。先天免疫反应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中的具体作用仍存在争议，且相对知之甚少。先天免疫反应通常被认为是慢性乙肝患者的功能受损。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特定的Kupffer细胞(KC)亚群，该细胞在IL2的存在下重新激活了乙肝病毒特异性CD8 T细胞的抗病毒功能。此外，其他研究表明，NK细胞细胞毒活性的增强与肝脏炎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核苷类似物(NA)治疗后清除乙肝表面抗原的患者中。这些研究暗示了先天免疫细胞在慢性乙肝的解决中的潜在功能。尽管最近的研究已经通过不同测序方法探索了CHB不同阶段的肝脏环境的动态情况，但FC患者的疾病相关细胞状态(DAC)仍然难以捉摸。在本文中，作者主要目的是探索持续控制乙肝表面抗原丢失的机制基础。同时用scRNA-seq和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了每例肝穿刺活检的核心细胞和匹配的PBMCs，并分离了CHB患者或已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患者。通过对转录组谱、推断的细胞间相互作用和基于流式细胞术的验证研究的系统分析，作者发现了不同的免疫和上皮细胞状态，如CD4-CTL、NK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表达MHC-II类分子的肝细胞，这些细胞可能在FC患者实现和维持HBsAg持续丢失中发挥重要功能。此外，作者首次提供了FC患者中存在cccDNA的直接证据。结果CHB和FC患者肝脏和PBMCs的单细胞图谱作者将CHB患者分为治疗组(n=29)和未治疗组(n=29)，其中检测到病毒HBsAg, CHB患者达到FC (n=9)。FC患者在治疗后(n=7)或自发(n=2)显示病毒HBsAg清除，并在HBsAg消失后7 ~ 84个月进行分析。作者对肝脏活检和患者匹配的PBMCs中分离出的细胞进行了scRNA-seq，以及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并利用多重免疫荧光(mIF)染色和图像分析对来自同一肝活检的组织切片进行了验证研究（图1A）。为了重点分析免疫细胞亚群和HBV特异性T细胞的表型，CHB患者根据其定量HBsAg (qHBsAg)进行分层，高(>10000 IU/ml)，中(1000-10000 IU/ml)，和低(0.05-1000 IU/ml)（表1）。 表1：样本的EASL指南图1 CHB和FC患者的肝脏单细胞转录组图谱和匹配的PBMCs肝脏中适应性和固有免疫细胞的组成有明显的变化CHB (n=15)和FC (n=8)患者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在肝内捕获了47109个细胞，包括26种不同的主要细胞类型/状态，分别是上皮细胞(肝细胞和胆管细胞)、免疫细胞(T细胞、B细胞、NK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内皮细胞和星状细胞(图1B)。PBMCs主要由17种不同免疫细胞亚型(主要包括T、NK、单核细胞、DCs和B细胞以及干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构成(图1E)。FC患者肝内环境中T细胞显著减少，同时NK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增加(图1D)。而这一现象在PBMCs种并未观察到(图1G)。流式细胞术(图1H)也证实FC患者肝活检中T细胞的减少和NK/NK T细胞群的增加，而外周血则没有这种类似的改变(图1-I)。总体而言，这些观察结果提示，功能治愈的患者肝脏内的免疫细胞组成可能存在特定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并不总是准确地反映在PBMCs中。FC患者表现为CD8 T细胞耗竭减少并出现CD4相关的适应性免疫应答接下来作者细分了主要的T细胞和NK细胞簇，然后对这些细胞类型进行重新聚类(图2A-A’)。确定了不同的细胞亚型，包括CD4辅助性T细胞、CD4细胞毒性T细胞或CD4-CTLs 、CD8效应T细胞、耗竭的CD8 T细胞、CD8记忆T细胞、Treg 细胞、肝脏常驻NK或LR-NK、常规NK或cNK 细胞以及NK T细胞。FC患者中，耗竭的PDCD1+CD8 T细胞显著减少，FOXP3+Treg几乎完全缺失(图2A-D)。耗竭标志物如TIGIT、LAG3和PDCD1在FC患者中显著降低(图2C-D)。而且这种图变化主要反映在肝脏而非PBMCs。与CHB患者相比，FC患者的FOXP3+ Treg频率下降，在肝脏中更明显(图2C)。对肝脏CD8 T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分析也显示，在FC患者中，PD1+和TIM3+耗竭CD8 T细胞的频率显著较低(图2E)。这不仅体现在CD69+组织驻留CD8 T细胞中，也体现在转运CD69- T细胞中。根据qHBsAg水平对CHB患者进行分层表明，耗竭CD8 T细胞的减少与qHBsAg的减少相关(图2E)。FC的患者中伴随着耗竭的CD8 T细胞和Treg细胞的丢失，CD4-CTL细胞数量增加（表达效应毒性淋巴细胞相关标志物PRF1、GZMA、GZMK、TNF、NCR3）(图2 F-F’)。此外，这些CD4-CTLs表达与终末分化、抗原敏感的CD4 T细胞(IL7R, KLRG1)相关的标记物，这些标记物显示出独特的炎症和细胞毒性效应细胞特征，包括肿瘤坏死因子(TNF)。同时它们也表达NCR3基因，类似于NK样细胞的特征（图2F, F）。流式细胞术分析显示，在组织驻留(CD69+)和转化(CD69-) T细胞中，KLRG1+ CD4 T细胞的频率均增加(图2F”)。低qHBsAg组CHB患者外周血中CD4+KLRG1+细胞比例显著高于高qHBsAg组。如图2G-G'所示，与高qHBsAg患者相比，低qHBsAg患者KLRG1+ CD4细胞中颗粒酶B和穿孔素的表达增加约2-3倍，进一步证实了qHBsAg的丢失可能与CD4-CTL的出现有关。RNA velocity 分析表明，FC患者CD4-CTL的出现和增加很可能是由naïve CD4细胞分化而来(图2H)。轨迹分析也揭示了CD4-CTL和传统CD8 T细胞之间存在明确界限。作者鉴定了两种CD8 T细胞亚群：一种细胞主要在CHB中，也产生耗竭的CD8 T细胞，以PDCD1、LAG3和TIGIT的表达为标志(图2C, D)。FC的标志是耗竭的CD8 T细胞簇明显消失。剩余的CD8 T细胞亚群向NKT和cNK细胞转变。在CMV暴露的情况下也观察到类似的观察结果，CD8 T细胞表现出先天样特征，这归因于BCL11B表达缺失。cNK和NKT细胞簇在FC患者的LR-NK细胞中增加，这表明从CD8到NKT或cNK到LR-NK的转变可能促进固有免疫激活状态。总之，这些数据表明存在与CD4-CTL表达效应蛋白(PRF1, GZMA, IFNG, TNF)和通路(如IL2, STAT5)相关的适应性免疫应答改变。也强调了T细胞的可塑性以获得先天样特征功能。图2 FC患者表现出Tregs缺失、CD8 T细胞耗竭以及cd4相关适应性免疫反应的出现抗原特异性CD4 T细胞在FC患者中作为病毒清除的关键调节因子接下来，作者利用流式细胞术全面表征并比较了在CHB患者(n=17)和FC患者(n=6)肝脏和PBMCs中发现的CD8和CD4 T细胞群的表型。HBV DNA水平和qHBsAg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组织驻留(CD69+) CD4和CD8 T细胞显示了记忆样T细胞(CD127+)频率的增加，以及衰老(CD57+)和终末分化(HLADR+)标志物的丧失。这些观察结果再次表明，不仅在免疫表型变化的稳健性方面，而且在两种组织类型(肝脏与PBMCs)之间观察到的模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耗竭和衰老的丧失，加上记忆样T细胞的增加，提示FC患者在缺乏病毒抗原的情况下，CD4和CD8 T细胞的效应表型和增殖能力增加（补充图1C-E）。这些观察结果表明，FC患者耗竭和衰老的丧失，加上记忆样T细胞的增加，提示FC患者在缺乏病毒抗原的情况下，CD4和CD8 T细胞的效应表型和增殖能力增加。补充图1在HBV感染的自然史中，HBV特异性T细胞，尤其是CD8 T细胞与病毒控制相关。作者询问HBV特异性T细胞应答在CHB和FC患者之间是否有差异。利用酶联免疫斑点技术（Enzyme Linked Immunospot Assay,  ELISpot）对HBV特异性T细胞进行去卷积，发现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FC患者的HBV特异性T细胞应答均具有肽-特异性（peptide-specific）。通过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进行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出现FC的患者中，HBV特异性T细胞主要包含在CD4 T细胞群中，而HBs-特异性CD4 T细胞的出现频率高于相应的CD8 T细胞(图2I)。在所有CHB患者中均发现了核心和HBx-特异性CD8 T细胞，但频率较低(无论qHBsAg水平如何，图2I)。FC患者的pol和HBs特异性CD8 T细胞明显增加。HBV特异性CD4 T细胞(主要是pol和HBs特异性)只在出现FC的患者中观察到(图2I)，这提示在功能性治愈的长期维持中，某些肽-特异性（peptide-specific）T细胞的稳健效应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肝内NK细胞在FC患者中表现为启动状态除了CD4-CTLs的增加外，FC患者还表现出经典固有免疫应答的增加。肝脏scRNA-seq数据的分析显示，LR-NK细胞显著增加(图3A-A′)，这些细胞被认为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参与与各种类型细胞的信号相互作用(如招募DCs到炎症部位，促进抗原交叉呈递，从而重塑肝脏环境。FCGR3A+传统NK (cNK)细胞直接参与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并且可促进抗病毒T细胞应答，在FC患者中也显示出轻度增加(图3A-A′)。LR-NK细胞和cNK细胞的免疫效应功能均增加，并具有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分泌特异性（图3B-C）。此外，肝脏中流式细胞术分析显示，随着qHBsAg水平的下降，CXCR6+ CD69+ NK簇逐渐富集(图3D)。在FC患者中，这些细胞中激活性受体(NKp46、CD38、NKG2D和TRAIL)的表达升高和抑制性受体(如PD1和TIM3)表达降低(图3D’-D’’)。在早期的研究中已经报道过CXCR6+ CD69+ NK细胞是scRNA-seq分析中确定的LR-NK细胞的代表。也就是说，部分FC患者的LR-NK细胞还表现出其他抑制性受体的中高表达，如PD1和LAG3(图3D’-D’’)。基于这些标志物，作者确定了CD69+ CXCR6high CD16-(图3D' )和CD69+ CXCR6low CD16+(图3D' )细胞亚群，这些细胞随着HBsAg水平下降而出现，并在FC中富集。作者还发现了另一个由CD69+CXCR6- CD16-标记的细胞群，该细胞中qHBsAg水平较低(图3D'-3D'')。总之，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数据表明，组织驻留的NK细胞的效应细胞毒性功能必须被活化和抑制受体的平衡表达仔细调节。图3 FC患者表现出肝内NK细胞的预激状态FC患者肝内髓样环境重塑为免疫活跃状态以上数据表明FC患者的肝脏逐渐向免疫激活状态转变。为了了解患者的全身免疫反应，作者通过Luminex分析了血浆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可溶性受体。血浆分析显示，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IL -1 β， ENA-78 (CXCL5)， BAFF和MCP-1 (CCL2)逐渐增加，而qHBsAg水平降低。其中，ENA-78是一种上皮中性粒细胞吸引蛋白，已知由内皮细胞产生，募集中性粒细胞、T细胞、B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到肝脏，这表明FC患者的低度炎症。中性粒细胞是构成抵御病原体第一道防线的肝内髓系细胞群的关键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性粒细胞可作为固有免疫的长期调节剂，并在病毒感染和消退期间改变免疫环境中发挥作用。因此，作者探索了中性粒细胞的性质和组成在CHB和FC患者的全血和肝室中的变化。如图4A和A'所示，FC患者的全血总体中性粒细胞频率较低。然而，cluster 4(图4A和A′′cl4)显示的成熟亚群似乎在FC患者中频率增加。在不同的全血中性粒细胞亚群中， FC患者的中性粒细胞募集标志物(如CXCR2、CXCL8、CEBPB、NCF和NAMPT)总体下降。然而，在FC患者中，全血cl4中性粒细胞显示出高水平的DUSP1、PTGS2、CEBPB、ISG15、IFIT3、IFITM1和IFITM3的表达(图4B)。与CHB患者相比，FC患者上调的通路显示了通过NFkB、干扰素应答、细胞因子产生的调节、对病毒和模式识别受体通路的应答增加(图4B'和B')。FC患者的肝室中中性粒细胞数量高于CHB患者(图4C-C”)。中性粒细胞的富集可能是由于在肺部疾病和其他组织中经常观察到的中性粒细胞浸润和边集现。此外， 中性粒细胞和内皮细胞的CXCR4-CXCL12相互作用增加，CXCR1/2-CXCL2相互作用减少(图4D)，这意味着在功能治愈的患者中，中性粒细胞运输增加，并且它们长期驻留在肝脏内。FC中性粒细胞中干扰素刺激基因(ISG)的减少表明，它们可能不再积极地参与诱导先天应答(图4E)。然而，这些细胞在病毒再激活过程中反复暴露的情况下，仍有能力分泌关键细胞因子给信号效应细胞(CD4/CD8 T细胞，NK细胞)以清除病毒。此外，作者还分析了MacParland等人整合的健康肝脏中的髓系细胞中炎症基因的表达，并将其与作者自己的scRNA-seq数据进行了比较。FC患者的髓系细胞显示出不同水平的促炎和免疫活性基因(IL1B, TNF, IFNG, TGFB1, NFKB1, IL6和CD80)，而抗炎基因，如IL10的表达似乎在FC患者中比CHB和健康肝脏低得多。此外，髓系细胞的单细胞谱也提示，FC患者的肝脏环境发生了明显的重塑，转变为免疫活动状态。流式细胞术分析证实，FC患者肝脏内的CD14+促炎单核细胞增加，表明存在低级别免疫应答的生态系统。CellPhoneDB分析显示，DC2和FOLR2/VSIG4 KC群体与CD4-CTLs和记忆样CD8细胞均显示出稳健的相互作用(补充图2E-E”)，因此提示它们在诱导主动免疫应答方面的假定功能。总之，这些数据强调了髓系细胞在调节从抗炎环境向免疫活性环境的转变方面的重要功能，其机制可能是通过FOLR2/VSIG4 KCs调节增加的病毒抗原呈递和效应细胞的再教育。重要的是，这些结果强调了中性粒细胞作为FC患者持续病毒清除的重要介质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支持增强的固有免疫反应可能在实现功能性治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假设。补充图2图4 FC患者肝脏内存在边缘中性粒细胞图5 功能性治愈患者肝细胞中MHC II类分子表达增加FC患者肝细胞表达MHC-IIFC患者肝脏中的免疫细胞谱显示肝脏环境中存在促炎开关，通过LR-NK，cNK和中性粒细胞增加固有免疫应答；通过特异性KCs促进CD4和CD8 T细胞的抗原呈递；以及CD4-CTLs的出现，这些CTL可以被促炎刺激(IL2, TNF, IFNG)激活，并由KC培养。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在功能性治愈患者中，CD4-CTL或HBV特异性T细胞如何有效靶向呈递病毒抗原的肝细胞。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成功地从15例CHB和8例FC患者中提取了足够数量的肝细胞(n~1850)。肝细胞亚群(图5A-A′′)似乎与FC患者特异性相关。除了HLA-A、HLAB和HLA-C表达外，MHC Il类分子(包括HLA-DPA1、HLA-DPB1、HLA-DRA、HLA-DRB1、CD74和CTSS)也高表达(图5B、C)。总体而言，与CHB患者相比，FC患者中MHC I/MHC ll值较低的肝细胞数量较多。据报道，干扰素治疗可在体外肝细胞(HepG2-NTCP和PHH)和体内小鼠模型中诱导MHC Il类分子表达。通路分析显示，在MHC ll高的肝细胞中，细胞质翻译、抗原呈递和处理、凋亡、白细胞分化信号和淋巴细胞活化等增加(图5D)。在CellPhoneDB分析中，与CHB患者相比，FC患者中肝细胞与LR-NK或CD4-CTLs之间的HLA-C-FAM3C、EGFR-MIF、EGFR-COPA的相互作用减少，而XCR1-XCL1/2、HLA-DPA1-TNFSF9、CD74-COPA、CD74-MIF的相互作用增加(图5E-F)。即使在NUC+/-IFNa治疗后HBsAg仍然为阳性的患者(表1)，与FC (Sloss)患者相比，MHC Il基因(HLA-DRA、HLADRB1、HLA-DPB1)的表达显著减少(图5G)。与此同时，与FC患者相比，接受治疗的非sloss (NSLoss)患者还表现出功能障碍、耗竭的CD4-CTL其效应蛋白(如GZMA、PRF1和TNF)的表达水平较低(图5H)，同时检查点基因(包括PDCD1)的表达水平显著较高(图5H’)。总之，MHC ll高的肝细胞与LR-NKs细胞和活化的CD4-CTL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可能触发靶向免疫应答，从而维持对CHB的长期控制。作者猜想是否有低水平的残留HBsAg由整合DNA合成，或极低水平的残留活性cccDNA可能被anti-HBs抗体掩盖，因此不容易被qHBsAg检测法检出。通过数字微流控PCR对FC患者进行的病毒学研究显示，与CHB相比，FC患者的肝活检中cccDNA水平低50倍，但持续存在(图6A)。此外，尽管FC患者的cccDNA、HBV DNA(图6B)和3.5kb HBV RNA水平较低，但FC患者的3.5kb HBV RNA与cccDNA的比值与CHB患者相似(图6 C-D)。此外，利用HBV-bait捕获富集的病毒序列的单细胞cDNA扩增(sccDNA)证实了数字微流控PCR的结果(图6E-H)。具体来说，在映射到与患者匹配的病毒基因型(图6E-H)后，病毒转录本在CHB(图6E, F)和FC(图6G,H)肝细胞中均有表达。正如预期的那样，从FC样本分离的肝细胞中病毒转录水平比CHB低100-1000倍。总之，这些数据表明，FC患者的残留cccDNA可被积极转录，以支持少量肝细胞内低水平的持续病毒复制。图6 FC患者肝细胞内存在低水平的cccDNA和病毒转录物总结在这项工作中，作者使用了多种方法包括单细胞测序、流式细胞术、ELISpot、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等等，主要研究了乙肝患者不同治疗结局中的免疫病理标志以及潜在的机制。文章的亮点之一就是数据，作者的患者数据非常丰富,不仅有不同乙肝患者而且测了肝脏组织以及样本匹配的PBMCs。通过单细胞分析肝组织和相匹配患者的PBMCs中疾病相关细胞状态研究，以此来为非功能性治愈患者的潜在机制提供新的见解。另外的一个亮点是，虽然文章以生物信息分析为主，但使用了非常多的湿实验手段，来证明生信分析的结果。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生物制品微信群！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版权声明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这项研究阐明了miR-155介导的MGnD调节机制，以及IFN-γ响应性前MGnD对AD小鼠神经退行性病理和保持认知功能的有益作用，突出了miR-155和IFN-γ作为AD潜在治疗靶点的可能性。 阿尔茨海默病（AD）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之前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了多个与先天免疫通路调节相关的AD风险基因[1-3]。小胶质细胞是大脑中的先天免疫细胞，能够通过促炎和吞噬功能促进神经退行性病变。 小胶质细胞可以分为稳态（M0）和神经退行性小胶质细胞（MGnD）两个类型，但对于MGnD的功能和在AD发病机制中发挥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楚。 在上周的《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哈佛大学医学院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4]，他们发现，小胶质细胞的microRNA-155（miR-155）缺失可以通过干扰素-γ（IFN-γ）信号诱导前MGnD响应，并且增强吞噬功能和对β淀粉样蛋白（Aβ）斑块的压缩，减少营养不良性神经突，增强对突触的保护，改善认知功能。 研究团队此前已经发现过，在MGnD中，miR-155可以被TREM2-APOE信号通路激活[5]，miR-155的全身缺失会加速小鼠Aβ的沉积[6]，而小胶质细胞特异性缺失则会增加溶酶体中Aβ1-42原纤维[7]，表明miR-155可以调节Aβ的降解。 在这次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确定了小胶质细胞miR-155的功能，研究人员对AD模式APP/PS1小鼠小胶质细胞的miR-155进行了条件性敲除（cKO）。 8月龄miR-155 cKO小鼠相比野生型小鼠，M0稳态基因表达显著减少，雌性尤为明显，而相比4月龄APP/PS1小鼠，MGnD基因表达显著增加，同时M0基因表达被抑制。APP/PS1小鼠相比野生型小鼠表达增加最多的20个MGnD基因在miR-155 cKO小鼠中进一步大量增加。 20个MGnD基因在miR-155 cKO小鼠中表达增加更多 APP/PS1与miR-155 cKO小胶质细胞间共享的差异化表达基因与IFN通路增强有关，表明IFN通路是小胶质细胞对远期病理变化的早期响应。miR-155 cKO小胶质细胞表达增加的基因与吞噬作用、抗原呈递和细胞对IFN-γ的响应有关。 利用单细胞测序计数，研究人员从4月龄APP/PS1与miR-155 cKO小鼠大脑中分离出了M0、前MGnD和MGnD三类细胞，他们注意到，相比APP/PS1小鼠，miR-155 cKO小鼠的前MGnD规模更大，前MGnD的特征基因表达也明显更高。 前MGnD中的早期和晚期IFN-γ响应性前MGnD表现出Stat1、Isg15、Ifi204、Irf7、Ifit1和Ifit3基因表达增加，与之前发现的IFN响应性小胶质细胞非常相似。早期前MGnD保留了M0基因的高表达和MGnD基因的低表达，晚期前MGnD则更多的表达MGnD基因，降低了M0基因的表达。 伪时间分析确认，通过IFN-γ响应，小胶质细胞可以从稳态转换到MGnD，而miR-155敲除增加了前MGnD状态的规模和免疫响应。 小胶质细胞由M0向MGnD的转换的轨迹 这种转变对AD病理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研究人员发现，4月龄miR-155 cKO小鼠大脑中Aβ斑块数量和面积显著减少，但8月龄的却没有这种变化。在4月龄miR-155 cKO小鼠中，MGnD对Aβ的吞噬作用显著增强，这可能意味着，miR-155 cKO MGnD对疾病早期的Aβ斑块更敏感。 不但如此，miR-155 cKO MGnD还改变了Aβ斑块的形态。此前有研究[8]发现，小胶质细胞可以紧紧裹住早期形成的淀粉样纤维和斑块，压缩并且让它们与外界“绝缘”，而存在功能障碍的小胶质细胞包裹能力下降，斑块变得松散，触碰到了更多相邻的神经突，将自身毒性扩散了过去，导致了周围也发生神经炎性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和营养不良性神经突。 然而！miR-155 cKO小胶质细胞重新恢复了压缩和绝缘功能，限制了Aβ的毒性扩散。 这种保护作用恢复的外在表现体现在，miR-155 cKO小鼠大脑皮层中斑块周围区域的突触数量明显增加，8月龄miR-155 cKO小鼠的认知功能改善，在Y迷宫实验中，自发交替任务相比普通APP/PS1小鼠完成得更好，对迷宫中未探索过的新臂探索增加，意味着功能性识别记忆能力的恢复。 8月龄miR-155 cKO小鼠（红）的表现显著强于同龄APP/PS1小鼠（蓝）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阐明了miR-155介导的MGnD调节机制，以及IFN-γ响应性前MGnD对AD小鼠神经退行性病理和保持认知功能的有益作用，突出了miR-155和IFN-γ作为AD潜在治疗靶点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Efthymiou A G, Goate A M. Late onset Alzheimer’s disease genetics implicates microglial pathways in disease risk[J]. Molecular neurodegeneration, 2017, 12(1): 1-12. [2] Lambert J C, Ibrahim-Verbaas C A, Harold D, et al. Meta-analysis of 74,046 individuals identifies 11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Alzheimer's disease[J]. Nature genetics, 2013, 45(12): 1452-1458. [3] Kunkle B W, Grenier-Boley B, Sims R, et al. Genetic meta-analysis of diagnosed Alzheimer’s disease identifies new risk loci and implicates Aβ, tau, immunity and lipid processing[J]. Nature genetics, 2019, 51(3): 414-430. [4] Yin, Z., Herron, S., Silveira, S.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 protective microglial state mediated by miR-155 and interferon-γ signaling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Nat Neurosci (2023). https://doi-org.libproxy1.nus.edu.sg/10.1038/s41593-023-01355-y [5] Krasemann S, Madore C, Cialic R, et al. The TREM2-APOE pathway drives the transcriptional phenotype of dysfunctional microglia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J]. Immunity, 2017, 47(3): 566-581. e9. [6] Readhead B, Haure-Mirande J V, Mastroeni D, et al. miR155 regulation of behavior, neuropathology, and cortical transcriptomics in Alzheimer's disease[J]. Acta neuropathologica, 2020, 140: 295-315. [7] Aloi M S, Prater K E, Sopher B, et al. The pro‐inflammatory microRNA miR‐155 influences fibrillar β‐Amyloid1‐42 catabolism by microglia[J]. Glia, 2021, 69(7): 1736-1748. [8] Yuan P, Condello C, Keene C D, et al. TREM2 haplodeficiency in mice and humans impairs the microglia barrier function leading to decreased amyloid compaction and severe axonal dystrophy[J]. Neuron, 2016, 90(4): 724-739.

关注并星标CPHI制药在线       干扰素（interferon IFN）是一类重要的细胞因子，能直接参与上皮细胞的抗病毒免疫反应，介导天然免疫应答诱导 IFN 刺激基因（interferon stimulated gene，ISG）的表达，从而使机体快速建立针对病毒侵染的天然免疫防线。根据干扰素结构特点，结合受体和生物活性，人干扰素可分为3类，即Ⅰ、Ⅱ和Ⅲ型干扰素，其基因分别位于人9p21-22、12q24.1和19q13.13 染色体。在人类三种类型的干扰素中，Ⅰ型干扰素主要包括 IFN-α，IFN-β等20种亚型，Ⅱ型干扰素只有 IFN-γ，Ⅲ型干扰素包括 IL-29 ( IFN-λ1) 等 4 种亚型。大多数被病毒感染的细胞都可以产生Ⅰ型干扰素，分泌的 IFN-α/β 可与邻近未被感染的细胞上的共同受体结合并启动旁分泌信号级联反应。Ⅰ型和Ⅲ型干扰素被认为是经典的抗病毒干扰素，α 型干扰素是临床治疗抗病毒的主要亚型，主要分为α-1b、α-2b、α-2a 等亚型。近期研究表明，Ⅲ型干扰素与黏膜免疫有重要的关系，而IFN-γ 也具有良好的病毒抑制特性。       干扰素抗病毒作用机制       干扰素激活分子在病毒复制周期的许多阶段表现出抗病毒活性，包括病毒进入、转录、RNA 稳定性、翻译、成熟和释放等阶段。这种作用是在抗病毒基因表达的调节下进行的。       ①病毒的附着和进入。HPSE 是一种编码乙酰肝素酶的干扰素诱导基因（ISG），HPSE 的异位表达可广泛抑制甲病毒、黄病毒、副粘病毒和诺如病毒。病毒进入是多个ISG 靶向的阶段，IFITM 蛋白质是经典的 ISG，可破坏多种包膜病毒的进入，IFITM 蛋白将病毒颗粒运输到降解溶酶体中，可有效地阻止病毒的进入。CH25H 是一种干扰素诱导酶，可将胆固醇转化为25-羟基胆固醇(25-HC)，25-HC 膜扰动功能抑制病毒进入。最近发现的靶向病毒进入的 ISG人类核受体辅激活因子 7 ( NCOA7) 可以结合液泡H + -ATP 酶，促进囊泡酸化和内吞物的降解，从而抑制通过内吞作用进入细胞的多种病毒的感染。此外，在病毒基因表达开始之前的进入后病毒过程也可以被 ISG 干扰，以及某些ISG 还能特异性地阻断病毒通过核孔复合体。       ②病毒基因组的扩增。IFI16是一种 IFN 诱导的 DNA 传感器，被证明可以干扰人类巨细胞病毒基因的转录。RBBP6 是一种泛素E3 连接酶，RBBP6可直接与埃博拉病毒 VP30 蛋白相互作用，从而阻止VP30与病毒NP 蛋白的相互作用并干扰病毒转录。干扰素能强烈诱导2-5A 寡合成酶/核糖核酸酶L系统，核糖核酸酶L被双链 RNA 激活可降解所有单链 RNA，从而抑制病毒复制。       ③病毒蛋白质的翻译。在病毒复制周期中，干扰素通过多种机制靶向病毒蛋白翻译。干扰素通过PKR 基因启动子中的 ISRE 和 GAS 刺激蛋白激酶 R( protein kinase R，PKR) 的表达，进而将翻译起始因子 eIF2-α 的51位Ser 磷酸化。eIF2-α-GTP 是启动病毒翻译所必需的。eIF-2B从每轮翻译起始后回收 eIF2-α-GDP，进行鸟嘌呤核苷酸交换，产生eIF2-α-GTP。然而，eIF-2B优先与 eIF2-α 的磷酸化形式结合。因此，eIF-2B 的细胞储备被隔离在非活性复合物 eIF2α-GDP-eIF-2B中，从而快速抑制病毒蛋白的翻译。此外，PKR 还通过调节 STAT1 的丝氨酸磷酸化和 IκB 的磷酸化，从而激活NF-κB 依赖性基因，在细胞增殖、肿瘤抑制和信号转导中发挥作用。IFIT 家族(包括人类的 IFIT1、IFIT2、IFIT3和IFIT5) 利用多种机制靶向病毒蛋白的产生，如结合 eiF3C 或 eiF3E 以抑制翻译起始。       ④病毒颗粒的组装和释放。病毒复制周期的后期包括病毒粒子组装、运输和从细胞中释放。与病毒复制周期的早期阶段相比，针对这些步骤的 ISG较少。Tetherin 是一种跨膜蛋白，可以将萌芽病毒粒子锚定到细胞表面并阻止它们释放。CNP( 2-环核苷酸-3-磷酸二酯酶) 结合Gag 并抑制 HIV-1颗粒组装。鸟苷酸结合蛋白 5( GBP5) 阻碍病毒包膜糖蛋白组装病毒粒子。另外，Ⅰ型干扰素作为抗病毒细胞因子发挥作用。IFN-α 激活 NK 细胞，进而破坏病毒和其他靶细胞，增加 B 细胞的增殖，B 细胞分泌抗病原体的抗体，通过上调表面细胞MHCⅠ类分子的表达，增强CD8+T 细胞的反应。Ⅰ型干扰素还上调 IL-12Rb，增加 MHC Ⅱ类分子的表达。IFNα-1b 可以增加单核细胞 MHCⅡ抗原的表达。炎症性干扰素信号促进和调节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发育、成熟和刺激能力。这些效应促进抗病毒抗体的产生，限制病毒复制以限制系统性病毒持续性。       干扰素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自从干扰素产品在我国上市以来，获批的治疗适应症已扩大到几十种疾病，主要包括治疗病毒性疾病和肿瘤。干扰素在治疗皮肤科疾病方面也已得到广泛应用，包括带状疱疹、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寻常疣、扁平疣和皮肤肿瘤等。此外，干扰素在抗炎症反应以及维持机体生理动态平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皮肤科疾病。2021年《中国尖锐湿疣临床诊疗指南》强烈推荐皮损内注射干扰素，证据等级为A ，2020 年欧洲皮肤病与性病学会发布了《生殖器传染性软疣管理指南》，将干扰素作为免疫抑制剂，2019 年《带状疱疹临床路径》中推荐干扰素作为免疫增强剂，2018 年德国颁布的《HPV 感染及其相关病变的诊疗指南》中将 IFN-α(局部用或病灶内用药)作为首选治疗方案之一。2014 年发布的《英国肛门-生殖器疱疹指南》提及有证据显示三氟胸苷单独或联合 IFN-α 可以治疗耐受性生殖器疱疹。并且，根据现有临床试验来看，IFN-α 也在实际临床应用中显示出了很好的效果。       ②抗病毒药物和免疫调节。作为广谱抗病毒药物和免疫调节剂，干扰素在临床上早已广泛用于治疗各种儿童病毒性疾病，《重组人干扰素α1b 在儿科应用的专家共识》，《手足口病诊疗指南》和《α干扰素在儿科临床合理应用专家共识》等众多指南共识明确阐明干扰素可用于小儿病毒性肺炎、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和毛细支气管炎等。       ③肝病治疗。α-干扰素是治疗慢性活动性乙型肝炎的首选药物，2019 年《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推荐 PEG-IFN-α 和 IFN-α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干扰素也是治疗丙型肝炎的有效药物之一，可抑制急性丙型肝炎转化为慢性丙型肝炎。       ④治疗SARS-CoV-2。干扰素吸入给药能够以更小的剂量实现高气道暴露，快速达到肺部起效浓度，减少全身副作用。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多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均提出可用 IFN-α 雾化吸入进行抗病毒治疗，在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中阐明抗病毒治疗可单独用 IFN-α，成人每次500万U或相当剂量，加入灭菌注射用水 2mL，2次/d，雾化吸入，疗程不超过 10 d。此外，IFN-α 还可与利巴韦林联合应用。       此外，干扰素能够通过抗细胞增殖，免疫调节和抑制肿瘤血管形成等方式对肿瘤生长起到抑制作用，临床主要用来治疗白血病、淋巴瘤、Kaposi肉瘤，黑色素瘤、肾癌、多发性骨髓瘤等。干扰素也可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       干扰素是我国第一个投放市场的基因工程药物，自1986年美国FDA及1989 年我国SFDA 批准投放市场以来，干扰素的治疗适应症逐年扩大，目前国际上批准的治疗适应证已有数十种，取得了重要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作为机体免疫调节和抗病毒物质，干扰素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干扰素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示，我国目前批准干扰素相关产品有92个，型别包括 α-1b、α-2a、α-2b和 γ，以及长效干扰素 PEG-IFN-α2b。剂型包括注射液、滴眼液、阴道泡腾片、乳膏、软膏、凝胶、喷雾剂和栓剂。PEG-IFN-α2a、PEG-IFN-α2b、IFNα-1b、IFNα-2a 和 IFNα-2b 等已进入了 2020 版国家医保目录，这一举措显著降低了老百姓的看病成本， 切实保障了人民健康。       参考资料       [1]郑丽舒,段招军,罗迪贤,陈宏翔,邓启文,侯云德.干扰素的发展历史、现状与展望[J].皮肤科学通报,2021,38(06):479-484+1.       [2]庞立丽,段招军,罗迪贤,陈宏翔,邓启文,侯云德.干扰素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J].皮肤科学通报,2021,38(06):485-491+2.       [3]金丽,苏强,周建华,马忠仁.Ⅰ型和Ⅲ型干扰素抗病毒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J].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2021,34(04):481-486.      智药研习社近期课程报名来源：CPHI制药在线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制药在线立场。本网站内容仅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文章来源和作者。投稿邮箱：Kelly.Xiao@imsinoexpo.com▼更多制药资讯，请关注CPHI制药在线▼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智药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