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陈克勤2010年的春天,在上海人民公园著名的“相亲角”不远处的假山石上,三位生物医药的老兵正在忙着开公司第一次创业会。和那些为儿女相亲的父母们一样,他们也在讨论组建一个新家庭:一个大型生物医药公司。这家还在讨论中的公司,后来成为中国制药企业的领航企业——信达生物。坐在假山上讨论的三位,就是俞德超(Michael)、Scott Weelright和我。去BioBAY造一艘生物航母Michael和Scott曾经共事过,早就认识。而我是第一次由富达基金介绍与他们两位见面。当时全球生物制药刚兴起,中国还没有大型的生物反应罐,而美国和韩国都已开始建造五万升到十万升的巨型罐。我们的判断是全球对生物药的需求巨大,而一场生物药产能的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展开。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这么大体量的企业在哪里有条件建造。当时,上海张江已经先行一步,几家做生物药CDMO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正在上马。虽然当时行业还是一片蓝海,但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很早就注意到苏州BioBAY已经拥有了创新企业可以落地生根、成长结果的土壤。我当时还在一家苏州的创新公司任CEO,对BioBAY的状况还算是比较了解。那里已有4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但规模都比较小,最大的也仅有400~500 员工。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崭新的生物制药的概念,这是一般生物技术公司不敢设定的企业目标——要为BioBAY建造一艘生物制药航母。如此宏大的计划,对资金量和各路人才的需求量是一般初创公司不可比拟的。我们的想法也得到了富达基金的首肯,两位早期帮助我们创建信达的投资经理非常支持我们的设计蓝图:从全球战略出发的生物药企业。建立国际合作为了让苏州政府了解这个规划,我在上海举办的一次苏州政府招商大会上花了两个小时找到市委书记,向他介绍了我们的计划。很快这一计划被苏州工业园区接受了,并获得了园区在资金、土地和早期企业经营上的支持。我们需要很大的资金量,就算在当时,要获得如此量级的投资也是不容易的。经过我们与园区各方面负责人多轮交流之后,双方最终达成合作协议,厂房和中试车间、研发大楼及所需的土地由园区解决,资产归园区,整体设计由我们团队负责完成。这样保证了厂房和研发大楼符合国际一流的开发、生产和中试标准,这样的设施可根据将来的商业方向,做自主研发、生产、外包研发生产,也不排除被跨国制药公司并购的可能性,但一个必要条件是国际一流标准。我们不仅注重硬件的高标准,还注重创新企业第一梯队的培训。不少员工不说没理解国际标准的原则和执行,甚至连大型生物公司生产线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没有概念。于是我们每周举办内部培训班来提升员工的能力,还组织了关键工程人员去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考察,让核心团队成员知道他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明天我们要创建的。公司管理层培训会议就这样,建造生物航母的概念不仅在几位创始人中趋向成熟,也在早期团队传播开来。我们将理念和每天具体工作联系起来,团队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就大不一样。信达创业的起点与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要做生物制药的第一,靠打造小舢板去跟万吨级的大船竞争是不可能,唯有建造航母,才能让我们脱颖而出。我又举出之前在苏州参与成立公司作为例子,让园区认同我们的能力和巨大潜力。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肯定之后,他们不但提供空间、财政和生产硬件的支持,还给到我们人才方面的大力支持,使我们很快形成了一支接地气、又有国际眼界和强大执行能力的合作团队。就这样,我们几个创始人放弃可以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选择在当时BioBAY 园区内唯一的如家小旅馆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融资任务我们最开始与富达基金联手做信达这个项目的时候,富达承诺500万美元作为起始基金,但这远远不够造一个反应罐。于是,我们制定了融资战略,去找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和跨国制药公司的基金。我们几个创始人在这个行业中也认识了不少投资人,三人花了三周时间在上海见了尽可能多的投资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走访了5家。有些投资人见到我,就开玩笑说“你怎么又来融资了,也真会烧钱,而且越烧越大啊,现在钱可没有过去那么好拿了。”融资始终是我们创业者的任务, 不论是有几个亿在账上,还是面临资金的寒冬。外界看我们都认为信达很幸运,财大气粗,不用担心钱就可以创业。但其实我们也是如履薄冰,担心把钱用来造房子,又要用来开发新药,万一做到一半资金链断了,公司搞不下去,厂房成了烂尾楼,怎么办。园区得知这一消息,对我们说你们现在不把地拿下,把房子造好,以后没有可能再拿到这片土地。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园区终于同意把价值几个亿的最好的一块地拿出来,我们负责设计,而资产归园区。这里原计划是建造地铁出口的。于是,我们从这里一间小办公室开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成了800平米的实验室和办公室,1,000平米的中试实验室,另外还有近20,000 平米的绿地等待着我们去建楼。两幢生产大楼和一幢研发大楼的设计图纸就放在我们的桌上。我们和园区的协议,让我们在融资时候,可以让投资人不用担心我们会把钱投到基建耗材上去,因为我们已找到了资源建好了必要的硬件,而融到的资金可以全部用于新药开发。我们仔细分析传统的风投,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行业特点不了解,不敢轻易投, 他们要看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或第一只鸭跳入湖中,一头钻进水里吃鱼, 其它在岸边上的鸭子会跟上。而跨国制药公司的基金对行业比较熟,更愿意看具备有整合到他们已有或将形成的新产品链潜力的项目。于是,我们把我们融资重心放到他们身上。一天礼来亚洲基金团队到信达访问。我们的汇报演讲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我们请他们看了信达的正在建造中的中试车间。早、快、高效,这是我们给他们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很快我们得到了礼来亚洲基金的投资,加上富达追加的投资,我们很顺利的完成了下一轮融资。CDMO转向到生物制药不久我们研发方向产生重大改变,CDMO不能做了,必须自己开发新药。我们原来的大型生产计划、大型生物反应器的建造设计都必须改进,还要找到并确定第一个生物药是做什么。那时我们两手空空,原来做CDMO凭借我们三人各自的优势,加上在美国的两个创始人,生产线可以很快上线、出产品。但现在我们进入了一条更难的跑道。做生物仿制药还是做生物创新药,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公司的转型必须改变原有工程计划。由于在做概念设计和工程设计时,我们已开始思考转型的可能性和应对的方案,包括是用不锈钢生物反应器还是当时最先进的可抛弃型的大体量塑料反应袋等问题。所以,在转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手忙脚乱。创业团队的第一梯队我们几个创始人有做CMO、R&D和CRO的背景,这样的结合体的优势让我们能迅速开发一个项目。结合我们的优势和抢占生物制药高地的目标,我们最终选择生物仿制药作为第一个项目。产品定下了,依靠我们已建立了生产细胞株,中试,临床前能力,我们开发速度很快,这也是一个训练培养开发团队、改进完善工艺的过程。同时,我们积极加强与礼来公司项目合作谈判。速度成为信达的标签当时,我们时间很紧,每天工作到很晚,肚子饿了就在附近的小饭店吃一点。回想起那时在诺华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里是不能比的。记得有一次午饭,我偶遇了几位原“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ASBEA)的同学,他们知道我到苏州来创业,都说“你在北京上海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又来趟创业的浑水?”我说,以前创业的规模都还太小,这次来苏州要做一个大的。在信达,早期的创业气氛还是很浓厚的。白手起家的我们在三张拼在一起的写字台上面对面地工作,以便随时交流。这又使我回忆起创建保诺科技的时光。人事第一,是我的一贯的工作方法。不用两周我们的公司就有了7个员工,除了常规的财务、人事、运营、研发外,我们还有厂房设计、建造工程人员并对中试生产设备熟悉的技术人员。初创企业一般都是十几个人,而我们几个星期就有二十多人,这使得信达从创建开始就为将来成为制药公司打好了基础。加上我们在整个策划过程中,已经把我们工业大型化,国际标准和同类产品最高质量的理念都贯彻到设计当中,让信达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比如我们考虑到需要把CMC和bioprocess整合,就把一般实验室和中试实验室一并建了起来。而不是走一步建一个,许多生物技术公司是发展到哪一步,才去考虑建专业团队,购买急用的设备,这样会耽误很多开发的时间。同时,和园区的协议让我们解决了实验室用地的问题,这一切让我们公司从0到1就比其他公司快多了,早期就开拓建立了丰富的产品研发中试管道,为后来产业竞争升级时立于不败之地。很快我们就迎来了信达的第一个里程碑:省药监局将要来现场核查。在接受省药监局来核查中试车间前,公司动员了所有员工打扫清洗所有刚完工的细胞室和车间,大家干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由专业团队检验、纠错,顺利通过了药监局的核查。我们可以用生物反应器来培养细胞供应临床试验了。不久我们厂房和研发大楼的概念设计图也已完成。信达生物研发生产园区开工奠基仪式我依旧记得实验大楼和工厂大楼开始打第一根钻杆那天。那天下着雨,我们在工地上举行了简单的开工典礼,庆祝开工的鞭炮声响彻整个BioBAY。我这时很激动,回想到诺华上海张江研发园区的开工典礼。这两个都是巨大工程,我都是核心成员,见证了工程的初创从一张白纸平地而起,到成为上海张江和苏州BioBAY的两个地标。信达这艘航母要远航啦!点击下方标题,回顾Kevin的创业经历和心得我如何为世界500强企业诺华在中国再创业绩保诺科技是怎样在CRO“红海”里成为后起之秀的?我如何建立了第一个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编辑 | 戴佳凌dai.jialing@PharmaDJ.com 总第2046期访问研发客网站可浏览更多文章www.PharmaDJ.com